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对岸的那位老人

丛维熙

始自1963年夏秋，我就开始注意那个奇怪的老人了。

桃园里有一口丁字形水塘，它原本是引凤河之活水而成为活水塘——但不知始于何时，活水断流而成为死水塘。由于这儿环境优美，团河农场的医院，就在那个宽不足20米的水塘对面。

我和我的同班成员，经常可以看见水塘对面，坐着一位持竿垂钓的老者。之所以让人感到有点奇怪，因为这位老人十分孤独。最初，我们都以为他是位农场里退休的老干部，并没引起多大的注意，但是不久我就觉察到，这位老者身边从没有出现过孩子和家属，这是不太正常的现象之一；之二，这老人好像是一座时钟，只要是好天，他9点钟左右保证坐在河塘的土坡上；之三，据我所知，这儿场里的头头，家都住在城内，难道他的家在农场？之四，如果他是个住院的病号，有病号穿的衣服——他总是那一身蓝色的中山装；之五，这口水塘里不能说一条小鱼也没有，可是寸步之外的凤河，还有凤河旁边的团河宫，不仅比这儿垂钓方便，而且风景秀美，我站在这岸，从来没有见他钓上过鱼来。

我们同班里的几个老右一致认为，这是一位深不可测的神秘人物。人越是无聊，越要寻找精神寄托，于是这位若同标准钟的钓鱼人，一度成了我们共同的话题以及试图破译之谜。

何群过去是从事会计工作的，有着超凡的缜密推理：“这个年代，关押人的办法很多，软禁是对待老革命的手段之一，我猜这老人是一名要犯。”

“怎么不见警卫？”

“这种人是用不着警卫的。就是有警卫，也不会露面。”

……

最后，几个老右统一了认识，这是位有来头的人物。

有一次，董维森与总场的女园艺师（我只记得她姓张）来桃园巡视工作，我趁张不在的时候，曲线地询问了董维森一次。我说：“水塘对面，有个钓鱼的老者，他要是场里的干部，我们能不能给他送点桃子过去？”

董维森惊奇地看了看我：“你怎么有这个想法？”

“他挺孤独的，总是一个人。”

董维森对我笑笑：“你们别干越界的事情，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他是……”

董维森只是对我摇摇头：“你就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不要乱管闲事。”

我的索密无果而终。但是我通过董维森的回答，更加明确了一点：那老人一非农场干部，二非世上凡人。世上的人都有一种好奇的心理。越是不可知的东西，越是吸引人的探求欲望。有时，我站在水塘这边，向那边凝神张望，想从那顶草帽下，看清他的五官。他个子不高，行动带有一点斯文，只有久久无鱼上钩的时候，他才抬起头来，朝对岸的桃林遥望。有一次，我从桃林中回到看守房拿工具，正逢他沿着水塘边漫步。我停步于看守房外，与他的目光第一次碰撞在一起，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竟然扬起头上的草帽，朝我挥动了一下。我当时只顾看清他的脸，一时之间没有作出反应，当他把草帽重新戴在头上时，我才朝那老者举了举手中的喷枪（给桃树喷药的工具）。这是我对他唯一的一次审视与观察：他好像情绪并不坏，微笑之间流露出老人的善良。我再想看看他那张脸，可是他朝医院的方向走去了。

直到我有一次回京，去我老岳父家中时，无意间谈起这件事。没想到他敏感地说出了一个使我吃惊的名字：“是不是潘汉年哟！”

老岳丈名叫张宗麟，是1928年入党的上海老地下党党员，后来去了延安。在上海的时期，与潘汉年有过不少的交往。他之所以想到了这个人可能是潘汉年，不仅仅是根据我说的情况。有党内的老朋友告诉他，潘汉年目前刚刚从监狱中假释出来不久，由公安部门在北京市郊的某个地方进行监护，这完全符合我目击到的情况。老岳丈还告诉我，潘汉年是一个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共产党人，大约在1955年春天，毛泽东签署了对潘汉年的逮捕令，他是在北京饭店被抓走的。

在我告辞时，老岳丈对我说道：“你和阿沪受到委屈固然不小，但是你们应当想得开一些。想想那些比你们承受更大的冤枉的人，你们就会少一些失意，多一些生活下去的勇气。”老人的这一席话，我一直铭刻于心——并写信给张沪，曲里拐弯地告诉她家中老人的意思。

但是河对岸的那位老者，到底是不是潘汉年，当时没有可能得到结论——直到我平反以后，去团河农场访故时，我向场方询及这一问题时，场方才明确地回答我——在桃园水塘旁边垂钓的老者，正是潘汉年，当时他和他的妻子董慧，住在桃园对岸医院旁边的小院里。据接近他的干部告诉我，当时他除了垂钓之外，还爱摆弄鲁迅先生送给他的全套俄国作家果戈里《死魂灵》的木刻。这是出于潘汉年怀念鲁迅，还是那一幅幅《死魂灵》的木刻，使他对人生有什么联想？在寸步之外劳动的我，没有与潘汉年交谈的机缘，不能妄自推断他看《死魂灵》时的心态；但是隔河扬起的草帽，对我友好的一笑，也算是一种缘分吧（后来我们这些老右于1969年秋重回茶淀。他更是厄运难逃，于1967年初重返秦城监狱！）

这块风光不错的桃园，在那一特殊时期留下了许多人的创伤、悲哀和苦涩。这是我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