域外读书开篇

1991-07-15 05:29
读书 1991年3期
关键词:文书点儿图书馆

桑 晔

域外读书。

域外,最常见的解说是指国外。对北京出身的我,是中国之外吧。

正体写的国字,或被围墙圈着,或通域,鲁迅先生编译的《域外小说集》初版的封面作《或外小说集》,并不是别字。值得讨论的倒是现时在大陆和新加坡使用的简体“国”。一九五六年在北京推出的《简化字方案》的字表,并非发明创造,绝对多数的字源于早已流行的简体或者俗体,其中有些是复古,推新出陈,比方搬出《说文》里的异()、尔()、从(),《字汇补》里的义()和画(),而后字在《礼记》中就是後字的或字。最近还有人写文章怪共产党把“皇后”和“後事”搅不清了,其实得怪孔夫子的。“国”字与上面的绝大多数不同,流行有年的俗体是“国”比“方案”少一个点儿。小时说唱本里的字,除了国,还见过等写法,但没见过“国”字的面儿,恐怕是我读书少吧?徐则敏先生论简体俗字,曾举出一些重新会意构成简字的例子,例如米加占可以是粘,就不必黍加占去黏了;人加本即是体,便不用骨加才可以。他认为国字亦是会意,是口加王。照我领会这意思,恐怕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用墙把皇上老儿保管好即可,犯不着更多费笔墨。徐先生著说时大概也没见过“国”,否则,口加玉凭什么不能是璞呢?是否在一九五六年才替国字添上一个点儿,尚待方家指订;若是,这个点儿加得很中规式——不论《共同纲领》还是《宪法》,新中国是没有王的,只有人民的领袖叫主席。当然不能简化出个“”字来,别的毋论,单说这字长得那德性就叫人烦,上下左右都不痛快。也不能简化成囚,这字早有了,也很叫人不痛快的。有人说或和玉是同音(这里是从古训,或和域相通),那么,国的核心是被挖出来改成形声了;虽有些怪,倒是比另一些人说那玉是代表国玺(玉是玺的半体)易为被人接受些。总之,非要说“国”是形声简字或是半体简字的一种变通,我不是不接受,不接受也没用,但我一直弄不懂在形声、会意、通借、古体、半体、破体、首尾、改体和仿草书这九种方法之外,是否有第十种——把早已通行有年的俗体简字因“可以理解的原因”添上点儿。事关国体或长治久安,替某个字加加减减的事是经常在中国发生的,“蒋匪介石”、“毛犯泽东”之类是很笨的办法,有皇上的年月,干脆给乱党祸国者的名字加个非人的偏旁,比如犬旁,对“圣上”的字号则“敬缺末笔”,表示没有它,万寿无疆,万岁万万岁。搞迷信,没有用,留下来的不过是笑话而已。杨坚封于随,后代北周为君,灭陈,得天下,出了个随文帝。老小子不乐意,觉着好不容易才夺取了政权,当上皇帝就不能再走,把隋字的走之去了,作他的隋文帝。走之没了,朝廷却只历三代,共治不足四十年便“走之”了。李某人登基,号大唐,现如今的老华侨回中国还叫“返唐山”,并没有说“返隋山”的神经病。

读书,无聊才读书,或者说是见着域外的中国人多数不大读书,甚至很多留学生也不读书,成天忙着端盘子扫地赚外汇,活得挺无聊,所以我才读点儿书。

域外是很有些书读的,仅就中文书说,值得念的也太多。比方常常被大众(是他们构成的所谓读书界的多数,若果只靠专业的读书人,作家更没地方抽版税了)挂在嘴边上却不得识见的《金瓶梅》、《九尾龟》等不能说不黄,又不能说没有文学价值的书,如果对版本没什么要求,大城市的公共图书就能借到,好本子,澳洲国立大学的亚洲及太平洋图书馆有几种,其中的一种《金瓶梅》是中国的国家图书馆(即北京图书馆)也没有的。很可惜,这本子在近几年竟弄残了,被撕去了几页插画,另外几个版本也间有佚页缺张,少的都是“洁本”删去的“脏话”。何人所为,馆方是很有数的,但不要我说,怕的是可能影响友好交流,只是静悄悄地改革了自开馆以来施行多年的规矩,不再全部图书开架陈列,有些书刊要和中国的图书馆一样假手出纳员并且签名画押。我所在小城的公共图书馆也在改革,原先只要登记个住址就能办理的借书证,近来变成了要出示足以证明身份的证件,如果借中文书,对不起,请付押金。单收中文书押金,并不能算种族歧视,规定所及的仅是书,不是人,而非华人或华裔的澳洲人,未必是都不懂中文,不借中文书。至于有些炎黄子孙们确实有把公共的书收藏到自己书架的习惯,当然也不算稀罕事儿。曾见某位前音乐家也许她现在还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会员)在相夫亲子之余收集了大概上百本公共图书馆的中文小说,主要是金庸、琼瑶和亦舒,经验是“只借不还,再借不难”,让我不得不猜是她和她的同党促进了澳洲公共图书事业的改革。我不能说英法德意日等文种的书都会依期归还(我家也偶有超期的英文书在大扫除时才匆匆寄回去),但我相信事态并不很严重,至少没谁把图书馆吓得不敢开放,靠罚没金钱来整顿治理。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书,只要稍“历史”一点儿的,在域外看也未必不方便。例如“林彪事件”、“粉碎四人帮”之类的原始资料,通过世界上几家大图书馆和研究机构的合作,汇编整理得有模有样,使用起来很顺手。至于原本是“发至地师级”或“发至省军级”,只要您能念得懂,就算够级了。文革非正式出版物,红卫兵的传单和小报,在北京是几把锁守着的,在这里,只要您不怕头痛,即便是我所在的小城的大学图书馆,也能找出老大的一堆——虽然尘封已久,虽然绝对多数是影本,却终是比没得看强。善本,当然是没法和中国比的,但不是没有,意外一见,不单让人惊喜,而且也有些惋惜。例如《皇明九边考》,明野史载有边陲事的属清廷首予焚禁之列,所以这部书在民国时代即是北平图书馆的善本。一九八六年春我沿黄河故道采访,很想看看这部涉及黄河中上游人事的书,北京图书馆不借,连商务印书馆在抗战前的影本也不能外借。有次在这里的图书馆闲逛,偶然发现它老兄很随便地躺在书架上,端的是嘉靖本。我没借,晚了,没用了。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幸免于火的老书不很多,于是单是经书就烧出了一大批“新善本”。这里的国立大学图书馆有一大堆经,手写、明刻、金陵、草场,全都睡得正香。“洋经”是国家图书馆的一项专藏——它拥有可能收集到的各种版本的中文《圣经》,时间跨度数以百年,乃当今世界之最。可是这批“洋经”还是没有“无产者的圣经”《毛主席语录》的版本多,仅六年(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一年),中国出版的“小红书”即有千种以上的版本——此数字很保守,所据只是我个人的收集所见。杂志和报纸也能看,而且都能看,《求是》和《争鸣》,《中央日报》和《人民日报》全在架子上和平共处着,可惜全到得很慢。

域外,读书,就这样地“域外读书”吧。细想,我们那可爱的国字在或外不是还有个框框,有口的墙吗?那么,骑在长城上看书也真是开心的事儿——而且很符合我这“域外读书”的名目。在这个专栏里,我正是要说些在域外读中文书的事儿。

好,您候着,下期咱们说“官倒”,两个字儿跟一部书,书叫《清史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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