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左”、破满、唯实、创新，是改革开放的先导

我省从1983年12月开始，自上而下，分期分批，进行了为时三年多的整党工作。这次整党，是遵循中共中央于1983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整党决定的精神，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开展的。中共浙江省委根据党的建设从来是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并为其服务的经验，把系统清“左”、不断破满、勇于唯实、大胆创新，作为指导全省整党工作的方针，使整党的过程，成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思想不断解放，改革不断深入，生产力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提高的过程。

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坚持和发展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局面的纲领。邓小平同志在这次大会上总结我们党和国家长期的历史经验，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二大以后，我们面临着历史性的转变和新的伟大任务。当时，我们通过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从总体上说，已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也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左”倾错误影响深远，那种认为“只有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才是社会主义”的传统经济理论，还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有些领导干部在抓经济工作中，一说发展商品生产就认为是偏离了社会主义经济，对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更视同于搞资本主义。八十年代初期，在乐清市柳市镇就出现过“八大王”案件。有8个人因从事五金、螺丝等加工和营销电器等业务，被作为资本主义行为受到批判和关押。同时，在精神状态上满足于现状，因循守旧，怕冒风险，不思进取。这样，改革开放就迈不开步子。因此，省委认为，在整党中要解决统一思想，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问题，必须从清“左”入手。在当时情况下，抓住清“左”，就抓住了党内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普遍存在的倾向，就抓住了要害，而破满则有助于增强清“左”的紧迫性和自觉性。这样，才能使党员干部的思想进一步从“左”的影响下解脱出来，为改革开放扫清障碍，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方针政策，能够在各条战线得到贯彻落实。

省委提出的清“左”、破满、唯实、创新的方针，是以解决省委自身、省级各部门和市地级党委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为主，省委突出地抓住了这个重点和边整边改这个重要环节。主要做法是：

把学习理论和调查研究密切地结合起来。一方面，组织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委、党组的领导成员，认真学习中央的整党决定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等文件，以及邓小平同志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等重要讲话。通过学习，加深对解放思想的实质及其重大意义的理解，使大家认识到解放思想，就是要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坚持唯实创新，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我们的思想同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相符合，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相符合，做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同时，始终保持永不僵化，永不停滞，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针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组织分管各个领域工作的省委常委和副省长，带领从省级机关抽调1400多名干部（其中各部门的领导干部有150多名）组成的100多个调查组，到基层去搞调查研究，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总结推广改革创新的典型经验，分析研究工作中的薄弱环节，提出边整边改的有力措施。这样，就使抓整党和抓业务工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有利于明确整改方向，促进各行各业改革的深化。

对于影响全省改革开放和开创新局面的突出问题，省委以身作则，带头进行检查。省委在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由省委书记王芳代表常委作了整党的集体检查。这个集体检查，对我们在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对整改的措施，作了认真的研究。省委认为，三中全会以后所进行的全面拨乱反正，基本内容就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纠正以前“左”的错误。在这方面，我们虽然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我们对“左”的严重影响估计不足，系统地清理不够，有些应该否定的东西没有彻底否定。例如，对“文化大革命”中滋生泛滥起来的派性没有彻底消除；在所有制问题上把“一大二公”当作社会主义、把吃“大锅饭”当作社会主义优越性等错误理念没有纠正；对改革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存有很多顾虑，怕搞活经济、发展商品生产会出现资本主义等“左”的束缚没有冲破；对党内较普遍存在的轻视和不敢放手启用知识分子的状况改变不力；等等。这些“左”的东西为什么这样难以肃清？省委在集体检查中着重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我们长期受到教条主义的束缚，接受的是一套“左”的理论，执行的许多方针政策也带有“左”倾的错误。我们一直把那些“左”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当作“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加之作风上脱离群众，对“左”的危害缺乏切肤之痛。几十年来的政治运动，一直反右，使得我们心有余悸，怕犯方向、道路的错误。大家回顾建国以来在经济建设上几次大的折腾，国家和人民遭受的劫难，都是吃了“左”的苦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问题上，对“左”的思想清除得好一些，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得好一些，改革就见成效，工作就能前进。反之，受“左”的干扰，思想就不解放，甚至故步自封，改革和建设的局面就打不开。这个教训必须深刻记取。

对于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中出现的有争议的问题，省委旗帜鲜明地分清是非。对正确的理念和政策措施，坚决予以支持；对错误的认识和做法，坚决予以纠正。例如：温州的个体、私营经济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为了统一认识，省委组织了强有力的调查组，进行实地调查，用事实说话，肯定温州各级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是根据温州的客观条件，找到了一条符合温州城乡实际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路子。他们的经验应该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对于在1982年发生的把乐清县委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作为他们包庇、纵容资本主义而进行错误批判和处理的事件，明确地予以平反和纠正。对于时任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在企业内部改革分配制度，打破“大锅饭”，因此被有的领导认为这是侵犯工人阶级利益而加以指责和干涉的问题，省委在经过联合调查的基础上，抓住这个典型事例，开展了怎样正确对待改革和改革者的讨论，促使各级领导干部认识到一定要做改革的带头人，站在改革的前沿，而不能墨守成规，成为改革的阻力。同时，请步鑫生和鲁冠球在省级机关处以上的干部会议上，具体介绍他们搞改革的经验和体会。省委则要求省级机关干部学习他们勇于改革创新的精神，使改革之风吹进机关。

上述省委抓整党的这些做法，得到了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重视和肯定。胡耀邦同志对省委关于支持步鑫生改革创新的决定作了批示，认为这样做是好的，要公开报道。时任中指委常务副主任的薄一波，认为浙江的整党工作抓得紧，抓得对头，抓了业务中的大事，要好好总结这些经验，并先后两次亲自听取省委关于整党工作情况的汇报。中指委还通过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多次报道浙江的整党工作经验。中指委办公室在按语中，对我省在整党中支持和提倡改革创新精神；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积极促进改革开放等做法，都予以充分肯定，认为“整党工作就是要把自己掌管的业务同党的总路线、总方针紧密地结合起来，整党就是要沿着这条路走。”对省委的集体检查，给予高度评价，指出：“浙江省委常委在对照检查中，提出“系统清‘左、不断破满、勇于唯实、大胆创新”，作为浙江省今后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说明他们通过整党，在思想认识上有了新的提高。这四句话，对其他地区和部门的党委、党组也可作为借鉴”。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用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观点，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回顾当年在整党中实行的清“左”、破满、唯实、创新的方针，不仅对我省当时的改革开放起了先导和推动作用，而且对以后浙江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有着打基础、利长远的作用。主要标志是：

一、解放思想推动全省的经济社会发展，逐步走出一条符合浙江实际、具有鲜明特色的路子。省委在研究整党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时，认为要贯彻执行党的十二大精神，全面开创浙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浙江的省情，既要看到有利条件，又要重视不利因素。要发挥优势，突出重点，在发展战略上，着力抓好农业和农村、交通和能源、教育和科技等三大问题。这是具体分析了以下几个方面情况作出的战略决策。

浙江平原土地肥沃，山地广大，海域辽阔，是个综合性的农业区域，生产门类众多，集约经济水平较高，所以发展农业是我省的一个战略重点。但是，搞农业不能把眼睛只盯在有限的粮地上，而是要广开思路，克服单一经营的狭隘观念，树立大农业的思路，把发展多种经营作为繁荣农村经济的一项战略性措施。这就需要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兴山海之利，全面发展农、林、牧、渔和农村的二、三产业。这样，就会加快全省商品生产的发展步伐，拓宽就业渠道，使农民能较快地富裕起来。

浙江以丝绸、纺织、食品、轻工和某些机械工业为主的中小企业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工业设备陈旧，技术比较落后，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基础薄弱，交通运输严重滞后。因此，在加强技术改造、发挥现有企业作用的同时，必须把交通和能源搞上去，抓好公路、铁路、港口、机场、水利、电力、化纤、建材等一批重点建设项目，突破经济发展的瓶颈，为提高工业化水平创造条件。

浙江地处沿海，区位优势明显，有宁波、舟山、温州、台州、乍浦等天然良港，又临近上海，沿海城市的商品经济发展较早，具有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良好条件。但是，受到长期的封闭半封闭的束缚，严重影响对外贸易的开展，这种局面必须尽快改变。

浙江人民富有创业创新精神，能工巧匠和外出经商的人员比较多。当时温州、台州等地已陆续出现兴办家庭工业、私营企业和专业市场的趋势。我们只要冲破社会主义只是单一公有制的传统观念的束缚，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势必会成为浙江经济的重要支柱。

基于上述认识，省委要求各级党委在整党中一定要系统清“左”，解放思想。对经济建设的领导，必须重视体制机制的创新，坚持国家、集体、个人和股份联合等多个轮子一起转，以增强全面发展商品生产的活力。抓经济工作的方法，要从单纯抓生产转变为生产流通一起抓，充分重视市场的培育和建设。同时，要把发展教育和科技事业作为一个重要战略，加大智力开发和培育人才的力度。经过几年的工作，我省比较顺利地逐步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从封闭半封闭向全方位开放转变，使经济社会发展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实践证明，我省的现代化建设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

二、农村和城市的改革不断深入，商品经济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农村改革率先冲破旧体制的樊笼。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内容的第一步改革，使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以改革农产品购销体制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步改革，改变了农村经济单一经营的结构，具有区域特色的种植业、养殖业迅猛发展，许多地方出现了有一定经营规模的专业户和重点户，有力地推动了农村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大批劳动力向从事工业、建筑、交通运输和商贸服务等产业转移。乡镇工业异军突起，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各种专业市场广泛出现，有力地促进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推动了块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城市的改革，从改善企业外部条件开始，进一步转向改善企业内部的经营机制。先是放权让利，重点搞活城镇的集体企业。以后，对一部分国有小企业和亏损企业实行“改、转、租”，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温州、台州等地的个体、私营企业，还相继出现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的改革。企业改革的深入，对计划、投资、物资、商业、金融、财税等方面，提出了配套改革的要求，促使这些方面的改革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三、在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中，重视发挥中心城市和中心城镇的作用，积极创造有利于县（市）域经济发展的条件。当时，虽然没有统筹城乡、区域发展的明确理念，但是，省委在研究整党的整改措施时，非常重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省委认为，中心城市不仅是一个行政区域的概念，而且是经济上纵向、横向联系的结合部，是生产、流通、科技、文教、金融、信息的中心。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发挥城市的辐射作用，在全省逐步形成不同类型、不同规模和不同水平的开放型的经济区域和经济网络，有利于城乡紧密结合，打破条块分割、城乡分割的局面，促进城乡的经济和社会事业共同发展。因此，确定以杭州、宁波和温州三个窗口的对外开放为战略支点，带动腹地的经济和全省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同时强调，中小城镇是工农业生产的集散地，是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和为农业产前产后服务的重要基地，是传播科学文化、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因此，必须重视中小城镇的建设，充分发挥中小城镇在城乡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中的纽带作用。根据这些思路，确定我省实行市领导县的体制，从杭州、宁波、温州扩大到绍兴、嘉兴、湖州、台州、衢州等市。但是对县（市）级财政和县（市、区）级党政一把手的管理，权力不下放给市，而实行省领导县的体制。对一部分经济发达的县也撤县建市，带动一批经济强镇的发展。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实行这样的体制机制，推动了全省城镇化、市场化和商品化的发展，加快了城市建设的步伐。同时，有利于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主要领导干部的调配和交流；有利于财政收入的统筹安排，建立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先富带后富，加快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步伐。

四、系统清“左”的作用，在其他一些方面也有明显的效果。在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的建设上，主要是认真清理和纠正那些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压抑人才、埋没人才、浪费人才的错误偏向，拓宽选拔干部的视野，进一步贯彻执行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把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使他们在新老合作和交替的过程中得到更多的实际有效的锻炼。当时，省级机关、市地和大部分县（市、区）的领导班子，经过机构改革已经作了调整。调整后的各级领导班子，从总体上说是好的，能发挥领导核心的作用，因而，经过整党考察，主要是按照干部队伍“四化”的要求，着重考虑完善群体结构，瞻前顾后，统筹安排，合理调配，进行个别的调整和充实。对其中表现突出的优秀干部，省委有计划地给他们压担子，放到市、地、县的主要领导岗位上进行培养锻炼。他们中有几十个人在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陆续走上省部级领导岗位，其中担任正职的有9人。一批专家、学者走上重要岗位，作用得到很好发挥，科技创新成果大量涌现，教育事业发展速度显著加快。在农村基层则需要大力解决领导班子年龄偏大、文化偏低的问题，调整的面比较大。全省农村党支部在整党中，进行调整充实和改选的有35398个，占农村党支部总数的54%。另外，根据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乡镇企业发展以后的新情况，新建了1956个党支部。这次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的调整和改选，是在进行新时期用人标准的学习和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各地都很重视把那些思想觉悟高、办事公道、作风正派、商品经济意识强、富有艰苦创业精神、善于经营管理的党员，充实到党的支委会中，以有利于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在群众中的威望，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在严肃纪律和纯洁组织方面，主要是抓住当时在一部分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认为浙江“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有一派是正确的错误认识，进一步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王芳同志在《浙江日报》发表了《彻底否定两派，根除派性顽症》的文章，联系十年内乱的历史，剖析“文革”的实质。省委多次指出，“一月风暴”以后在浙江形成的两大派，从总体上说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错误理论和“左”倾路线的产物。由此泛滥起来的派性，反映在清理“三种人”、选拔任用干部、打击经济犯罪斗争等问题上，往往“以派划线”、“以人划线”，起了严重的干扰破坏作用；有些领导班子在思想政治上产生的分歧，工作中的不协调，究其根源也是派性作怪。因此，要消除派性，必须“釜底抽薪”，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样做的结果，使整党中能顺利地查清了“文革”中发生的629起重大事件，核查了1777名重点对象。考虑到“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条件，对人的处理，坚持从严掌握、慎重对待的原则，依纪处理了450多名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员，依法处理了101名犯有严重打砸抢罪行和经济犯罪分子。同时，严肃查处了100多起较大的经济犯罪案件，对3400多名党员作了开除党籍、留党查看等处分。所有这些，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和严肃纪律，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次整党，从1983年12月开始到1987年3月基本结束。参加整党的有63509个单位，近140万名党员（占当时党员总数的99.6%）。这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全面、系统的整党。省委高度重视这次整党工作，有关指导整党的工作方针、整党的工作部署、重大的整改措施和政策规定，都是由省委集体讨论决定，王芳、薛驹同志亲自参与决策，或召开有关会议进行部署、协调和检查。同时成立了由王芳任组长、陈法文（时任副书记）任副组长，有省纪检委书记、省委秘书长、省委组织部、宣传部部长和省人大、省政协主要领导参加的省委整党工作指导小组，并从省委有关部门抽调了多名领导骨干，组成整党工作指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整党中的日常工作。在农村村级单位的整党分批开展以后，省委和各级党委共同抽调了48208名党员干部，做为整党工作联络员，深入到每个村，协助党支部开展整党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在过去30年中，浙江的经济以平均每年增长13%左右的速度发展，生产总值从全国第十二位提高到第四位。2007年与1978年比较，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从124亿元增加到18640亿元，人均GDP从331元增加到37130元；财政收入从27.45亿元增加到3240亿元。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57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265元。全省不仅经济快速发展，而且社会全面进步，城乡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扎实推进。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改革开放密切相关，而前提则是解放思想。实践永无止境，解放思想也没有止境。现在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就要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高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使之落实到改革与发展的实际工作中去。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借鉴过去清“左”、破满、唯实、创新的经验，以破解当前经济难题为契机，启动新一轮思想解放，因势利导，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推进科技和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加大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力度，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发扬求真务实作风，认真研究解决那些不符合科学发展，不利于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切实纠正那些背离正确政绩观的行为。尊重和鼓励干部群众的首创精神，支持他们敢为人先，敢试敢闯，勇于创新，开拓前进。总结推广那些落实科学发展观中的新经验、好经验，不断创造新的业绩，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贡献。

（作者系中共浙江省委原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