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事件中的两种传播框架

王星灿

2007年7月17日，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建武主持召开新闻发布会，山西省高院通报“黑砖窑”事件相關案件行政和司法的处理结果和情况，山西黑砖窑事件在争议和质疑声中暂告一个段落。

美国学者斯蒂芬·芬克(Stephen Fink)在《危机管理：为不可避免的灾难做筹划》中借用医学上的术语，把危机划分为爆发期、延续期、解决期。在山西黑砖窑风暴这一危机事件发展的不同阶段，传统媒体和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基于自身不同的特性，通过积极互动构筑了有效的传播框架，产生了强大的社会效应，对推动这一危机事件向良性方向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其中也暴露出各自的一些不足。本文拟从危机的阶段划分对这一事件作传播学分析。

爆发期：网络打破沉默

2007年6月6日，一封署名为“中原老皮”的求助信《400名父亲泣血呼救：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现身大河网，成为这次舆论风暴的发轫。至6月18日，该帖点击率突破30万。6月7日该帖被转载至天涯社区，点击率达58万，迅速成为热门话题。网络在继孙志刚案、宝马车撞人案、黄静案之后，又一次成为舆论监督的领跑者。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媒体甚至先于网络得到该事件的有关消息。早在5月9日，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付振中就根据群众报料，亲赴山西黑砖窑进行调查，并于5月19日播出特别节目《罪恶的黑人之路》，但因其传播地域的限制，反应平淡。而“中原老皮”辛艳华在诉诸网络之前联系过相关新闻媒体，河南省内一家都市报曾应约前来报道，但三四百字的短文反应平平。辛又“拨通省内以及中央的多家媒体的报料电话，可惜一无所获”①。应该说，在危机事件的爆发期，媒体最为重要的责任就是对信息的及时传播。传统传媒在此次事件初期(近一个月时间)中几乎集体失语，深刻暴露出自身的两个问题。

泛娱乐趋势下对新闻价值的误判。在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实行产业化经营的新闻媒介面对竞争的压力和利润的诱惑，在泛娱乐化咄咄逼人的蔓延下节节败退，收视率和发行量似乎成了检验媒体成败乃至新闻价值的唯一标准。在这种媒介环境中，新奇的社会新闻、明星的逸闻艳事、情感倾诉专栏等成了媒介的主要内容。这种报道的严重失衡，反映出一部分媒体从业人员对新闻价值失去了基本的判断能力，一心寻求哗众取宠的“独家”、“花边”，对普通民众的苦难置若罔闻。面对山西黑砖窑事件，由于其远离普通受众的生活，而且没有任何娱乐化的因素，更可能面对艰苦乃至危险的调查取证，因此放弃成为部分媒介把关人的选择。

综合考量现实压力导致信息传播不畅。本应以传播事实真相的媒体，在面对危机事件时，出于来自政府和相关管理层的压力，往往不予传播或深度解读，从而导致主流媒介失去对舆论引导的主动权③。美国社会学家G阿尔波特(G.Allport，1947)提出一个流言传播公式，流言流传的速度=问题的重要性×不了解的程度④。尤其是此类危机事件，在正常信息量不足或信息模糊不清时，流言就会增多。SARS和一系列矿难事件已经不止一次向我们证明：谣言止于真相，尤其面对灾难性事件，媒体有责任客观、如实地把事实真相报道给群众，消除受众因不了解周围环境的变动所引发的心理恐慌，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6月24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删除了有关新闻媒体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的规定，相应地，“并对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进行管理”的规定也被删除，表明了政府以立法来切实加大舆论监督力度的决心，为媒体更为有效地应对此类危机事件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传统媒体的“把关人”由于对该条新闻价值的错误评估，或是对种种现实压力的综合考量，过滤了这一线索，从而导致了传统媒体在事件初期的集体失语。而网络传播的开放性颠覆了传统的传播模式，任何人都扮演受众和传播者的双重角色，有获取信息和发布信息的自由和条件。因此在传统的媒体可以通过有形无形的“公关”、“施压”阻止曝光的危机事件，最终在网络上找到了发布的空间。同时，相比于传统媒体缓慢的受众反馈，网民都可以及时、匿名并且无限制地跟进。网络反馈的及时性、高度的互动性和参与性使得它比报纸、电视更容易在短时间内形成议题，并且更容易产生强大的舆论压力。况且这一危机事件未能从人们惯常倚重的传统媒体得以报道，明显是有违媒体的“社会雷达”的定位和职责的，当然会激起民众更加强烈的猜疑和愤慨。因此，传统媒体在此时的失语也导致了网络舆论的反弹和质疑。网络在这一阶段正是基于自身的开放性，打破了传统媒体的沉默，成为危机事件的信息源。

延续期：新旧媒体集体发力积极互动

网络汹涌的民意直接引发了传统媒体的跟进。6月7日，山西当地官方媒体《山西晚报》刊发了关于洪洞县黑砖窑案件的报道——《黑砖场里，他们过着“奴隶”生活》。该文章还配有31名奴工惨状的照片，包括新华社、央视在内的大批权威传统媒体纷纷转载，引起社会共鸣。6月8日付振中做客大河网，随后《新快报》多家都市报纸刊发了付振中做客大河网的报道。自6月11日起，“黑砖窑事件”成为国内各大门户网站的头条新闻。在这一危机事件的延续期，新旧媒体各显神通，充分展现自身的优势，通过积极互动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有效地传播，产生了强大的舆论力量，从而促使政府对危机的解决。

从理论上说，媒体都有自己的舆论空间：就传统媒体而言，地方媒体根植于社会基层，对当地发生的新闻事件能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如此次黑砖窑风暴中的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但由于其传播地域和对象的限制，往往全局性影响不够；国家级的媒体传播面积广、影响大，但相对而言，与基层呼应的信息管道又不如地方媒体畅通。而网络媒体具有更大的信息量和自由性，但权威性不够；传统媒体行动谨慎，但一旦发力，反响极大。此次，从地方媒体到中央媒体、从报纸到电视、从传统媒体到网络，媒体的集体发力、积极互动，引导事件向良性方向发展，通过集群效应充分发挥了媒体的社会监督职能。

解决期：传统媒体深入拷问人文精神

随着7月4日以山西洪洞县黑砖窑案开审为标志，黑砖窑风暴进入解决期。在这一时期，当初引发此次事件发生的网络媒体却有所降温。据笔者的调查，截至7月22日，百度上输入“黑砖窑”，相关网页数量最近一个月为2290000条，最近一周仅128000条；天涯社区站内的搜索结果为2206条(包括回帖中含“黑砖窑”的帖子)，其中17日之后的仅为97条，且点击率最高的50篇网文大多集中在6月20日之前发布，占88%(44篇)；搜狐网《山西“黑砖窑”事件7案29人已审理完毕》新闻下的评论为0条，7月5日起时评栏下相关文章仅有一篇。在媒体应当深入追问及妥当处理善后工作的这一时期，网络的低调表现显示出一定的浅表性。互联网的超文本及高度自由链接形态构筑了一个真正互联开阔的信息世界。这种分散式或共享的传递系统使得任何新闻报道的传播范围都可能是空前广大的，向外扩散的渠道是空前畅通的，开放性很强。这决定了网民来源和身份的多样性，以及他们所关注的社会生活的广阔性，因此在这一阶段，网络的开放性往往又使得焦点分散，难以形成持续的深度的关注。这种开放性同时赋予了网民更多的言论自由，将网络当作是自己发表间接宣泄不满的场所。因此网上评论和文章的内容多为情绪性言论，这种最为直接的愤怒和同情是当初引发事件的导火索，但在后期，却往往流于表面，单纯的宣泄之后缺乏深刻的见解、切实的建议和后续的力量，从而导致了网络媒体在深度和力度上的不足。

相比之下，传统媒体在这一阶段以更为深入的追问和反思彰显出更为强大的力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南方都市报》6月16日的社论《以国家的名义捍卫文明底线》拷问公器失范所导致的社会底线失守、7月17日社论《山西奴工事件扫尾 社会无力感犹存》剖析官僚制主导的政治生态的麻木；7月21日《南都周刊》刊发《黑窑奴工最后一站：被救者是否再次沦为窑奴?》展示了记者核实受害者名单的努力，表现出深刻的人文关怀；《南方周末》更是接连几期刊登《我们需要共识的制度价值》、《核心价值理念凝聚全民共识》、《追问真相高于一切》等一系列文章，在对事件进行深入追问的基础上，将其进一步引发至制度价值和人文精神的高度加以阐发，显示出传统媒体的权威性。依据喻国明等人的研究，传统媒体公信力高于新媒体，至今还是主流媒介。而在危机事件的不同阶段，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基于自身不同的传播特点而有不同表现，铸造了媒体对危机事件进行传播报道的大致框架，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注释：

①朱红军：《山西黑砖窑风暴被她点燃》，《南方周末》，7月12日B11版。

②殷俊：《媒介新闻评论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