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场，你怎么变得如此丑恶？！

编者按：这是一位普通中学教师的来信，读后不禁令我们掩卷深思，当我们慨叹社会风气、痛斥腐败现象的时候，校园内是否就是一块净土。国家教委对于端正考纪早就有明确的规定，问题在于，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们对考试作弊现象是否有着如同理达老师一样的责任感和危机感呢？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教两班语文，任一个班班主任。平日里钻研钻研教学，处理处理学生日常琐事，繁忙而恬淡、宁静。尽管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争激烈震荡着校园，但素质教育在舆论上愈炒愈热，而应试教育却在实际中越干越实，统考、中考、会考、高考纷至沓来，各种名次表铺天盖地显示着荣耀或屈辱，对此我倒也能够理解——现状复杂，事出无奈。应试也不失为一种公平竞争的形式吧！

近年来，教育界一连串的问题横空出世，兀然而落，尤以考场作弊为甚！怎么办？避开来，难得糊涂；迎上去，山重水复！恬淡随之荡然，代之而来的是无穷的困惑和忧虑。

作弊，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现象

作弊一事，古已有之。科场捉刀，贡闱夹带，并不鲜见。我在几十年的教书生涯中也多次与作弊打交道。不过总的来说，早些年作弊基本上还属于个别行为。正像处理学生日常思想问题一样，处理这种考场违纪行为，或严格管理，或耐心诱导，作弊还是可以得到有效制约的。

这几年调动了几个学校，发现作弊现象越来越严重了，但我仍以惯常的方式看待处置这个问题。1993年我接手一个高二班，原班主任是市里“人民教师”候选人，对学生要求是严格的，班风也比较正派。但期中考试出现了作弊，监考教师当场抓住了两个调换试卷的学生。反复做思想工作，两个学生都作了较彻底的交代。女孩说出在考完的三场中，她都按约定将试卷提供给了前桌。为此，前桌付给她20元酬金。前桌承认作弊始于中考。两个孩子都痛哭流涕。考虑到他们的态度，成绩记零分，没有向学校报请处分。我在班里反复教育：“诚实考试，就是零分，也只是成绩问题；作弊，即使多得1分，也是品德沦落。抄来的每一分，都是自己耻辱的记录。”期末考试，表面风平浪静，刚松口气，化学老师拿着两份试卷来找我：雷同卷！家访，恳谈，承认了：学习好的把试卷传给另一个，全是照抄，，而且9场考试，场场如此！

这次我下了决心，任家长央求也不为所动，也不管其他班是否处置，一律报请学校给了处分。说真的，给那个学习好的女生处分，我也挺不忍心。那是个小组长，工作负责，任劳任怨。她传试卷给同学，大约自认为也是一片好心吧。另一个男生的检查，是我近年来未见的诚实文字，不只是态度，而是对事实的坦述。我为之感动，在宣布处分的同时，我用“年轻人的心是黄金，是水晶”，当着全班的同学表扬了他。同时，我也清楚地看到了后果：这个初中、中考一路作弊上来，分数也还将就的学生，痛改作弊恶习之后，会考沦为全校、很可能也是全区唯一一个5门全不及格的学生。但我也相信，差到如此程度的绝非他一人。原本，靠作弊，他还能维持；如今，诚实了，就一败涂地了。害他的，当然有作弊；表现出的，却是诚实。对照他人，他内心的天平能平衡吗？

情势严峻。为摸清根底，那一年暑假，我在班里搞了一次问卷调查。

调查结果：

1．自诉从未作弊4人，9％；有过作弊行为40人；自诉作弊习以为常5人。

2．作弊史始于小学5人；始于初中22人；始于高中12人。

3．家长坚决反对并予以教育7人，家长一般性说说13人，家长漠不关心甚至怂恿8人。

4．任课教师坚决反对作弊8人，教师态度不一21人，老师暗中支持13人。

5．老师支持的方式有：密集座位，好差间排，埋头阅读，擅离考场，场外放哨，场内指点，提示答案等。

尤其令我困惑的是，作弊竟然在重大考试如中考里广泛存在，而且受到教师、家长相当的怂恿支持——这已不再是单纯个人行为。于是，我将关注投向中考、会考和高考的考场。

重大考试也非净土

1994年中考，学校派我带队去L中学监考。L中学热情招待，中午安排了饭，绝对便餐：包子、啤酒、蒜肠凉粉的冷盘。考点负责人，L中学教导主任说得实在：“学校经济条件有限，招待不周。”话的确诚恳，学校捉襟见肘，历历可见，还要筹措一笔招待费，当时以至现在，我心里都很不是滋味。考场上有两点很触目，一是座位密集，位距绝对小于规定，教室两边都宽宽甩着空儿。其中一个考场仅10名考生，也在教室中央簇成个小方阵。二是考生浮动，左顾右盼，小声交流。几次严厉警告后，便隔三岔五趴到桌上开睡了。对面一个考场，有个考生从未安稳过，伸长脖子四面看，“弊”形毕露，却无人制止。考后两天，一位教师给我带来消息：“L中学学生说你啦。人家说，学校把座位都给我们排好了，一个好的围四个差的。就那大个儿，死盯着我们。听说学校还请他们饭了，该叫他给吐出来！”

在我外出监考的3天，我们学校与中考同步正进行高二会考。我是高二年级组长，回校后，马上听说了会考的一些场景：

考场内一片翻书声，撕开的书页满场传递。有人公然把书摊到试卷上。和监考老师对上眼了，也只嘻嘻一笑。越抄胆越大，监考老师一再连哄带劝：“这是会考，差不多及格就得啦！”场内竟有人离座去抄。先交卷的在考场外面从窗子、后门传递答案，有的把答案贴到玻璃窗上。监考老师忍无可忍，气急败坏大喊：“你们别太肆无忌惮啦！”当场将两个考生记入考场记录。可是，收卷后一经央求，记录一撕了之。

问起为什么竟会如此，担负监考的一位老师说：“我们校长嘱咐了：‘人家是重点中学，不比咱们学生，监考悠着点儿。”问为什么这般特殊照顾，那老师笑笑：“关系学生一辈子呗！”真是好心行方便！

会考不及格，由区教育局组织补考。照理说，各校补考都有带队，顶替代考不大容易，但却大有人在。一位工作人员说：“准考证明明是大胖子，来考的却是小瘦个，轰出去，可好，一会儿来了个女生，太欺负人了！大家一商量，查！揪出一大堆代考的，有个学校十来个。”查了轰了也就完了，带队的责任呢？学校的责任呢？知不知情，有意无意，心照不宣。

代考最多的是体育，体育不及格，不能高考。去年5月，高三测体育，明年轮到高二班啦，我和班里同学凑到场边边看边聊。“你看这1500米跑得多快，高三的真棒！”我说。学生“噢”的乐开了：“领先的几个全是高一田径队的，明年我也找人代……”我跑去找体育教研组长，把代跑的指给他。“是吗？”他很吃惊，“我去问问！”后来一位高一班主任告诉我：“代跑的是我们班的，事先问过体育组。”再后来你明白：哪校不一样？不这样是大傻瓜！裁判只管掐表，谁对照片？说为了各校那桌酒饭，为了彼此彼此，谁愿意较真，谁又敢较真呢？

令人齿冷心寒的事实给我强烈的冲击，我欲求恬淡而不能，在熟人朋友聚谈中不时涉及到这个话题。

作弊心态录

郊区H中学一位老同事对我说：“作弊，都知道，都不管。孩子就靠上中专，改户口闯出这沙土窝。谁家孩子考出去，谁家放鞭炮摆酒席；考不出去的，家长也抬不起头。村挨村，乡靠乡，谁不讲个情分？反正全县统一战线，向外争中专名额呗！咱不干，别人照干，吃亏的不是自家孩子？我们学校死性。有的学校集资给监考送礼，老师对家长说：‘送不送，你们自己看着办！开考前，每个考场讲台上一个红包。有个新老师监得严，刚考两门，校外闯进一个膀大腰圆的壮汉，要拉那老师‘出去谈谈，吓得那老师不敢出门，不敢回家。”

当我说到有的老师竟然怂恿作弊时，X区的一位优秀班主任笑起来：“不是吗？我也和学生说不机灵点儿，不是犯傻吗？胳膊扭不过大腿。”大家都机灵，都不犯傻，于是，自己也加入了“大腿”的行列，该谁去扭它呢？

有位参加中考阅卷的老师说了件新鲜事：一个学生愣把提纲裁下一块，粘到卷子上了，抄都懒得抄了！还有将试卷误钉进提纲的。这些都记录在案了吗？

考场作弊，当然有不少耸人听闻的新闻。1994年高考，某省考点负责人同7名教师集体作弊，由监考将试卷传出场外，安排各科老师场外答题，作答后再送入考场。1995年某省中考试题泄密，答案被反复翻印，考生怀揣答案赴考。同年，高考试卷在密如铁桶的某市监狱内印刷厂被送出来。还有用BP机、大哥大作弊的。国家教委王明达副主任今年4月在端正考纪电话会议上指出，1994年高考19个省查出代考者208人，违纪记录在案人数最多的省为500人。这些理所当然地要受到法纪的惩处。

王明达同志指出：“考场纪律松懈，考生不严格遵守考生规则，主考、监考人员不能严格履行职责，考生集体作弊现象明显多于往年，雷同卷比率增高。”这才是国家级考试——高考的主要症结。若这种松懈是得到教师、学校乃至教育主管部门、主考部门的怂恿、鼓励，那是不是一种严重的渎职、腐败呢？

怂恿作弊：不仅仅是心态

高考巡视、监督都比较严格，但也不见得能解决问题。若考场座位的安排利于作弊，监考员不能去较真，那这样的考试自然也就“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因为，它正给标准化试题大开方便之门。答案5个一组，2B铅笔涂写，黑黑的，一组分明一个星座，一目了然。考前约定，题卡放在桌角，你瞟我，我瞥他。前后桌，脚蹬手捅，支左腮A，支右腮B，拉左耳C．拉右耳D。瞅空回头就一片答案。1991年以前AB卷，题序不同，作弊有难度；改用AB卡，考务方便，作弊也方便了：不过你横我竖，这“密码”也太容易破译了。经过1992、1993两年总结、传播，1994年考场作弊开始泛滥，当在情理之中。

结果显然，绝非少数的试卷分数比例畸形。我手头有一份1994年B市高考××××20802考号的分数单。其中：外语客观题84分（满分90），主观题1分（满分60）；化学客观题77分（满分84），主观题3分（满分66）。这位教师公认中专都考不上的考生，居然上了大学本科。我曾就此询问过考试中心一位负责人，回答是：“对这类试卷，原则是有告发就查处。今年就在查处G省一个考生，是招生办负责人的儿子。”我有些不懂，这怎么和我们学校差不多呢？所有的分数不是首先由主考部门的计算机经过并再三核实吗？再一想也理解：分数畸形也不能就断定是作弊呀，情况多了；随着考纪松弛，主观题也未必不能捞一把；再说，主观题得零分1分的毕竟是少数，其余的也同样有方便之门呀？难!

容易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位教导主任对我说：“查到作弊，较真就要记录，报上去给区里抹黑，局长能高兴？再说，斜眼摸耳朵，没有实据，谁愿意写旁证得罪人，还是息事宁人吧！”

孩子的心洁如水晶，我太珍爱这些心灵了，不忍心、不甘心他们被扭曲，被玷污。我尝试着反映这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结果却更令我困惑。

我将自己做的调查送给一家教育刊物。一位熟悉的主编，淡淡婉劝：“这事太敏感，难发；我看，你也算啦！”

我曾想在自己忝居其位的地方政协会上去讲，知心的同事告诉我：“要是不想在这儿呆了，你就讲！”但我还是在一次教育问题研讨会上讲了。那次会上大家都在讲着教育的艰难，中心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钱！我说：“就我国现状，教育投入再多，一时也赶不上日本、美国。话说回来，硬件上去了，教育就一定能上去吗？我们软件的问题更严重吧？”接着我就谈了作弊问题的严重现状，引起了众多委员的共鸣。教育局党委书记当场表态：“这个问题我们自己就能解决。”但会后简报对此只字未提，事隔一年，未见任何举措。

但我决心还要讲。

难道我们真要循

“弊”而“毙”吗？

作为一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不能无视这种状况肆无忌惮地泛滥下去。为此，近年来我曾数次写信向有关主管领导和部门反映，并联合家长向全市考生提出反对考场作弊的倡议。但是，在宽严不等的考场，在优劣悬殊的座位环境下，作弊仍细密无声地进行着。而考场记录一律是“正常”。这实际上是为胆大妄为者提供着英雄舞台，对忠诚老实者进行无情惩罚！要知道，1分之差，中考不到重点中学分数线，就得交几万元的赞助费；1分之差，高考便可能名落孙山。前面提到受处分的那个学生，这次邻座是全校第一名，但他未抄一字，结果没上线。在那些“成功”者心目中，他真是个大傻瓜，大笨蛋!这两种孩子通过高考的洗礼进入大学，走向社会，他们会负着一种怎样的体验和心态呢？是谁扭曲了他们的心灵，或把作弊的耻辱、或把无能的屈辱写上自己的历史呢？！

是谁？一种声音说：“应试教育”！是呵，分数，是学生前程的敲门砖；排队，是教师的荣辱榜；升学率，是学校的生命线。而我们某些教育领导部门就靠分、队、率，调动并刺激学生、教师、学校的积极性，而这个，便是政绩。《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这一重要文件，一再强调“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原则，提出了“扭转升学、文凭、职称对于教育运行的片面导向作用”的要求。李岚清同志在视察河北教育状况时也指出，不应以分数和升学率作为奖励教师的标准。文件讲话见诸全国各大报头条，但在教育的现实中往往只被当作“金玉”之饰。例如，1994年9月，B市报纸一面刊登着市教育局“不准分数排队，不准根据分数奖励教师”的规定，一面披露这区那校的升学率，喜气洋洋报道重奖消息。

事实上，情况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从广义讲，作弊无处不在——说不许假期补课，到处在补；说不准开办奥班，改头换面；说要设劳技课，只在课表。有举报就查，查前先通知你。说不准收高价生，五千八千，三万五万到处在收；也有不收的，但总要收些什么：情分？特权？你行方便，我给好处，怎样认识这种危险也不为过分吧？若全凭当事人高尚人生观的自我制约而没有有效的制度与监督，虚假必然广泛存在，虚假便是腐败！一场考试，满园作弊！雪白的纸条俯拾皆是，我曾随手捡起几张，细密的火柴棍小字：“什么是共产主义情操？”“怎样培养共产主义道德？”真是对教育天大的嘲弄！

“弊”，古作“毙”，难道我们真要循弊而毙吗？当对虚假习以为常，当腐败成为时尚，这个民族前途会如何呢？我是一个普通教师，管不了更宽的天地，我只知道一个教师的天职要求我：守住最后的阵地，哪怕是最后一寸净土，最后一个人！

报载：北京语言学院一位德籍女教师给上百名中国大学生跪下恳求他们不要作弊。她在国内有优厚待遇，因为爱中国来到这里。我们不应有十倍、百倍于她的热忱与焦虑吗？今天我写这篇文章，权作我的跪求恳请吧——不只对心灵扭曲的孩子，更对扭曲孩子心灵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