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旅程（外两篇）

朝　潮

时间

将陈年的沙发，拖到陈年的走廊里，阳光和茶是新鲜的。这种结构会让时间遗失得很快，尤其是手上添置一本陈旧的书。书里的事情也是陈年的，是关于明朝万历15年的一本陈年烂账。我一天天坐在同一个方向，做同样的事情，喝茶，翻书，晒太阳。重复演绎。这是2008年8天的事。

时间是最无助的东西，就像自己的身体，身体有病有伤的时候，才会注意到它的无助，它的重要，包括一年一年的老。

我在别处栖歇了几年，回来后发现，邻家的那个整天尖叫的小女孩，也上小学了。她常常用困惑的眼神辨别我的来历。时间只在女孩的表象发生了变化，她仍旧保持着原先的所有习惯，包括自言自语，包括尖叫。只要心里一不痛快，她就会让嘴巴发出锐利的声音，我安宁的时间一再被她的尖叫声戳出一个个空洞。曾经跟女孩的母亲开玩笑说，你应该让你女儿去练声乐，学花腔女高音。那段日子，我也刚好热衷于听歌剧，一个意大利女人的花腔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游荡，无依无靠。意大利女人一遍遍用富有穿透力的声音唱：“爱情像一只小鸟，爱情像一只小鸟。”这种声音是能将时间一分为二的，或者把我隔阂出我的身体。我妈问我，这个女人依依呀呀的在唱什么呢？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妈说，不知道？她奇怪地看着我。我妈一天天看着我长成一米七六的个头，她现在对于这个身体的存在是越来越糊涂了。我自己也糊涂，我的个头长高了，却离我少年时头脑里的高度越来越远。

我妈隔些日子会来我的住地，好像我是一位需要被人看望的老人。大多数时间，我妈看到我的样子都是安静的，安静地坐在那里。有一天我妈说，你小时候就经常这样，别的孩子在地上滚呀爬呀，你每天都是干干净净的坐在那里。我说，从我认识你的那天起，你也一直是这个样子。我妈笑了。她大概以为我在说好听的。我们骨子里都没有变，只是时间一天天从我们身体里走过，时间走得很远了，依然会回头来看望我们，看我们的结局。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万历年间的大臣和将军，他们的结局，也是“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黄仁宇先生的话）。万历皇帝朱翊钧不满10岁就登基了，到万历15年，他才25岁，已然苍老，他很早开放，也很早谢落。海瑞和戚继光，就死于万历15年，更多的人在这一年间骤然苍老。时间可能是一把刀子，当它的某一刀切中你的要害时，你便倏然老去。

在这样一幢巨大的房子里，只有我一个人住着，我可以赤身裸体地在每一天里进进出出。每一天的旅程差不多是一样的，有时我刻意想改变一下，结果还是原样。万历皇帝重复的还不是他自己？否则他不会老得这么快，也不会等到张居正死后才跟他去算账。万历皇帝的时间不属于他本人，我怀疑，他有没有可能一个人静静地晒会儿太阳，喝一壶茶，或者来一点纯个人的喊叫之类的渲泄。一个人，每天守着他的一座宫殿，时间一天天绑着他，勒着他，所有的“万岁”祝福几乎成了一种诅咒。

我把我的房子也看作一座宫殿，我在自己的宫殿里什么事都可以做，也可以什么事都不做。行为的自由度上，我跟邻家的小女孩有点接近。起初，附近几户人家都以为小女孩会是个哑巴，她长到3岁时还不说话，只会啊啊地叫。现在好了，她会说了，而且很能说。跟我熟了以后，她放学后经常在我的后窗前喊我，跟我说几句话，在那块空地上唱一些她自己即兴创作的歌曲，伴着尖细的叫嚷，那种声腔还是让我想起了意大利女人的声腔；或者跳舞，也是即兴的；或者在地上画一些比毕加索更抽象的画，给我看。有时我没有空去理会她，她就顾自在那里自言自语，说一些谁也听不明白的话。最常见的，还是她的尖叫，高兴和不高兴时，都要尖叫，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让她心里畅快。

最深的印象，是蝉的尖叫；蝉尖叫着，它心里就凉快一些。

天气还是凉得吓人。我易胃寒，坐在电脑前需要穿厚一点的衣服，让胃保持暖和，尤其是在饭后；下午如果坐在阳光下，又觉得身上的衣服厚了点。身体的温度由此显得很难把握。一天里，我的身体内部通常想尝试好几个季节，而且大多如愿以偿。冷的，热的，难受的，不太难受的，等等。在茶和咖啡的浇灌下，身体的顶部通常会蠢蠢欲动，想开放一些东西出来，体内也有类似枝叶簌簌的声音，就像门前那一株桔树。门前除了那株桔树，还有一株樱桃树和一株枣树。它们都是在我十六岁那年种下的。它们一年年开花，结果，还是当初的名称；我一年年奔走，喘息，名称已经换了很多种了，成了一件商品，跟别的人事交易着。十多年过去了，树正年轻着，一幢房子就老了。一个人的老去，不用这么久。

在走廊的树阴下喝茶，心思容易开小差，如若是回头去看过去了的大段大段的时间，心里就会落实下来一块磐石，或者被尖锐的东西扎上一下，然后整个人长时间地骨折在沙发上。这样的时候很多，为某件事，某个人，某句话。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没人为之写信的上校》中说，上校花了75年才觉得自己变得纯净和不可战胜了。这是一句让人头疼不已的话。75年！

身体

院子的门是为邮递员开着的，如果不需要我签名，邮递员不会喊我，直接将信件报纸塞进门口的简易邮盒。极大多数时候我不需要开门，也不会出门。书房里，最响亮的声音是敲击键盘时的声音，除此之外的大部分时间，只有电脑主机运作时风扇发出的声波，以及墙上的电子钟全天候的滴水声，水漏到后半夜，我就开始变得焦虑起来。我浸泡在时间的水域里，还是干渴，即便我不断地喝水。这是一段相当漫长的行程。

最近老想起以前单位里的一池睡莲。睡莲像我一样在上午八九点钟醒来，它们安静的行为就是浮在池面上，也浮在某个人的记忆里。大部分时间，我会像睡莲一样浮在居室里，株守于一段没有航标，没有明确线路的无垠海面。奈保尔在《河湾》中说：“每天的旅程就像是一大成就，有了这成就，想回头就越来越难。”这种印象是直捣心窝的。我一直以来有着这种强烈体会，但我不是作家，不擅表达。以前我也有过这方面的说法，我说：“每天的旅程，推动着日子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无序的应对，或者是一地碎片。晚上持续的不想睡，只想留在这一天。”印度的Himar就是因为读到这段话联系了我，然后开始互通电子邮件。Himar的汉语很蹩脚，他动用了两种翻译软件，以及一位中国朋友的帮助，也不能完全弄清楚我上面那句话。Himar认为翻译不清楚的话大概是有趣的，就来问我。用英语的话，我也解释不清楚，幸好后来我读到了奈保尔的那句话，就这样跟他解释：两者都在说每天身体内部的旅程，奈保尔是专业的说，在说内部；我是业余的说，只会说表象。这是作家与非作家的差别。

Himar是一位热爱走路的印度作家，他的旅程已经延伸到亚洲欧洲的许多地方，并且在欧洲取得了博士学位。给我写信时，他在上海。我跟他谈到过印度电影，以及一位叫阿伦德哈蒂·罗易的印度女人写的一本书，那本书获得了一九九七年英国布克小说奖；我当时正在读的一本书的作者，也是一位叫奈保尔的英籍印度后裔。Himar跟我说得最多的是上海，他在信中这样描述：“ShangHai is awfully crowded, noisy, dirty, selfish and rude. Only money and sex rules ShangHai!”这样说一座城市比较残酷，在他眼里，上海是一片海域，混乱的海域。当一个人被实景和画面感俘虏以后，很有可能失去想象。我至今没有去过上海，也就没有办法去品评它。

因为身份和语言之类的局限，我不可能去本土以外的很多地方。对于一些出类拔萃的地名，我更愿意去想象它们，例如伊斯特伍德镇、莱茵河、瓦尔登湖、杰弗生镇、布拉格市……以及众多地图上不存在的地名。我没有能力争取自己想要的身体的旅程，只能换一种方式。也曾经去过本土一些著名的地方，每到一处，观者如市，回来后，感觉跟没去过一样；许多地方没有去过，反而亲切如故。旅游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场眼睛的盛宴，眼睛饱足了，便剥削走了其他身体器官的一些觉悟。劳伦斯的故乡小镇伊斯特伍德，有着风光旖旎的海格斯农场、烟波浩淼的莫格林水库、墨绿如染的安斯里山林，它们的影像无数次在我面前播放过，每次有着不同的新鲜感。

我二十多岁时买过两张地图，一张是中国的，一张是世界的，我时常在地图上面旅行，倾刻之间横跨欧亚大陆，指纹遍及世界各地，意大利“靴子”、冰岛“军舰”就是在那时发现的。两张地图在我的宿舍里挂了好几年。地名很容易冲撞我的头颅，以至我不能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想到某人某事，必然会跟出一个或多个与之相关的地名，接着整个人的注意力就像一团缺水的面粉，向四处松散。喝哥伦比亚咖啡时，我的注意力会旅行到那里的很多地方，比如著名的黄金博物馆和宝石市场，那里盛产祖母绿。哥伦比亚还有一处建筑也很出名，锡帕基拉市的盐教堂。那里的一切都是盐构成的，包括墙、顶、柱子、神龛、雕塑，是一处宏大的地下盐建筑。我跟美国一位网友在MSN上聊天时，曾聊到这处建筑，网友去过盐教堂，我没去过，但我谈得比他要详尽，要得意。我想象，那里的气息一定纯净又湿润，像深邃夜幕的森林里，带夜露的气息。

Himar多次说想来杭州看我，我告诉他，我们没有办法面对面地沟通，他的汉语能力和我的英语一样的稚嫩，只能借助翻译软件和词典保持联系，另外，我也不喜欢见人。见人是另一件让我恐惧的事，我只是我自己，没有可能去适应各种各样的人，人与人之间也不可能存在真正的沟通。这种格局是上帝造人时就定下了的，上帝只让每一个人拥有自己的秘密，也因此会罪罚那些发现人类的秘密并将之公布出来的人，提前结束他们在人间的旅程。我猜想，秘密本身是简单的，一旦秘密透露出来并集中起来的话，那种局面恐怕是上帝所控制不了的。Himar与我不同，他偏好脚步的行走，大多数时候游履在外，热衷于交往各色人等。他是在欧洲文化的餐桌上发育起来的，是欧洲文化的养子。他也会跟我提到一些印度的曼妙事物（主要是文化方面），更多的是对那里生存环境的不满和痛恨，语多冒渎。我猜他是不想回印度了，拒绝了物质意义上的故乡──就像逃离故乡小镇，浪迹天涯的劳伦斯。劳伦斯是回不去了，他曾经在文章中说，他“既感到归乡的迫切，又感到十足的厌恶”，他的身体行程太远了，只在临死前给朋友的信中郑重说：“那是我心灵的故乡。”这是一句很容易忘文生义的话，被狭窄地解读。原因是，人人都会像模像样的谈心灵。劳伦斯是在身体的行程中，找回了心的皈依。法国十九世纪一个叫兰波的诗人，他将这种类同的身心行程叫做“生活在别处”。兰波说到了状态，没有说结论。身心的结论只能每个人自己说了算。身和心，永远不可能调停在同一水平线上，心总比身体走得快，走得远。大多数时候，我们首先重视身体的行程，为身体安家落户，为身体奔波，并且为之付出一生。身体老了走不动了，心依然会奔跑会飞翔，心就无处安生，身体的所有行程也就显得有点冤，到头来像一场空。人们谈到的心灵，实际上只是感觉。林黛玉说“质本洁来还洁去”，也是感觉，她的故乡在苏州，她在贾府的所有日子，都在找身体的归依感觉。白居易说“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也是身在官场挣扎着生发出来的内心感觉。心是最奢侈最张扬的器官，总是不满足，它所属的身体如果固定在某一处，对它来说无疑是牢笼，它的所有感觉也就被局限着，很难穿越出去。我们通常所说的“眼光”，大概就是被身体的行程局限着的。

我已经差不多半年没有Himar的消息了，不知他的脚踩在哪一片尘土上，心旅寄在谁的故乡。没有一种旅程会完美地等着他，无论去哪里，在哪里。Himar去的地方越多，精神起落也越大，感悟也越重。我同情他为自己的内心所经营的身体行程，起码我没有这种能力，或者说不具备相应的条件。

看法

睡莲在午后开放，傍晚闭合。睡莲闭合的时候，是我身体打开最盛的时候。只要黑夜铺天盖地涌漫，我就浮上来了，开始所谓的劳动。台灯的一小撮光亮，比镰刀强不了多少，但它多少能照亮一些收割，阅读，打字，发呆，抽烟，看电影，喝咖啡。我区分不出这些事物是生产资料还是生产力，它们常常是混杂在一起进行，像枕头上的旅行那样关系混乱。

一个自由散漫惯了的人，很难集中心力做一件事，日子难免混乱。有一次吃玉米时，觉得每一个日子就如玉米粒那样，是健壮的，它们之间关系紧密；而我的日子是混和的，绸缪成一堆，像玉米糊。所有的日子到我这里一游，怀抱着新鲜的愿望而来，结果是厌倦地离我而去。它们肯定厌倦我为它们安排的散漫而无趣的旅程，每天如此的枯燥乏味。我很同情它们，就像同情我自己。日子并不宽容我，每时每刻都有可能让我感觉到它们的厌倦、烦躁和动荡不安，它们厌倦我深更半夜还让它们醒着，厌倦我无序的日程安排，等等。我从来没有为此生气，生气发火是没有用的，只会破坏自身的内分泌系统。

曾经担心这个问题，一个长期株守家园的人，他的腿脚会不会因此而提前功能老化呢？这个问题让我不安，也因此开始每天在房间里活动身子，虚拟田径项目。最近又在报纸上读到这样一种看法，大声喊叫有利脑部的血液供应，能激励语言中枢。而我，不要说喊叫，连话也越来越少说了，沉缅于不出门的日子，也就失去了说话的动力和时机。我又开始担心长时间不说话的后果。我这个年龄，不可能像邻家小女孩那样随意地尖叫、自言自语，那是不符合别人看法的，会被认为不正常。

类似的问题，使我每天的旅程更加动荡不安。相比之下，我周围的大多数人，过着井然有序的日子，穿着干净、体面，延续着世世代代的脚印。那是一种幸福。这样的旅程，就像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集体对人世间的一次参观访问。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看法从来就是不可靠的，像算命先生对于某个人的一生的凭空测量。看法，又是顽固的，花费几个世纪的漫长旅程来改变某个看法，是很正常的一件事。许多事情在被公众确认下来以前，是混乱的，不干净的，像某些阴暗偏远的长期无人理睬的土地。云南的元阳有许多这样的土地，它们在明朝以前的漫长世纪里，是丑陋的，被农家排斥的，形状、质地之类不是居民眼里的正常土地，是被歧视的。十四世纪时，哈尼人开始正确面对这些土地，不仅将它们整治成为可耕作的土地，同时也使之成为中国最美的风景之一。这些土地，现在称之为“元阳梯田”。

我想我体内肯定有许多地方没有被开垦出来，它们被我无意识地荒废着，这种自我局限，也包括身体和内心的混乱旅程。一些事情总是没法消解掉，它们在我的四周小憩，等我不小心碰到它们时，就醒过来了，醒得很彻底，然后嗷嗷待哺。时间就此开始紊乱，或者模糊。人活在世上，活在一大堆人中间，要想弄清楚人的本来面目是很难的，缘于身在此山。我们可以客观认识到人身体上的一个细胞、一条射线，却不能客观认识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东西。如果我像小女孩那样随意大喊大叫的话，就会被送进精神病院，“某某人疯了”的看法就此确定下来，不再更改。

我在深夜的房间里开放着时，那副神态就像午夜站在街头的，衣着艳丽表情冷傲的妓女──这是装出来的样子。不装的话，谁知道你是干这行的呢？人不装的话，会是个什么样子？会有人样吗？万历皇帝朱翊钧也在装，他不装的话就不像是个皇帝。他原本是个自我的人，生性好静，只是生在帝王家，贵为天子，就失去了自我，也就老得飞快。朱翊钧坐享表面光滑的生活，像消极，像逃避，像放弃。这是别人的看法，他自己怎么想没人知道。《万历十五年》提供了一种可能，这本书相对侧重于一个人（而不是皇帝）来写朱翊钧及其所涉人事。不管如何，朱翊钧后来还是装不下去了，否则依照他的生性，结果很有可能像某些个同行那样，去煤山上吊，上寺庙出家。万历十五年是混乱的一年，南北旱涝，河南地震，北京水灾，郧阳兵变……最主要的是“看法”上的混乱和不清不白。

看法和信仰有关，它们的关系差不多是父子关系。信仰是父，看法是子。现世的看法大多局限于眼前的利益，或者亲近于自己的利益，不太可能射正客观的靶子，它们被错误地、漏洞百出地编进历史，影响后人。历史通常由统治阶级来编撰，并非完全的人类社会生存的历史，这是另外一个错误。

也许所有的旅程，都是因为错误才得以延续。

陌生事物

一棵树，两种光

两种光是时光和灯光。

深夜里，他幻觉自己是一棵树，被两种光养育着，枝节错综，光影斑杂。树，恩承着两种光的光合作用，体现在一种叫想象的神奇事物上，呼吸也是为这种事物提供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事物可以供养和满足这样一棵树。一棵树跟一个人的成长和梦想是相仿的。作为一棵植物的树，除了顶冠的伸展，还有更为重要的底部的伸展。人只存在顶部的伸展，没有根，人就此呈现的是一种动荡的生活方式，他们更需要关怀。

他，是一棵长势平平的树，身显羸弱，空怀汗漫。只有到深夜，他才会觉察到他心里的动荡和人事本质的端倪，如此盛大。深夜太静了，天空下只剩下他一个人。这时候他才觉得自己是一棵树，被固定在一把椅子上。长时间的固定，像落下了根。有根的感觉比游走的感觉要踏实，这是肯定的。东方佛教说的“凡根清净”主要是指精神欲望方面的根，表现形式就是打坐参悟，把身体固定在某地。他不是佛教徒，但他相信佛的精神光芒的存在。他把自己固定在深夜里时，可以透过时光看到所有他想看到的东西。这是人的光芒。这种光芒容易在深夜是放射，成为一天中最明亮的时光，可以看清白天看不清的事物。

深夜长时间固定下来，他身内的某些部位就会熠熠生辉，升腾着。他做梦时老是梦见离开地面，涣散，或者飞翔，远离尘世，接近自己。梦里，时光也涣散着。梦以外的时光是从容的。时光的从容，很大程度是一种假象，这种假象，被人类称作“人生如梦”。

时光是什么？它会不会像卫星带回来的宇宙图片，看上去是一团被不规则搅动过的稀面，搅过的螺旋痕迹都在？这种不明就里的局面，使他长期困惑，而他更愿意把梦中的飞翔看作是一种精神上的探索。做飞翔梦的人很多，尤其是他们的一生还没有固定下来的时候。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米兰市一位小名叫汤姆的男孩，也梦想飞翔，他发现有一种药粉会分解成气体，就竭力动员他的小伙伴喝下大剂量这种药粉，期待着药粉在小伙伴的身上产生足够的气体，将他送上天空。结果小伙伴没有送上天空，而是送进了医院，差点没命。这个梦想飞翔的男孩后来爱上了深夜的时光，他甚至讨厌睡眠。他说，睡眠是对工作的最大妨碍。在此之前，他发明了一种叫电灯的物件，用一盏电灯照亮了整个地球。现在的所有灯光，都是当年那个米兰市小男孩发现的光芒，他姓爱迪生。

坐在灯光下，比纯棉布料更舒适，就如此刻，舒适得要念叨它，在心里朗诵。这种念叨，很容易提炼成诗歌，或者祈祷，它们都是人类内心的光亮。

他看不到自己的光芒，但能在深夜里看到属于他的那棵树。这是一棵理想树，一棵神奇树，也是可悲的树。它的神奇只属于他一个人，或者仅仅和他的远方挚友分享其中的一部分，它的可悲属于全人类。树，开放和凋谢从不分时效，起落于瞬间，也可能横贯整个长夜。开放或凋谢对他来说都是折磨，它们盛大，密集，快速，惊奇……在个体的磁场中包罗了生命的全程枝节。如果可以记录下其中的一小部分，他内心就会自足一些，这种情况并非每晚出现，有时这棵树一闪一暗，显得电力不足，接着是一再的疏离或断裂，难受得要命。他想，威廉·吉尔伯特在磁性和磁力的发现中，一定吃尽了这种苦头。有时，很长的日月里，他会怀疑那种类似电的能力的存在，以及它本质的意义。

他大脑里也有一棵树，人类称之为神经元。大脑里的一兆个神经元，它们各自伸展，分枝，叉桠之间又各各相连。如果将大脑的组成单位放大的话，那景状比作为植物的树还要繁茂，尤其是像他在深夜里这段时光。神经元的连接处会释放出微量的化学物质，这些化学传导物质时时刻刻影响着他的思维，他的时光。在他看来，尘世的时光是一场未知世界的并不一定完美的旅程，时光坚不可摧，它一直守在那里等待勇气和信诺。

在时光面前，他敬仰一些著名的前人，比如中国的司马迁；比如法国的尤瑟纳尔，前者治理时光，后者雕塑时光。时光是一匹野马，无人驯养，有些人却可以客观地记录野马经过的痕迹，让后人知道它奔放和踏经的大致情况，尽管他们永远不可能驾驭。司马迁出生于大禹治水起始之地，治的是时光之水，受宫刑，书《史记》，在一生最黑暗的时光里散发出历史长河的光亮。

他怀疑是时光在放牧他，放牧所有人。白天被放牧，夜里用来感怀。在隧人钻木取火之前，爱迪生发明灯光之后，夜一直是留给人类的安慰。夜的灯火，成了时光的怀念者和追随者。热爱深夜的人，更是视之拱璧，对每天临将告别时的留恋，已然成癖。寒夜里，他常常会感觉到头顶在导热，在发光。用科学的说法，就是他的神经元在运动，在传递，神经元的连接处不断地产生着电流，并以每小时四百公里的速度通过，那些电力加起来的话，差不多可以点亮一个灯泡。人类使用电灯只有一百多年，两千三百多年前的古希腊人亚里斯多德却早早说了——人的大脑能调节体温。这是人类大脑里那棵树的惊奇，还是时光的惊奇？

深夜里，灯光下，时光温顺得像一只猫，无声穿行在身体周围。他想起时光时，大多已接近天亮；他想起时光时，大脑里那棵树就开始萎缩起来，如同被所罗门王罚囚在瓶子里的魔鬼，化作一股清烟重新回到他的瓶子里。他起身，关灯，上床，此后的时光不再具有一个人的属性，成了梦的消息。

文字

每天起床那一刻，他对自己有陌生感和新鲜感。这两种感觉饱满得像要开放，但它们很短暂。等他做好饭菜，灌好开水，在厨房忙碌一阵后，它们已经不辞而别，只剩下一种身体上的惯性的困苦，类似囚禁的感觉。然后，他开始他的囚禁的文字时间──阅读文字，或书写文字。

他给自己很多坐下来的理由。理由们闪闪发光，也像金属的冰冷，光亮丝丝入扣，勾勒出他身上的所有部分，天使的部分，人的部分，以及撒旦的部分。也许，发光的不光是那些理由，还有那只用来装水的要命的杯子，它每天都在勤劳地浇灌一个身躯；还有那把长长的金属匙子，它用来搅拌咖啡和他。

他写字时，很费力，像一个铁匠的打造，或者被一位强壮的铁匠打造。

熔化。凝固。淬火。退火。

费力时，他会不由自主会闭上眼睛。闭着眼睛是无边。

对了，普吕多姆说：“阖上的眼睛仍在眺望。”仍，好像不够。

他闭上眼睛时，真的是无边。这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是困苦，是精神上的惯性的困苦。他所有困苦跟文字有关。困，是文字；苦也是文字。北宋时的梅询也一直为文字困苦，官做得越大，困苦也越多。梅询任翰林学士时，每天要不断草拟诏书，常常弄得心神疲惫。某一天，待拟的文字一大堆，梅询握笔苦思，边思边往外走，走到台阶上，看到一位年老的士兵躺在台阶上懒洋洋地晒着太阳，样子很舒适。梅询感慨着自叹说：“舒服啊！”他上去问老兵：“你认识字吗？”老兵说：“不认识字。”梅询说：“那就更快活了。”

梅询写的无计其数的诏书，一件也没有流传下来，这则趣嘲文字的故事却存活千年了。也许文字并不单单倾向于费力的思想。

文字不会回忆。文字做过什么？什么都没做，但它们都看到了，像灵祇应梦那样一遍遍重现、组合。有些人记下来，有些人不记；不管如何，整体的差异很小，差异的那部分是灵祇给的，给了很小很小的记下来的那部分人。文字也不会喊叫或哭泣之类，但它们一直在倾情扮演类似的角色。比起文字，人更麻木一些──这成了小部分人信仰它的理由，如同上帝在与不在并不影响教徒的信仰。

在文字面前他很难做到像别人那样清醒和乐观，清醒地表达，和形式上的貌似简洁。乐观的醒着，意味着平淡的睡眠；或者，乐观的醒着，并非完全的清醒。梭罗说：“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非常清醒的人，要是见到他，我怎敢凝视他呢？”有些人，只能凝视他们的文字。清醒的文字烟火飞舞，又转眼消褪；困惑的文字却种在那里了，长盛不衰。这是一种体面的世上经历。

文字是最原始的事物之一，它的个体是机械的，固形的，组合它们成了一些人的工作，熔铸它们成了更少一些人的毕生工作，像煅打，像灌养，像呼吸。文字的暴露，是因为无路可走，它们被众多外来的因素（主要是人的因素）统一着，同化着。它们使用出来的效果都差不多，像是同一个人在使用。安逸和艰难；幸福和苦难，它们呈现得千篇一律。文字已经没有了尊严。

女娲甩泥为人时，为了让人的产生过程自动化，她动用了神的力量；现代人类生活中的自动化是机械和电子的力量。他记得巴金先生在《寒夜》中，写人的动作时常用“机械”两字。他十四岁读这本书，现在第一印象就是这两个字。他敢肯定，人的一生大多可以被叫做“机械的一生”。身体的工作是机械的，一生的工作也是机械的，按部就班，这个前景他自己也觉得不可理喻。唯一不机械的是脑，如果脑子里的东西都像程序似的编排好了，自动化了，那么一生的流程就真成了机械的运作，最多是比拼，争取出众。

芬兰人有个一年一度的砍木头比赛，报名的人很多，到最后决赛时电视台会直播。这个比拼，斧、力和技的因素各占三分之一，决赛选手大多几斧就将粗实的木头砍断。如果用电锯的话，就没有意义了，因为芬兰人要表现的是古老职业的尊严，像一种祭祀仪式。写字也是仪式，是对文字的祭祀。写文字的笔对于极大多数世人来说也是工具，它和斧头都需要不断的磨砺，以最闪光的方式针对它的对象。

世上的各行技术总有工具的局限。他的祖父生活在农具时代，用锄头挖掘了一生。他父亲也握锄多年。他没有握过一天锄头，他握着的一直是笔（包括类物），笔在他那里已经不是工具了，他把书写的笔看作是他身体里最后生成的器官，这个器官还在生长，一笔一笔，如此缓慢。

消灭一个人需要多久

有个人，他已经死了。我的心里有一座纪念馆，它是用记忆──这种世上最耐磨的材料建成的。纪念馆里陈列着所有跟他有关的事物，包括情感的蛛丝、灵魂的软甲、个性的蓟草……我甚至收藏着他的爱情。时间越久，纪念馆的物品就挖掘和收藏得越丰富，它们拥满了所有的房间，还是挤不下。事实上，我在建设这座纪念馆的前后时间里，一直在用文字的方式追忆着他的过去，哪怕是他身上落下的一根毛发（他说那是他的羽毛）。

他死的时候，很年轻，比他喜欢的阿尔蒂尔·兰波、狄兰·托马斯还年轻。他没有留下遗言，因为他的死，是一场蓄谋已久的灭亡，一种不知不觉的消失。要说清他的死因，还得从我身上说起，还有时间。

时间是邪恶的起源，时间是另外一个凶手，是最高级的杀手，不留破绽。它只保留权贵们生活过的痕迹。它一启动就停不下来，一刀刀刻在人的肌肤上。我很久没使用手表之类随身携带的计时工具了。现在，如果和一个无趣的人说话，我常常会关注自己的手腕──以前戴手表的地方。只看自己手腕上肌肤的刻度，看那里的刻度一寸一寸的老去。看手腕时，偶尔会想到无花果，想到无花果猜不透的身世、青春期，和它身上的时间。

小时候常玩一种游戏，就是在阳光下踩别人的影子，别人也踩我的影子，相互追逐，踩得愉快而无间。踩熟人的，踩生人的，踩大人的，踩小孩的，惟一踩不到的是神灵的影子。长大后，我们中的很多人还是习惯踩别人的影子，但效果不一样了，相互踩得很痛。愉快的感觉很模糊，说不清具体的方位；痛苦的感觉很独立，很正确。我牙痛的时候，连痛的。是第几颗牙都一清二楚，更何况心痛的感觉。痛苦，是邪恶留下的子孙，它们武功高强，它们繁殖很快。

我和他，小时候形影不离，有时他是我的影子，有时我是他的影子。影子躲藏在我们脚下的时候，是正午──像一种谶兆。现在，我正午的身躯里，跳动的是一种上午的心律，血管里流淌着的是黄昏的记忆。记忆中我们的童年不分彼此，甚至还不知道区分彼此。那个年龄的愉快和痛苦是自由生长的，后来，他的手腕上长出了淡淡的茸毛，还有腿部、唇上、腋下……它们是他的羽毛。那些外人几乎从没留意过的淡淡的羽毛，对他来说似乎是一种精神牒度，或者是梦想。他常常在洗澡时对着它们发呆。他变得不爱说话了，无名地忧伤，难受。他有话只跟我说，大多是带问号的话。

我成了他最隐秘的朋友。他常常把我写进日记，带进梦里。

他喜欢上了做梦。

天快亮时，一只鸟飞进我的梦里，说，告诉我，你的敌人是谁？

那时候，我正在一块辽阔的原野上奔跑。我仰面望了一眼那只鸟，说，我没有敌人。我的敌人已经被我消灭了。

那只鸟笑了，它哕哕地飞出去，没多久又飞了回来，跟我说，老兄，你的头发乱了。

我还没有弄明白它说的意思，它再一次飞远了。我没有工夫理会，继续奔跑，我一心一意享受着这次难得的没有阻挡的自由越野长跑，没有竞争对手，没有敌人。梦醒来时，我浑身的筋骨很舒展，很开放，大概是由于我舒展地奔跑了很长的路途。我往自己的脑袋下加垫了一个膨松的枕头，想让那种舒服的感觉变成立方。说实话，那时我的脑袋已经不怎么舒服了，脑袋开始想念那只梦中鸟，想念鸟说的两句话。

灵祇应梦。我开始重视那只鸟，首先是它的样子，我记不清它的外表了，只记得它有一身漂亮的羽毛，鸣叫响亮，它冲我说话时，是一张人的面孔，有点像传说中的人面鸟身的灵物，或者是状如鸡、鸣似凤的重明鸟。要弄清楚这样一只鸟的来龙去脉，好像已不重要，它只是一个象征，重要的是我又怀念起那个死去的人。我长时间地擦拭他留给我的清晰的印象，越擦越亮。他一直在我的身体里，在那个纪念馆里。他对我了如指掌，纤毫悉知，只要我的念想的紫色光线一照射他，他就像水影那样显现出来。他影现在天花板上，凝视着，深奥着。我仰在床上，半天不起身。头皮有点痒，有东西在往上不断生长，像藤蔓植物的卷须一样，一圈圈将我的脑袋缠绕起来。

那个梦的主题不是鸟，是奔跑。我一直在奔跑。我像野兽一样在地上奔跑，先是双脚跑，后来变成了四肢着地，跑了很长时间，那种奔跑的印象真切、舒展、有力，也很自然。我当时的样子，很可能是人面兽身。当天晚上，我与朋友海飞在网络通讯工具上说话时，也说起这个梦。我把那只鸟藏匿起来了。

那天是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日。

一二月份是最残忍、最挥霍的月份，它们要把过去和未来、伤痕和祝福分隔开来，假象着，然后贴上传统的幸福吉祥的标签。他在世的最后几年，常常在这个季节问我，为什么要说这么多空洞的祝福？为什么样要跟这么多人一起吃饭？为什么要送礼？为什么要跟别人一样过这个充满谎话的假期……那些问题像一大群奔驰而来的野马，带来滚滚烟尘，他坐在乏味的谜语中间，一阵阵咳嗽。那时他十七八岁，他太年轻，却开始老了。他时常阴沉着脸色，像在接受神灵的责备。他会在长时间的静默后，突然破声大喊。他自诩牙口结实，什么都能吃下去，结果吃坏了两颗牙，后来拔掉了。牙根是命根，牙松动了，健康也就开始松动。

我知道他的骨子里，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柔水，他曾经是一个讨周围人喜欢的人，可他憎恨自己，讨厌自己，也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孤独。为了修正自己身上那些不符合社会道德所要求的结构，他改造着，学习着。他的语言和行为里，一点点融合了别人的教唆，所有方式是原始的，我没有办法阻拦，没有办法。他不知道，他的每一天都是现成的样子。他生活在废品里。

那年月，我与他的关系貌合神离，且离得越来越远。我们遥遥相望，相互寻找；我们离得越远，便越怀疑，越敌对，越痛苦──痛得那么具体。这样的关系是非常危险的。

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以后，我也落下许多的后遗症。比如怕老、怕影、怕风、怕鬼、怕合影、怕社交、怕祝福、怕声音、怕城市、怕单位，甚至怕被人爱，怕被人关心，怕家庭和亲戚，等等。二零零七年一月的某天，和我住得很近很近的一位堂弟结婚，但我已经十多年没有见到他了。婚礼那天，他们用小车来接我，我推不掉。到新房时，我和堂弟相互都不认识了，几乎所有亲戚不认识我，他们用不相信的目光望着我，望着一个怪物。他们私下里说，这个人，为什么不老？我妈说，那天我像个刚出土的古董，别人都不敢碰我。

我妈说，那天我的头发很乱。

那只鸟说过，我的头发已经乱了。

据说，一个朝代的摇晃和倒塌，就是从头发开始的，何况一个人。

邪恶也是从头上长出来的，和头发一起。它的武器油黑发亮，逼人的那种亮，那种亮，就似狼犬的眼神。大约在十年前，我家养过优种狼犬，花了好几千块钱。我长年不回家，一直不知道家里添了新成员，那年夏天我回家时，刚推开大门，那只狼犬就从家里直冲我这个生人而来，它立起两只前肢，从很远的地方一下子扑到我的肩上。当时恐惧的面积太大，反而没有了重点和记忆，只记得我爸大喝一声，是自家人。我没有记住恐惧的具体样子，以及它全身蛀蚀过的痕迹，倒是记住了狼犬的一声低吼，宽大、浑厚、凶狠，以及它被我爸喝住以后，警惕地站在我旁边盯着我的姿态。它严阵以待，盯着我的眼睛。我头都不敢转动一下地瞥了两眼它的目光，那种很黑很亮的目光。印象深刻。还有比目光更锋利的武器？

人不会害怕一种感受不到的事物，人最害怕的是一种感受得到又看不到的危险事物。现实的危险仅仅是方式。在生活的浸泡和洗磨下，他，妥协了，也更危险。他开始向往阔少爷的生活。他向往都城高贵的公寓；他向往跨国的婚姻和风光的婚礼；他向往他哥哥那样的一辆辆名车……他的向往随着他的毛发一起茁壮成长。我不会容许他这样生活的，如果他心想事成，我就没法存在下去了，会沦为他的影子，被他踩在脚底下，或者干脆消失。

我没有选择，没了退路。我开始明白，他就是我的敌人。他早就是我的敌人了，只是我一直不想承认这一点。我们之间的较量，在更早时候就开始了。我十八岁那年，拿着一把刀片想结果他的性命，但是没有成功。十九岁时他恶毒地回击了我，想置我于死地，还差点成功。几年以后，我感到再一次的胜券在握，可他昏死了两天后，又在医院里活了过来……这以后，我们一直在不同程度地交手，在使劲。不是他死，就是我亡。我们是不同的影子，却生活在同一具身体里。真的是巨大的困苦。

我梦见自己像野兽那样在奔跑，海飞说，那是因为我向往自由生活。我知道还有一种解释。记得我爸在喝住狼犬时，说，是自家人。我跟狼犬是自家人，都是被驯服了的野兽。

邪恶是剪不断的，它的茁壮势头远远胜过庄稼。哪怕它只是一茎草的苗头，背后也是一片原野。邪恶被成长的危险因素杂交的后果，不是改良或中和，是“更上一层楼”，如饿兽出奔。

人们只重视一个人活着或死去的表面，他们不会看到一颗心被刺透的痕迹──这种方式的谋杀和死亡。诗人拉法埃尔·阿尔维蒂说：“杀死死亡，是为了获得自己的生存。”我重新想到这句话时，是在某一年的春天。那年春天，我听到胸腔里一个咬牙切齿的声音。

如今，我常常在深夜里披着月光，想念辞去的他。月光下自己的影子，总以为，是他。也许那是他的魂魄。魂魄是带不走的，是他遗落在这个星球的行李。他不在了，留下我孤独而平静地活着。现在我明白，消灭一个人，是用来怀念的，尤其是敌人，不管他以前对自己的伤害、威胁或危害有多大。

人们也不再记得他，他的朋友只记得一个叫朝潮的家伙，以为朝潮就是他。我取代了他，以阴谋的残忍的方式。但他永远活在我心中，活在纪念馆里。这种方式是旷日持久的，就像纪念馆里的灯，一直亮着。

作者简介：朝潮，在国内数十家文学期刊发表小说、散文及文学评论作品百余万字。曾任文学期刊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