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书评》：西方建筑世纪末的困惑

杜　凝

大规模建筑工程完工后，评头品足蜂拥而至，恐怕是建筑设计在西方获得艺术和职业自觉以来的普遍现象。耐人寻味的是，尽管所谓后现代建筑“向赌城学习”的号召已有二十多年，拉斯维加斯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大厦临近开张时，建筑师的形象却只会被淹没在商家的广告声中。最近洛杉矶最轰动的文化盛事就是包括博物馆新馆的保罗·盖帝中心落成并对公众开放(J.FaulGettyCenter＆Museum)，其间无形中兼具了上述两方面的特征。《纽约书评》刊载的建筑评论人马丁·费勒(Martin Filler)的有关批评直接触及到这个问题。

花费十亿美元、耗时十四年的盖帝中心建筑群，由纽约著名建筑师理查·梅伊尔(Richard Meier)负责设计，建在七百四十二英亩突兀起伏的山地间，占据了山崖顶端全部一百一十英亩的可建地。山脚下的四○五号高速公路是全美最繁忙的公路之一，在此与著名的日落大道相交。无论具体设计风格如何，由盖帝董事会先期决定的地点、地势已确定了新中心一些基本意象。考虑到盖帝本人作为石油大亨兼收藏家临终时设立这个董事会的初衷，问题将在于如何展现并诠释一个二十世纪末因艺术史而设的城堡式里程碑。

盖帝中心于去年十二月十六日正式开放，费勒的评论刊登于两天之后，涉及到三本书，一本是梅伊尔自己叙述该中心的设计建造过程，另外两本由盖帝董事会出资印行，用以“造势”，其中之一同样是介绍整个中心的建筑设计过程，作者之一就是梅伊尔。这里的奥妙在于，参与了“集体写作”后还不甘心，梅伊尔发现他必须通过自己的独立声音告诉世人，这个一度被同业眼红、功名将定于一“山”的大规模设计实际上是与官僚作风相磨难的无底洞。如果董事会要为中心的选址和设计辩护，梅伊尔则需要为自己作为总建筑师的名誉设置挡箭牌。联系这样三本书，费勒的评论对解读当今美国社会中建筑设计所处尴尬地位的兴趣，远甚于解读盖帝中心的建筑本身。

费勒承认梅伊尔有才能，也承认盖帝新馆的家具、绘画、雕塑等各厅间连接布局处理得流畅合理，可是他的重点是要证明梅伊尔从一开始就难孚众望。在他看来，这一点突出表现在新中心的外观设计上：高踞山路终端的入口处设计得一览无余，一片浅色基调令人失望地反光、刺眼，毫无引导参观者进入艺术世界时的神秘肃穆和魅力。费勒认为，对现代艺术的狂热使梅伊尔对盖帝颇具保守倾向的收藏从一开始就不感兴趣，并造成他过度强调建筑的表现，而忽视设计中必然会涉及到的建筑与展品之间的关系：是烘托，对话，张力？还是喧宾夺主的压力？费勒看到的基本上是后者。因此，在设计过程中，当董事会两度邀请他人对某些重要部分作独立于梅伊尔的艺术处理时，虽然梅伊尔本人极为恼怒，费勒却对其中反映的谨慎多虑深表理解。

问题在于，如果盖帝董事会事前就了解梅伊尔的设计风格并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为什么会选中他为总建筑师？据费勒介绍，为盖帝新中心选择总建筑师的过程，与其说是对“设计方案”的选择，不如说是对“设计者”的选择。从最初邀请，经初选复选，到最后选中梅伊尔，展示论证方案从来不是重点议题。筛选中最为耗时耗力的，实际上是了解建筑师的个人气质品性和以往的设计历史。董事会需要的是一个“易于合作者”，一个必须能多年共进晚餐而始终保持愉快的伙伴。据梅伊尔回忆，走马上任后，他就被告知，在整个设计过程中，他必须与一个顾问委员会定期讨论设计中的艺术问题，随时听取他们的意见。梅伊尔起初的不满可想而知。梅伊尔回首往事时，不能不设想，他当初之所以中选，很可能是因为他被误认是最后三名候选人里最顺从的一个。而费勒在这里看到的，则是盖帝作为一个机构的官僚主义本性，和机构负责人因维护既得利益而表现出的对抗艺术想象力的本能。由此出发，费勒进一步质疑盖帝董事会提出的对将来发展的一系列设想，如果现存的严重官僚作风坚持不改，盖帝能否如愿地建成世界一流的艺术中心，将大成问题。

盖帝中心是免费对公众开放的非盈利的私人机构，财力雄厚的盖帝董事会在制订艺术政策上享有令人艳羡的自由。一旦这样的机构被官僚主义所侵蚀，制约机构成员价值取向的力量都是什么？这些力量又是如何发生作用的？从董事会的官方解释和梅伊尔的抱怨可以看出，整个机构最为费心布阵加以抵挡的是来自两个方向的批评，一个是机构外的专业人士，另一个是“公众舆论”特别是“政治正确性”旗号下的舆论。这里首先可以看到的是董事会不希望做什么。内部缺乏艺术原则上的意见统一和坚定立场，外部放弃了方案论证竞争过程，董事会没有勇气为选择梅伊尔承担责任，设计就成了不断被外界意见掣肘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比梅伊尔更为适合的建筑师人选，最后的艺术性也是难以预期的。与此同时，第二个方向表现了董事们希望做什么：他们希望造成一个既对社会负责又以精深艺术引导社会价值取向的双重自我形象。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二十世纪末艺术市场上的海市蜃楼。在美国高度商业化的消费者社会里，是否“对社会负责”必须通过民意调查的考验，或是经受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框架塑型，艺术引导价值取向的可能性已经被彻底颠覆了。适成反讽的是，好莱坞电影工业和迪斯尼乐园乃是最具灵活性以适应并塑造“对社会负责”的自我形象的地方。可是，迪斯尼的建筑艺术？

读者也许会对如今建筑艺术是否还能有独立价值产生疑问。费勒以在西班牙落成不久，由富兰克·戈利(Frank Gehry)设计的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Museum)为例，证明其独立的生命力。无独有偶，詹明信在他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著作中，也曾精彩地分析戈利如何在改建自己位于洛杉矶的私宅时，运用建筑设计中的空间语言揭示后工业、后现代社会里人的生存困境，用以往不相容的母题凸显(而不是如赌城建筑那样取消)今日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包装和反包装的矛盾，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张力和对话关系。然而戈利在盖帝董事会的第一轮筛选中就被淘汰了。

而今，新馆喧嚣的外观既没有形成与盖帝收藏的真正和谐，主要建筑物之间的空间协调也并没有压倒内部展厅自成的气氛。毋宁说，内与外之间实质上的关系乃是“分离”，是研究或教育难于调和的当代双重自我形象在建筑上的表现。旅游者可以不必劳心劳力于艺术史知识，长达一公里的登山轨车已经很令人开心，无论是东面的城市还是西面的太平洋，特别设计的观望台也都提供了凭栏远眺的机会。几个月来，所有现代的公关和造势已经把盖帝中心在洛杉矶地区提到了与环球影城及迪斯尼乐园不相上下的地位。比起巴黎的卢浮宫，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这里既是旅游者心目中的必到之地，又没有那两个博物馆携带的沉重历史气氛。舒适的服务加上通俗娱乐设施，新包装也许会感召更多真诚的艺术朝圣者？这恐怕只是盖帝董事会这样的文化界人士妥协于跨国资本笼罩下的消费文化时的一厢情愿。如果尚不至于为利润着想而勾销文化历史，至少，这样的取向离着对文化历史的歪曲很可能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遥远。

新盖帝中心的建筑设计是如何实现其城堡式里程碑意象的？费勒文章的题目是：《巨石糖果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