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麦地卡当文书的日子

吴雨初

1976年进藏后，从自治区分配到藏北，再从地区分配到嘉黎县，在县委办公室工作了一段时间。次年的一天，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热地同志到我们县检查工作。县里没有招待所，县委便让我腾出自己的房子，临时接待他。据说，热地书记一进屋便问，这是谁的家，陪同他的县委领导告诉他，是一位进藏不久的大学生。热地书记便对他们说，大学生进藏，不了解西藏基层的情况，应该让他们到区上去锻炼锻炼。虽然这不是一个特定的具体的指示，但等热地书记一离开嘉黎县，县委就再次把我分配到麦地卡区。

麦地卡，是嘉黎县、甚至也是藏北海拔最高的居民点，有的说是5400米，有的说是5600米，但肯定是在5000米以上。许多藏族干部到这里也很难适应。1959年平息叛乱时，这里是一个重要战区，叛乱者想凭藉这里的高海拔，与有着严重高原反应的解放军对抗，也确实有不少战士在这里丧生。我曾经在嘉黎区的烈士墓地拜谒过在这里牺牲的战士的坟墓。麦地卡距离我们的县城要骑5天马，或者坐一天汽车再骑半天马，算是距县城较远的一个区。

去往麦地卡的路上，有一座横跨麦地江——地图上叫野贡藏布江——的铁木桥，桥头有一个公路道班的土坯屋。来往的人们大都在这里等候着搭车，一头通往地区，一头通往县城。恐怕到现在为止，地县之间也没有定时的公共交通班车，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人们旅行只能四下打听车辆去向，然后求爹爹告奶奶似地搭车。我曾经有很多次在这里宿营。有一次我在这里等了整整三天，却没有搭上一辆车。道班的主人是一位长着大胡子的工人，他看见我这么一个孤苦的异族青年可怜兮兮的，便以道班工人的身份来帮我拦车，但道班工人的身份是拦不住车的。大胡子气得直用石块砸汽车，对着向他扬起尘土的汽车大骂：“亚古没都(不好)!”我那时真是很想当官，要是能当到一个副县级干部，也会有辆吉普车来接我的。虽然我后来当上的官要比那时想象的更大。

我是在1977年的冬天被派到麦地卡区委当文书的。知道区上是没有人可以理发的，在县里刮了一个大光头，戴上顶狐狸皮帽，裹着一件皮大衣，搭乘县车队的大卡车，在车顶上坐了大半天，然后在那个道班下车，请大胡子的道班工人给附近的公社捎上一个口信，请他们派一匹马来。送马的牧民告诉我说，公社说，我们就不派人送你了。这是公社的马，你骑到麦地卡，就把它放了，它自己就会回来。临了，那个牧民还留下一句让我挺寒心的话:“麦地卡的草再好，这马也是不会贪恋那地方的。”我不可能不感到一种委屈，我们一同进藏的同学中可能很少有像我这样独自“走马上任”的。

那天恰好逢上一场暴风雪。我骑着马穿行在不知厚度的雪幕当中，感觉越走便距离自己过去熟悉的生活越远，越不知道风雪后面是怎样一个世界。独自策马在风雪草原，不仅领略着孤独，而且更现实地领略着寒冷。更可怕的是，通往麦地卡的道路被积雪掩盖了，肆虐的风雪几乎让我迷失了方向，还能不时听到草原狼的嗥声。一种深深的恐惧控制着我。我知道，如果我今天果真迷了路，必定会冻死在草原上。于是，我只能使劲打着马，尽量行走在地势高点的地方，使自己的视野开阔一些。在一种绝望感和黑夜一同袭来的时候，我隐约发现了灯光！麦地卡，并没有拒绝我，但它的寒冷使我的手脚冻的麻木了，直到第二天也没有能够消除。

我的前任小杨——一个从河南农村招来的小青年，在这里干了近两年，熬尽了漫长的寂莫，因为我的到来接替而十分兴奋，因为他就调回县城了。在我到达的第二天，便急不可耐地骑着我的那匹马走了。

从此，麦地卡周围1000多平方公里的草原高地，只有我一个汉人。

一切都靠自己。我的前任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我自己去打水。小杨只告诉了我打水的方向和地点。我担着两只铁皮桶去才知道。那里根本没有我想象的水井和水流，只是一大片冰川而已，那里扔着几把铁锹铁镐，要费很大的劲才能凿出冰块来，再装进两只铁桶担回去，每走一步都过于沉重，都能最具体地感觉到5000米海拔对于人意味着什么，只有二三百米的路，居然气喘吁吁地走了半个多小时。

我这个人没有语言天赋。在区上工作的日子，虽然我也在努力地学习藏语文，区上藏族干部也或多或少地懂些汉语文，我们相互之间还是挺关照的，但毕竟独处的时间更多。与我相伴时间最多的，是区上那台电唱机兼收音机。这还是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时中央代表团的赠礼，每个乡都有一台。不过，我们区的那台收音机已经磨损得相当厉害，加之这里的信号太弱，几乎没法用。我想了很多办法，反反复复地倒腾它，用一根铁丝把它的天线接到牛粪火炉的铁皮烟囱管上，终于使它能够发出微弱的声音了。正是透过这台充满杂音的收音机，我在麦地卡遥遥地感受着我们这个社会和时代正在发生的变化——

我从那里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人民日报》社论和评论员文章，感到其中的词汇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从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中，听到要求发展生产力和改善物质生活的呼声，听到批判我们曾经以为很革命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我很想从中努力理解中国社会和政治的走向，但仅从那里知道的信息真是太有限了。

麦地卡区的报纸，我们称它为“抱纸”。通常是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由区上到县里办事的人员捎来，那些迟到的报纸也往往是被用作生牛粪火的引火料，但对我却是最要紧的东西了，所有的报纸都要从第一版看到第四版，尽管那时候的新闻还是那么程式化。从地区到县城之间有一座雪山的阻隔，遇到大雪封山，往往几个月不能通邮。有一次，我一下子就收到了50多封信。区里的通讯员说，你一个人的信比我们全区的信还要多。我们区的财政助理每月都要到县城去一次，与县财政局结算账目，并领回我们区干部的工资。我委托他从我的工资中拿出50元——这几乎是半个月的工资，到县新华书店(其实就是一间平房)给我买书，至于买什么书，我说不清，说清了他也听不明白，便给书店的同志写了一张便条，凡是社科类和文学类的书都可以。于是，区财政助理便在他的马背上给我驮回了一纸箱书——有政治宣传的，有“文革”期间出的小说，让我最兴奋的，一是“文革”后最早出版的《李白诗选》，一是老作家姚雪垠的《李自成》。我在微弱的蜡烛光底下，读着老先生们的著作，感觉很是幸福。

有一天，我捧着的书突然出现了鲜红的血滴，开始还没有意识到这是我自己的鼻血，等我抓起枕巾想极力压住，那鼻血把一条枕巾都湿透了。后来我找到区里唯一的卫生员——当时叫赤脚医生，她给了我一些药，并告诉我不要太紧张，流鼻血实际上也是一种高原反应。有许多次，强烈的高原反应让我鼻血滴流不止，把我吓坏了。后来的记忆力衰退，可能与那时有关。

在区委当文书，每个月的全部工作，就是开两次碰头会，根据两次碰头会的情况整理两期工作简报上报县委，也就是两天的时间。

西藏当时的体制是，县以下设区(相当于内地的乡)，区以下设乡(相当于内地的大队)，乡以下设生产队。麦地卡区一共有四个乡，乡干部都不是国家编制以内的，就是说他们不拿国家工资，而是挣工分，但区里每月给少量的津贴。每过半个月，乡干部就到区里集中一次，上情下达，下情上报。简报仍然是老一套的三段式:政治学习、牧业生产、阶级斗争。开会的时候，我很狼狈，因为不懂藏话，就由桑美书记给翻译。如果不翻译，他们骂我，我也不知道。但那些乡干部都对我非常好，不会骂我。想想这1000多平方公里就我这唯一的汉人，至少也有一点新鲜感吧。而且，有了我这么一个汉人，会议开起来似乎也要更为认真严肃一些。

来区上开会的那些半脱产的乡干部们特别愿意住在我的屋里——县里没有招待所，区里就更甭提了。他们在我屋里的空地上，铺开自己的马被套，在我的炉子上烧茶，在我的锅里煮肉，我的生活其实跟牧民没有什么区别了。乡干部们用他们懂得极少的汉语词汇，而我则用我懂得极少的藏语词汇，别有一番趣味地交谈着。男人们的话题当然会说到女人，但我们这样的语言水平不可能谈到更为隐晦的内容，只能听懂乡干部们说他们乡有一位美女，“宗译”——即文书愿意的话可以把她娶过来。我也欣然凑趣——可以可以。乡干部却补充说:“但那是一个牧主的女儿。”最后引得大家哄然一乐。牧民之间是很重馈赠的。可惜我当时实在是没有东西可以相赠的。乡干部们来，总是给我带条羊腿什么的，我就把自己的家乡景德镇的瓷碗送给他们，最后我自己只好到商店买了几个塑料碗用。他们最喜欢的还是我从县城里带来的辣椒面，吃牛羊肉蘸点那东西很提味，我总是用信封一个个地装好，分赠给他们。

平日里，也常有牧民来找我帮忙，因为这个区也有一些牧民的孩子在拉萨、或者是在内地上学、当兵或者工作，总有些书信往来。因为邮政方面的需要，信封上最好是写两种文字，他们便找到我，让我给他们信封写上汉文地址。我十分乐意做这些事情，虽然写个信封实在用不着一个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但我在此时感到自己不是多余的，还能够为牧民做一些事。重要的是，可以从牧民的眼光中感受到一种民族间平和的友谊。

每个月我还要随着区委书记到一两个乡转转。住在牧民的黑色牛毛帐篷里，靠着中间那个泥土砌成的大火塘。早晨钻出马被套时，藏族阿妈或大嫂就把第一碗酥油茶递到了手上，晚上入睡前，她们又会让你喝上一碗自制的酸奶，说是这会睡得更好些。这时候，你怎么会想到他们的生活习惯——没有洗过手、或者是用一条脏毛巾擦过碗呢?在措那乡，有一位牧民为了款待我这个汉族客人，还将他家保存了不知多长时间的大米拿出来，但他家没有高压锅，那是做不熟米饭的，为了取得一定的压力，他想方设法用一把高腰细嘴的酥油茶壶来煮，虽然比一般的平锅略为好一些，但那米饭仍然只有五成熟。这对于我们南方人来说，半熟的夹生饭其实更难吃。我为这位牧民的热情所感动。但此后其他牧民家，一旦发现他们有做米饭款待我的意图，我便赶紧声称，我已经是一个老牧民了，已经“吃不惯”米饭了。

麦地卡的夏天是很美的。没有事的时候，我会拿着一本书，跑到麦地江边的草滩上，一躺就是大半天。那里地阔天低，草原伸展到天际线，形象很特殊的云朵，像是固体物浮悬在半空中，远处的牧童的歌声让人真有一种童话的感觉。这个世界很大很大，却又很小很小。

那年冬天闹雪灾，我们麦地卡区的灾情相当严重。区机关的生活燃料供应原是附近牧民送来，我们付款的，这也算是牧民的一项收入。但雪灾一来，牧民自己的燃料都有问题，就难以保证给机关送来牛粪或者羊粪了。我们机关干部就只好到草场上铲开积雪，挖一些草皮来烧。雪灾中，我们到一些灾情严重的牧村去，看到一群群倒毙的牲畜，心里很不是滋味。听着受灾牧民的哭诉，也忍不住一阵阵悲伤。

1978年的一天，我接到《西藏文艺》编辑给我发来的电报，通知我参加一个文艺创作座谈会，我从县里骑了5天马到麦地卡区，再从麦地卡区骑了4天马到那曲，然后坐了1天车到拉萨，我赶到拉萨时，会议已经结束了。骑9天马，真是一种痛苦的事。我的尾椎骨处至今还留着在牧区骑马时磨破的伤痕。我穿着一身藏皮袍，带着一个牵马人——那个牵马人是一个1959年参加过叛乱的人。在路上，一开始我相当警惕，在那空旷无垠的草原，真有些怕他加害与我，所以总让他骑马走在前头。两天后，我发现他还是很老实的。路上借宿，都是我用半通不通的藏话先向当地的老百姓说，他再帮忙解释，然后，他就去忙着卸行囊、放马。就这样，我们两个牧民打扮的人经过长途奔波后进入了那曲镇——那可是我们40万平方公里的藏北地区最大的城镇了。有趣的，我到那曲镇后，打算到地区歌舞团去找那里的作曲家、也是我在江西师大的同学黄绵瑾去借宿。我敲错了一家的门(后来我认识他是一个藏族舞蹈演员)，他打开门一看，看见两位陌生的牧民打扮的人牵着两匹喘着粗气的马，轰然把门又摔上，只甩出一句汉话:“老牧民!”

我被拒绝了，是因为我像个牧民。虽然同样都是藏族，他们拿着国家的工资，就自视高于牧民一等了。如果我真是一个牧民，而且又听懂了他的话，心里该作何感想?

后来我调到那曲地区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我的那些麦地卡“老乡”，到那曲还会来找他们曾经的文书。有一次，他们是赶着一大群驮牛到那曲来驮运粮食的。几个牧民在我家借宿，把他们赶来的四五十头驮牛都拴在我们文教局的院子里。第二天早上，他们走后，给满院子留下一堆堆牛粪，在灿烂的阳光下冒着腾腾的热气。我们局的藏汉族干部便七嘴八舌地指责我:“你这个老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