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管理智慧

编者按

广东中山建华管桩有限公司总裁许景新，在长期经营过程中，运用中国古代管理智慧。他用古代“道”的理论建立了“走正道，负责任”的企业文化，成功地将“以人为本，无为而治”运用到企业管理中， 使企业越做越大，做成了“中国建材百强企业”，管桩产销量连续七年居全国之首。

五千年的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人在观念、习惯和潜意识等方面受其影响也是根深蒂固。如何将古代先哲的智慧巧妙地融入现代企业文化之中是需要探索的重要课题。

先哲智慧融入企业文化

广东中山建华管桩公司的企业文化的核心是：走正道，而中国古代对“道”有重要的论述。老子的提示统治者怎样做人、待人处事才能管治好国家的《道德经》开头讲：“道可道，非常道”；孔子在谈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时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孙子兵法》把决定战争胜负定为：“道、天、地、将、法”五个关键条件。由此可见，古代的先哲们都十分重视“道”，把“道”看成为根本性的大原则、大方向、大前提。

中国古代的“道”仍维系着其内在的宗旨和原则，成为今天企业生存发展的原则和方向。合呼“道”的企业才能生存和发展。《左传》中“曹刿论战”有一段叙述曹刿问鲁庄公凭什么和强大的齐国作战的对话：曹刿说：“凭什么去打这场战争”；鲁庄公说：“衣食物品我不独自占有，经常分给周围亲近的人”；曹刿说：“这种小恩小惠不能遍及民众，民众不能信服您”；鲁庄公又说：“祭祀神灵时，所列牛、羊、猪及玉帛遵行常规，祝史祷告必诚信，不敢有半点欺瞒”；曹刿说：“小小的诚信，不能覆盖大众，神是不会降福的”；鲁庄公再说：“老百姓的大小诉讼案件，虽不能审察精微，但能依照实际情况合理去判断”；曹刿才说：“这是忠实认真为老百姓做事，可以和强大的齐国一战”。一般人学习《曹刿论战》都偏重于研究“一鼓作气”这个成语及其衍生的意思。但我却重视鲁庄公的责任到位问题。曹刿是一个世外高人，国家有危难，自告奋勇去参与化解，但不能凭空去打无把握的战争，所以才去找鲁庄公商量，询问他凭什么条件和齐国开战。当知道鲁庄公能忠实认真处理老百姓事务时，认为民心未失，道义仍在时才下判断：可以一战。试想一下，国君的责任是什么？是为亲戚和身边的人着想，还是敬仰虚幻的神灵呢？非也，国君的责任就是对全国负责任，是对全国的老百姓负责任，这才是有道义的国君，有道义的国君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由于鲁庄公是一位真正负责任的国君，所以这样的国君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军队的支持、世外高人曹刿的帮助去打败强大的齐国是必然的。

福建厦门的赖昌星走私集团，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走私案件。赖昌星其人的智慧心计、手段是超级高明的，是“术”的拔尖高手。但为什么他到头来却身败名裂呢？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道”。试问，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能否长期允许你这么猖狂走私，这样用歪门邪道的手法去收买腐蚀高级领导而影响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局面呢？答案是绝对不允许的！从反面例子可以证明二千多年前孟子所提出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心中有别人”是根据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予人”和《孙子兵法》的准则“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演伸出来的。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总结其成功之道说的“能经常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以及现代的流行语“换位思考”和“心中有别人”的意思也是大致相同的。中国还有一句古话“求人者畏于人”，人在世间必须有他人协助和帮忙才能生存、成长、进步是不可置疑的事实。认识到别人的重要，就应心中有别人。而往往绝大多数犯大错、犯罪的人都是由于不考虑别人的利益、需要与感受，以自我为中心、接受不了别人才造成的。总结古今中外最后失败的人都离不开“自以为是”。所以说，“自以为是”是人生的大敌。基于上述理由，我们企业对内、对外都强调“心中有别人”，以起到支持上述的“走正道，负责任”的作用。

怎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是当今企业的重要课题。将《孙子兵法》用于商战已被世人所认可，毛泽东所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也被大众确认为至理名言。我们认为企业求生存、求发展，捕捉市场战机首先要了解市场行情、了解竞争对手，再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去不断学习、大胆实践、善于总结，才能掌握市场的变化规律，才容易取得成功。

无为而治最佳管理理念

“以人为本，无为而治”源于老子的《道德经》。以人为本，比较容易理解。人是最重要的、人的因素第一、事在人为、得人才者得天下，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但作为管理（领导）者真正重视人，重视人才，真正做到知人善用就不容易了，特别是制造企业，管理者每日都要面临的供应、生产、销售、资金、行政等方方面面的事务是非常非常之多的，正所谓事务缠身，忙得不可开交的情况天天如是，真正用于知人善用的时间就很少了。况且，事务是眼前明显的利害，而知人善用的利害是暂时看不见的。这样，就自然而然使管理者养成事务第一，用人第二的习惯。我认为，这是当今社会很多管理者容易患的通病。

《长短经》的开篇引用了《道德经》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一些学者认为里面的“无事”作“无为”解释。我却认为，如果根据管理上“人”和“事”的轻重取舍来衡量的话，“无事”的“事”就是事务的“事”的意思。也就是说，管理者（领导），特别是高级管理者在管理上的要旨是“人”，而不是“事”，“事”应排在次要的位置。接着《长短经》引用了荀子“做帝王的，以善于管理别人为才能；普通人，以自己能干为才能”的名言以及刘邦使用好张良、萧何、韩信三杰取得汉朝天下的例子来佐证人主（领导）的治（管）理要旨是管好人、用好人，而不是处理好事务。

老子的“无为而治”，其内涵是“上无为，下有为”。天体，无论人间怎样变化，照常运行，永远是无作为的。人就不同了，每个人出生时都是握紧拳头出娘胎的，好像是到世间要抓很多很多东西似的，是有为而来的，一般人的本性都是趋利避害的。

老子的“上无为，下有为”理念是启示统治者要经常考虑到民众的作为，让民众有利益，有积极性时，统治者才有作为，才能真正统治天下。其实老子的“上无为，下有为”理念和《孟子》所述的“财聚民散，财散民聚”也是相通的。中国历史上很多统治者失败就失败在没有考虑老百姓的利益，苛捐敛财，导致官逼民反而丧失政权。

中国历史上有三个好皇帝用“无为而治”使国家富强起来。一是汉文帝——刘恒；二是唐太宗——李世民；三是清朝康熙帝——玄烨。这三个皇帝执政时都正逢战乱劫后，民不聊生，但他们都是用老子的“上无为、下有为”的治理法，消除战乱，紧缩朝廷开支，减轻农民负担，鼓励人民发展生产等一系列让民众安定得益的政策，致使政局很快就稳定下来。政局稳定了，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就自然而然增长。经济基础牢固了，才有汉朝的文治武功，唐朝的贞观之治和清朝的康乾盛世。我认为，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的作用也是要提高民众的生产积极性，让民众先富起来，达到小康水平，民众真的有所作为时，国家就自然富强起来。这和老子的“无为而治”也是相似的。

既然“无为而治”对国家的管治有可取之处，那么对现代企业的管理同样重要。“无为而治”就是管理（领导）者首先考虑的是下属（被管理者）的作为，就是要让下属的利益有保证，有提高，然后想方没法去提高下属的知识、技能。知识、技能提高了，下属的利益就更有保证，更能提高了。如此循环下去，到最后管理者（领导）才能真正把企业经营管理好，才真的有所作为。

——任人唯贤尽量排除中国传统重情轻理的弊端用人原则上消除裙带关系，让广大管理人员和工人都感到平等，感到自己有机会，激发他们的责任心和上进心。

——用人不求全责备。事实上，从古至今地球上就没有一个完美的人。那么，连自己都有缺憾、有缺点、有不足，又何必去吹毛求疵，去追求虚无的完美的人才呢？

——能者上、庸者下。能者上，及时提升责任心强、有组织能力、管理能力的人才到领导岗位。定期考核在职的各级管理（领导）者的责任意识、工作能力，将不胜任、不称职而经多次培训提高也无改变的人及时辞换。

上述三大措施，可保证广大管理者和生产者的利益，并提升员工的整体素质，造就、培养一大批管理人才，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

在施行“以人为本，无为而治”的管理过程中，要注重理性管理与人性管理相结合，以利益与人文关怀、感染双向驱动，让大多数人感受到企业的实在和温暖；同时，还要求各级管理（领导）者在解决管理过程出现的问题时，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主动征求下属意见，尽量做到少下指示、多授权去提高下属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处事能力。

这些“无为无不为”的手法是需要管理（领导）者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心思去做“人”的工作的。“无为而治”可以说是一种高超的手法：即我不用说，不去表达我想要的东西，但采取看上去不沾边的话题和方法，而最后顺理成章地得到企业所需要的东西。

中国的经济发展充满着机遇和挑战，每一个投资者和经营管理者都希望自己的企业有所作为，这是“道”——企业发展的根本；必须“知彼知己”，那些不切实际的乱跟风，非常容易失败；善于圆通与交流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