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人还在，心不死”

贾植芳

老友尚丁兄将他近些年写的生活回忆性的文字，编选成册，起名为《芳草斜阳忆行踪——伟人、师长、朋友的故事》，交付出版，并约我为它写一篇文字，我虽然已是个年逾八旬，最近又生过一场大病的老朽了，但当我捧读了全书的目录和部分章节后，慨然相允。这不但因为我们相交已半个多世纪，有着共同的人生理想与追求，也有着近似的历史遭遇与生活命运，更因为这是一部内容无比丰富的人生记录，是一部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生活档案，我应义不容辞地为它走向读者社会摇旗呐喊。这是一种庄严的社会责任。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我前些年写的谈老年的文章中的一个心愿式倡议。我说：

近百年来，中国社会总处于历史震荡的变幻之中，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吃文化饭的知识分子，可以说绝大多数是在“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历史震荡中，以自己不同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走着各自不同内容与形式的生命之路。因此我常这么想，我们这一代吃文化饭的人，如果能潜下心来，写一本直面历史的真实的个人生活回忆录，对历史说来，实在是功莫大焉。因为知识分子，尤其是吃文化饭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动荡不宁的中国社会生活里，由于生活的责任感和实际的处世存身的需要，一般总富于生活的敏感与时代激情，处身在生活的前沿地带，时代的变迁、历史的兴亡，在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折射和反映；我们在这个世界里的追求、爱憎、信念以及种种个人遭遇，都可作为历史的见证，为青年及后代提供一些比见之正史、官书中更加丰富和实在的东西。(见《文化老人话人生》，上海文艺出版社版)

而眼下尚丁兄写的这部回忆录书稿，可谓正中下怀，与鄙见不谋而合，这真是老话说的“英雄所见略同”或曰“心有灵犀一点通”了。我感到高兴，得到慰藉。这一点，也可说是我不顾自己年迈体衰，下决心写这篇小文的又一个缘由。

尚丁兄早在四十年代初即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与了中国知识界抗击国民党的腐朽的封建法西斯专制统治，参与了当时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实际政治斗争和文化出版活动，当时他追随中国民主政团的发起人黄炎培先生，并以此为机缘，结识了当时的社会各界名流、文化精英，而且以此为起始，数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一直为中国民主建设事业而奋斗，因此，他眼界开阔、见多识广，同时勤学苦练、博览群书、自强不息。这部回忆录以单篇形式逐一记录了他生平直接或间接接触的人与事，记录了他的所见与所闻，也记录了他的人生追求与生活历程。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原本就是由人的活动所构成的，了解人、体味人的思想性格、才学人品与他生存的时代环境与精神追求，才会正确地认识历史，把握生活脉搏，体味时代精神、历史走向。从这个意义来说，尚丁兄这部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为依据，而又在历经劫难后在生命的暮年所撰写的以现代史上的历史人物为主体的新作，不但使人眼界洞开，增广见闻，而且对于把握历史、认识社会、品味人生，都是大有裨益的读物，更何况它所提供的大量富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史料，足以补充流行的历史教材的缺失与不足，并有助于人们走出空洞抽象以至虚妄的历史概念，走向历史实际，获得对历史的理性判断力量。因为这部书稿中所接触的人物，大都是政治风云人物与社会各界名流和文化精英，如毛泽东、周恩来、陈毅、黄炎培、沈钧儒、梁漱溟、陈嘉庚、史量才、章乃器、李公朴、马寅初、郭沫若、茅盾、叶圣陶、丰子恺等等。书中具体地描绘了他们的言行举止、人品才学、功业文章、性情与交游。如书中所记黄炎培四十年代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的“窑洞对”，就是罕见的史料，至今读来，仍然发人深思，为研读中国现当代史提供了一个视角与论点。

这就是我读了尚丁兄这部新著的全书目录和部分章节后的一点感想与认识。

我与尚丁结识于抗战胜利后的上海，那时我们都是风华正茂的血性青年。那时他仍在黄炎培先生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并且是民主同盟的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又先后主持《国讯》、《展望》两种进步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我则是在日寇投降后，走出徐州日伪警察局特高课监狱，来上海卖文为生的文坛散兵游勇。在那个中国历史大转折的前夕，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我们走到一起来了。以他所供职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为基地，我们自发地集结了二三十位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组成“我们的俱乐部”这个小团体，每周举行座谈，评论时政，关心国事，注视文化出版局势，当一九四七年进步刊物《文萃》被查封后，为了填补进步舆论阵地的空白，我们自掏腰包，集资创办《诗与杂文》丛刊，借用《国讯》的出版关系，由国光印刷厂印行，又利用《国讯》的发行渠道上市，为了逃避文祸，托名编辑出版地点为香港。但在一九四七年秋，出版了第一期《犯罪的功劳》，第二期截稿后，因我在非法报纸上写文支持学生们的民主运动，我们夫妇双双被国民党中统特务以煽动学潮罪逮捕关押。这是我第二次吃这个反人民政权的政治官司。朋友们为了避祸，这个小刊物就无疾而终了。我的妻子先我出狱后，尚丁兄为了照顾她的生计，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关系，为她安排了个小学教师的职业，虽然旋踵因校方查出她为我的妻子而又被解聘，但事后我对尚丁兄这种不顾个人安危、热情相助的侠行义举感激之余，对他的为人道德又多了一层认识与敬重。一九四八年深秋我出狱后蛰居西郊乡间，又承尚丁兄大力相助，他借用黄炎培先生所创办的鸿英图书馆的收藏，先为我编集自己的散文集《热力》提供有关报刊，又为我撰写《近代中国经济社会》一书搜求有关史料与专著，这样直到一九四九年初春，我们夫妇又被迫离沪走避青岛。他这种屡次在患难中相助的深情厚谊，至今想来，犹使我激动不已。

一九四九年秋上海解放后，我们夫妇又回到了上海，与尚丁兄快乐地见面了。他仍担任《展望》社总编，同时，作为民主同盟的主要成员，他又忙于参政议政活动。我则转入高等学校任教。大家都心情舒畅地忙碌着，见面聚谈的机会反而显得少有了，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为了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大家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似的，都想多干点什么才过瘾，因为我们多年的理想与追求总算变成了生活的现实，我们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这是天大的喜事。但是，我们高兴得太早了，当时还不懂得“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句名言的深刻内涵和它的严重意义。五十年代初，随着对《武训传》和一些文艺作品的政治性批判，极左思潮和观点逐渐抬头，发展至一九五五年的胡风事件的发生，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我们夫妇就受到株连，被扫地出门、收监关押。长夜漫漫，经过二十多年的天路历程式的关押劳役生涯，直到八十年代前后我们重新回到社会，夫妇得以团聚后，才又与尚丁兄再次聚首，这时，我们都已是六十开外的白发翁了。此后我才逐渐知道一九五五年胡风案件发生时，他因为在主持《展望》时邀请后来被打成“胡风分子”的王元化、耿庸参与负责编辑工作，再加上和我们夫妇的那段“历史关系”，也被收监关押了一年多，不久又当了“五七战士”，被流放青海牧区战天斗地，在互相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同样曾流放青海的老妻任敏结下了一段“寄籍”乡缘，“历史关系”又加深了一层。虽然前此一九五六年出狱后，他曾被宣布恢复政治名誉，并被任命为新知识出版社和古典文学出版社(即现在的古籍出版社)的副社长兼副总编，进而创办了《学术月刊》。一九六二年从青海回到上海后，再被安排到辞海编辑所，和一些也在运动中受到冲击并被打入另册的文化名人，如徐铸成、傅东华、曾彦修等被任命为“编审”，实际上是在资料室做管理图书、整理资料的工作，一如我在一九七八年秋被“解除监督”回到原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坐班干的活一样。而后“文革”中他又入了“牛棚”，不断受到批斗与凌辱。直到一九七九年才得到平反，由鬼变成了人，复职后创办了《辞书研究》，筹划成立了“上海辞书学会”与“中国年鉴研究会”两个学术团体，并连任三届会长。从一九七九年起，他还当了二十年市政协常委并兼任了民盟市委副主委和中央委员，在公务繁忙之余，不顾年迈体衰，仍然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传记作品《黄炎培》以及根据自己五十年代后期流放青海时期的生活体验与感受创作的诗剧《仓央嘉措》等等。

现在又读了尚丁兄这本新著中的某些篇章之后，不仅使我对老友的生命历程与人生体验多了一层认识与理解，更使我激动的，是他在屡遭磨难之后还能荣辱不惊执著如一的精神境界与生命追求。

有人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知难而进的韧性品格，他们的可贵之处是在季节转换、深陷绝境之后，并未沉湎于消沉麻木与怨尤逃避的无为或无所不为的历史泥泞之中，而是仍然能以昂奋之姿，肩负起历史与时代所赋予的重任，忧国忧民、埋首工作，“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为了社会进步和文化建设，蹒跚前进，发挥自己的余光和余热，诚如“文革”中流行的一句名言所形容的，“他们人还在，心不死。”读尚丁兄的书稿，使我对这种说法又多了一层新的认识与感受。

为了有助于读者读其书而知其人，我不惜笔墨就我所知与所见地介绍了尚丁兄的人生经历与精神人品，因为“文如其人”，文格就是作家人格的一种外在的表现形态和精神境界。

俗话说，“秀才人情半张纸”，信笔写了这么一堆话，就权作为我与尚丁兄半个多世纪以来风雨同舟的友情的一点纪念，留在纸上吧。

一九九七年四月末于上海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