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消费需求制约因素的分析

摘要:有效消费需求,不仅指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而且还指现实消费需求即实现在商品或服务购买上的消费需求。制约有效消费需求的因素主要有:居民收入量及其变动,收入分配状况,消费者预期,供给状况等。

关键词:有效消费需求;可支配收入;收入差距;消费者预期;有效供给

中图分类号: F0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6)04-0073-05

从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起,消费需求不足制约经济发展的问题开始凸现,并呈加剧之势。于是,中央政府将启动消费需求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重点,采取了一系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收效不明显,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消费需求不足的局面。2000年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总消费在GDP中的比重)逐年走低, 2000年为61. 1%, 2001年为59.8%,2002年为58.2%,2003年为55.5%,2004年稍有回升,为56.5%。[1](P21-99)面对这种情况,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要“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注重扩大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笔者认为,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弄清楚消费需求不足这一痼疾的症结所在,以加强有关政策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此,就必须对制约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①

一、分析的前提:“消费需求”概念界定

在有关扩大消费需求问题的讨论中,笔者感到,在“消费需求”这一基本概念的使用上,有些论者对其内涵的理解与把握并非是严格的、规范的,而这又影响到分析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因此,有必要首先对“消费需求”概念加以界定,以便准确地理解与把握其内涵。

消费需求是社会总需求的一个部分,它与其另一个部分———投资需求相对应。理解与把握“消费需求”概念,要区分消费需求欲望、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和现实消费需求。

消费需求欲望不同于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一个人有某种消费需求欲望,但如果没有购买用于这种消费的商品(或服务)的支付能力,这种消费需求就是无法实现的。恩格斯早在批判以卡·格律恩为代表的德国“真正社会主义者”认为生产和消费本质上没有区别、可以直接同一的观点时,就曾经指出,格律恩忘记了“他的需求应当是有效的需求,他应当为他所需求的产品提供等价物”[2](P611)。一般讲消费需求,并非指消费需求欲望,而是指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应当说这已是人们的共识。

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也不就是现实消费需求。一个人既有消费需求欲望,又有支付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购买力就一定会(或全部)用在商品(包括服务)的购买上。这里还有一个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的过程。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会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具有伸缩性和变动性。马克思曾经指出:“在需求方面,看来存在着某种数量的一定社会需要,要满足这种需要,就要求市场上有一定量的某种物品。但是,从量的规定性来说,这种需要具有很大伸缩性和变动性。它的固定性是一种假象,如果生活资料便宜了或者货币工资提高了,工人就会购买更多的生活资料,对这些商品就会产生更大的‘社会需要”。因此,要区别两种需要量:“一方面是实际需要的商品量,另一方面是商品的货币价格发生变化时所需要的商品量,或者说,买者的货币条件或生活条件发生变化时所需要的商品量”[3](P210-211)。这段话的含义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购买力)随收入水平和商品价格的变化而变动;在购买力一定的条件下,其中多大一个量会用于商品或劳务的实际购买,又随买者的货币条件或生活条件的变动而变动。

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是现实消费需求的前提,因此,影响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的因素(如消费者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变动),也会影响现实消费需求,然而,购买力有多大,并不等于现实消费需求就是多大。在有些情况下,购买力的一部分会作为结余购买力储蓄起来,这部分购买力就不是现实消费需求,而只是潜在消费需求;在另一些情况下,结余的购买力会被其所有者动用,即一部分潜在消费需求会变为现实消费需求。这里的影响和制约因素是收入和支付预期、供给状况等。所以,考察消费需求问题,不仅要考察消费者的支付能力状况,还要考察和分析影响和制约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购买力)向现实消费需求转化的因素。还应指出,在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实际经济工作中,往往是将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称作有效消费需求,这是欠妥当的。如上所述,在现实的交易关系和消费行为中,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还必须向现实消费需求转化。只有当消费者既有支付能力,又将其用于商品和服务的现实购买上时,这种消费需求才是有效的。鉴于此,为了使概念的含义更加明确,应把“有效消费需求”定位在“现实消费需求”上。

二、制约消费需求的居民收入量及其变动因素分析

制约消费需求首要的因素是居民收入量及其变动。按照现代经济学原理,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在通常情形之下,总需求函数中之消费部分,以总所得(以工资单位计算)为其主要变数”[4](P84),即消费量与收入量之间存在正向变动关系。这里的消费量,是指扣除物价变动影响的实际消费量;收入是指扣除物价变动因素的税后可支配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是扩大其消费需求的基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变动,决定着消费需求的变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城乡居民的收入逐步提高,但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1978～2004年,GDP年均增长9.4%,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增长率仅约7%。进入1990年后,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放慢,与GDP增长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八五”期间,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7.9%,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4.3%;“九五”期间,分别为5.7%和4.7%。2000～2003年,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下降到3.9%。可见,居民尤其是7亿多农民收入增长不快,是导致消费增长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应当指出,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协调,致使消费能力赶不上经济的增长,形成需求不足,只是经济活动呈现出来的表象,要真正弄清其症结所在,还须深入到经济运行内部机制来探究其根源。而这一点恰恰被经济学研究所忽略,或至少未引起应有重视。为此,这里要着重就此作些分析。

最近,有学者谈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相对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的原理,即生产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主要由劳动者消费构成的有购买力需求相对狭小的矛盾的原理,从一般意义上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适用的。”[5]笔者认为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是追求剩余价值,它驱使生产一个劲地拼命扩张;但社会的消费力却受到追求积累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限制,“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

的最低限度”,“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结论是,“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3](P273、548)尽管这一论断是针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但它揭示了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经济活动以利润最大化为主旨,由此导致生产力与消费力的失衡。现在,我国已基本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虽然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它同时也具有市场经济的某些一般的性质,因而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经济活动的最高原则及由此引起的消费力赶不上生产力增长这一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也就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发生作用。应当说,这一判断不仅在理论上符合逻辑,而且也已为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所证实。

现在,我国市场经济中非公有制经济已占相当大比重,且不断上升,这使利润最大化原则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宰。为了追求更多利润,厂商便力图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这势必使供给盲目扩张,以至形成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定价却使劳动者的实际工资长期处于低水平。[6]我国劳动力市场具有两个显著特点:劳动力供给长期相对过剩,表现在:城镇存在相当数量的失业人口。农村存在数量庞大的富余劳动力。劳动力市场存在需求垄断,雇主和劳动者双方力量明显不对称。雇主处于垄断者的优势地位,而劳动者无论是就每一个体还是整体来说都处于弱势地位。这就决定了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往往被压低到劳动力价格以下的低点。其典型表现是,占城镇就业人数约30%的1亿多“农民工”长期以来只能拿到十分微薄的工资,而且还常被拖欠。可是,一些政府官员、企业领导人和经济学者却常以我国劳动力低廉的竞争优势而自豪,无视其中包含着严重的不公平不合理。这表明,在市场机制盲目地自发地起作用的生产活动中,厂商所提供的产品与劳动者由工资所形成的社会购买力之间必然存在缺口,从而出现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可见,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内在的缺陷,是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的深层原因。因此,应加强宏观调控和管理,矫正和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如政府确定工资增长指导线,实行工资增长指数化(以国民收入增长率和企业利润增长率为指数确定工资增长率),实行劳动者参与企业决策的制度,在劳动力市场上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建立制衡机制,从而使工资的市场定位趋于合理化,纠正过度向利润倾斜而劳动力价格过低的偏向。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解决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

三、制约消费需求的居民收入分配因素分析

居民收入对消费需求的制约,不只是体现在收入量上,还体现在收入分配状况上。凯恩斯(J.M.Keynes)在论述消费与收入的关系时指出: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的增加而递减。“不幸所得愈大则所得与消费之差就愈大。”[4](P91)这是由于,收入愈高者,每一单位收入增量中用于增加消费的份额愈小,而收入愈低者,每一收入增量中用于增加消费的份额愈大。因此,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越大,社会财富越是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其整体的消费率就会越低,因为低收入群体有消费欲求而无消费能力,高收入群体有消费能力而无消费欲求,也就是“想花的没钱,有钱的不花”。我国多年来消费率偏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居民收入分配关系失衡,导致平均消费倾向下降。

近些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贫富悬殊现象愈趋严重,主要表现在:

总体收入差距越过国际警戒线。据2002年的一份调查材料,反映流量的收入基尼系数为0.46,反映存量的财产基尼系数达0.55[7],已超过0.4这一国际警戒线,表明我国已属于收入差距(特别是财产差距)较为突出的国家。

高低群体的收入相当悬殊。据2002年的统计资料,收入最高的1%人群组获得了全社会总收入的6.1%,最高的5%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20%,最高的10%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32%,而最低的5%人群组只占有总收入的0.6%,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的差距为33倍[7]。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1991～2002年,我国农民年均纯收入增长249%,而城市居民年均收入增长352%,二者相差103个百分点。城乡居民的名义收入之比由1991年的2.39:1扩大到2002年的3.11:1。如果扣除约40%的实物收入和用于购买农业生产资料的部分,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可用于实现在消费品购买上的实际货币收入就更少了,再加上只有城市居民才享有的各种福利补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更扩大到6:1左右。[8]

还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据民政部材料,截至2003年3月31日,城镇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2 140.3万;按照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估计,农村未解决温饱的人口有3 000万,低收入人口为6 000万(人均年收入低于865元),两者合计为9000万。应当指出,这些数字是明显偏低的。城镇贫困人口实际数量会多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而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统计,贫困标准(625元)过低(国际公认的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标准为人均日收入低于1美元或2美元),而且将其用于来年的生产性投入也计入收入。如果将这一部分(占总收入的1/3)扣除,农村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的实际数字会大得多[9]。这表明我国社会绝对贫困问题还较突出。

分配中存在严重不公,收入差距扩大,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而一个庞大的人口数量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势必压低整个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因为富有者会把日益增多的货币收入储蓄起来用于投资,而众多低收入者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受到限制。这也表明,所谓需求不足,主要指社会基本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而与需求不足相对应的供给过剩,也不意味着产品和服务的绝对过剩。马克思早就指出:“如果仅仅在一个国家的全体成员的即使最迫切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才会发生生产过剩,那末,在迄今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上,不仅一次也不会出现普遍的生产过剩,甚至也不会出现局部的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只同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有关。”[10](P578)恩格斯在预示未来新社会的基本特征时也说过:到那时,“经济危机将终止……超出社会当前需要的生产余额不但不会引起贫困,而且将保证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11](P222)。就我国当今的现实来说,如果能将“过剩”的产品用于满足贫困人口和低收入群体的基本需要,用于改善广大平民百姓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那么就不会存在消费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剩问题。但这里的前提是要矫正失衡的分配天平,调节过大的收入差距,使之趋于合理,以保证最广大社会成员能占有必要的社会收入份额。

四、制约消费需求的消费者预期因素分析

所谓消费者预期,指的是消费者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按照弗里德曼(M.Friedman)提出的“恒常收入”说,决定消费需求的主要不是现期的收入,而是恒常收入,即一个人

在一个较长时间内预期获得的平均收入[12](P21);消费需求随这种恒常收入的变动而变动。与收入预期相联系,居民在消费中还要考虑到对未来支出的预期。这是因为,人的消费活动具有连续性和阶段性。参照莫迪得安尼(F.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说[13](P272-298),人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青年、中年、老年),其消费支出是不相同的。如青年时期需要大量的教育投入,中年时期抚育子女或赡养父母的负担重,老年时期则医疗、养老的开支大。因此,人们一般会在更长时间内瞻前顾后地计划其消费支出,以达到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的较合理安排。这表明,当人们预期未来收入会稳步增加至少不会下降,而未来支出可预见度较高且较稳定时,其消费意愿就会加强,即期消费就会增加;反之,当人们预期未来收入不稳定甚至会下降,而未来支出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且可能大幅增加时,消费意愿就会减弱,从而削减即期消费,增加储蓄。

从我国的情况看,1990年以来,居民的收入支出预期不佳,对未来生活成本担忧的程度增加,对消费需求产生抑制作用。就收入预期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就业状况及前景。总的看,我国人口总量和每年新成长劳动人口量非常庞大,沉淀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大且增长迅速,2001年以来高校连年大幅扩招引致大专院校毕业生待业人数猛增,而经济转型、结构升级又使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吸纳受到限制。在这种大背景下,不仅普通劳动力而且包括一些高校毕业生及专业技术人才,面对的就业压力加大,就业的稳定性减弱。尤以如下两方面问题突出:一是近些年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新体制的建立伴随着不可避免的“疼痛”,加以改制工作不规范,有些地方和企业忽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造成不少职工下岗、买断工龄,而所获经济补偿有限,再就业难度又相当大。国有企业改制还将进一步实施。虽然国家有关部门再三强调要进一步规范国企改制,推动国有产权有序转让,切实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但相当多职工仍心存疑虑,对能否保住岗位、赢得稳定收入的来源,甚为担心。二是我国正处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加速期,农民进城务工的难度加大。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推进,进城务工成为农村人口收入的重要来源。然而,我国普通劳动力市场上存在严重的需求垄断,农民进城务工往往遭遇一些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切实的维护,农民工工资偏低、被克扣和拖欠,劳动条件差,享受公共服务少,缺乏基本社会保障等问题相当突出。面对这种现状,已进城的农民工缺少对就业的稳定感,而滞留在农村伺机向城市转移的富余劳动力则对进城务工的前景不看好。

就支出预期来说,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轨时期,原有的各项社会福利制度相继被取消,而新的社会保障制度、义务教育制度、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等还远未到位,公共财政制度建设滞后,致使一些原本由国家财政承担的消费项目也要由居民个人“买单”,不少居民若干大项支出负担加重。主要有:(1)教育开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人力资本的作用日益增强。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对于其长远发展和收入的多寡,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因而教育投资受到社会成员的普遍重视。而近些年来教育的成本迅速提高,加之乱收费屡禁不止,使教育费用不断攀升。有关资料显示,近年每名大学生年支出达8 000～10 000元(学费4 000～5 000元,生活费4 000～5 000元)。另据常州市城调队2005年抽样资料,家庭培养一名大学生,19年共需投入基础教育费用13.1万元,比1999年的测算增加了5.1万元。对一般中低收入者和工薪阶层来说,子女教育费用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更不用说大多数农民和贫困人口了。(2)医疗费用。据估计,近年来,医疗费用每年以30%的速度大幅递增。看病贵、药价高,已成为引起全社会反应强烈的突出问题。不仅大多数没有医疗保险的居民无法承受,即使是享有医疗保险的社会成员,如果常年患病或患重症,由个人承担的医疗费用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3)购房装修费用。由于过去长时间中片面强调生产建设而忽视改善人民生活,居民的居住状况一般较差。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大众对改善居住状况的愿望十分强烈,拥有一套条件较好的自己的住房,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目标追求。同时,房改则使一些人不能继续无偿或廉租居住公房。可是,房价却飞速增长,使广大居民感到无法承受之重。如目前在杭州、宁波、温州的市区,一套80平方米的住房价格是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7.54倍,大大超出国际认定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应在4～6倍的标准。

总之,由于对与就业相联系的收入稳定性及其增长的前景不乐观,生活费开支尤其是用于子女教育、养老、医疗、购房等大项开支却急剧攀升,而目前我国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医疗保险,这就导致人们对未来生活成本的担心,消费中的预防和谨慎心理增强,不得不捂住自己的钱袋子,加紧积攒教育费、养老金、买房装修款、医疗保健费等,从而引起储蓄倾向的强化(截至2005年12月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突破14万亿元),而即期消费受到抑制。

五、制约消费需求的供给因素分析②

关于消费需求的讨论,一般是以供给对需求的依存性为理论基点,着眼于如何扩大消费需求来促进生产的发展。然而,依笔者之见,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需求也依赖于供给,不容忽视供给对需求的制约和促进作用。需求与供给是相对应的。一方是消费需求不足,另一方就是供给过剩,这是同一社会经济现象在不同方面的表现。上面已经提到,我们所说的有效消费需求,不仅指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而且指现实消费需求即通过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实现在商品和劳务上的消费需求,它以有效供给为必要条件。有效供给,在供给总量适应消费需求总量的前提下,主要要求:消费品(包括商品和服务)的品种、档次适销对路,品质优良或至少合格;价格适当(与产品的使用效果、质量相匹配,购买者能够承受)。只有有效供给,才能把消费者的购买力吸引出来,使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的消费需求。因此,在有些情况下,有效消费需求不足,并非是缺乏购买力所致,而可能是由于存在一定量的无效供给,使一部分购买力无法实现在消费者合意的商品和服务上,限制了即期消费。这表明,有效消费需求不足,除了需求本身的原因外,也还有供给方面的原因,即在供给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抑制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向现实消费需求转化的因素。

反观我国现实经济生活,在供给方面存在着一些抑制消费需求的因素。从近年的情况看,突出的问题有如下述:

一是商品与服务的质量和安全性问题。商品和服务质量的好坏,其使用的安全性有无保证,是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我国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产品质量差和安全保证性低的问题,近些年来呈加剧之势,引起广大群众愈益强烈的不满。以次充好、以劣充优、以假冒真、短斤少

两等行为在市场上普遍存在,尤以食品、药品、化妆品、装修材料以及某些电子产品等为甚。食品中添加有害物质、化妆品中含有害化学成分,家俱和装饰材料中甲醛等有害成份严重超标,虚假广告宣传,如夸大某些保健品的功效、宣称某些药品有神奇的疗效等,诸如此类的蒙骗坑害消费者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农村市场上,问题更为突出。因近些年城市对假冒伪劣打击力度加大,一些造假贩假窝点在城市呆不下去而转移到城郊农村和毗邻地区农村集镇。这使广大消费者不仅损失了金钱,而且危及身心健康,从而挫伤了其消费信心。

二是价格问题。商品(或服务)在市场上追逐货币,但持有货币的消费者,只有当他们认为某种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是合意的可以接受的时候,才会把货币投在该商品(或服务)上,而商品(或服务)的价格过高,是难以赢得货币投票的。衡量物价水平的高低,要同居民的平均收入进行比较。应当承认,目前我国物价总水平,相对于国民的平均收入水平,是远高于美国和物价水平相对较高的英、法、日等发达国家的。而且,由于市场经济秩序缺位或不健全,价格欺诈行为时有发生,如某些行业和企业利用其垄断地位,实行“霸王条款”,强制性地推出收费项目或自定价格标准,使消费者花冤枉钱。这表明,一些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偏高或不合理,不能说不是抑制居民消费特别是弹性较大商品消费的一个因素。对收入偏低的广大农民来说,要用有限的货币收入支付相对较高价格购买工业品,这势必会降低其消费需求。

三是消费环境问题。随着人们消费领域的拓展和消费层次的提高,日益要求有一个好的消费环境,而我国在消费环境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1)配套的基础设施供给不足。这在农村表现得尤为突出。还有不少农村地区供水供电、交通通讯、电视接收等基础设施严重短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家用电器的购买。(2)商品零售和服务网络不健全,使一些地区的居民的购买行为受到限制。特别是大部分农村市场,仍是以棚户市场、马路市场为主,主要是狭小的零售门市及原始零售摊点,一些新型业态如配送、代销、连销经营、超市等还很少,致使农民不能及时买到所需消费品。因此必须重视消费环境的改善。要加大与消费有关的能使大众受益的中低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特别是加大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快后进地区商品零售和服务网络建设,引导和鼓励城市商贸流通企业将一些新型业态网点和服务网点逐步延伸到城市周边的重点小城镇。

注释:

①本文的主题是分析制约消费需求的因素,而论述解决消费需求不足问题的对策不属本文的任务。

②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在上世纪末曾作过较详细的专门论述(见拙文《扩大消费需求的供给因素分析》,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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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宏昌,林少宫.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1978—1986)[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见不鲜。在农村市场上,问题更为突出。因近些年城市对假冒伪劣打击力度加大,一些造假(责任编校:文心)

收稿日期:2006-04-20

作者简介:易培强(1935-),男,湖南醴陵人,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