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笔记的写作方法初探

王晓红

摘要：马克思的笔记文本群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个巨大的理论宝库，对这些笔记的写作方法的考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马克思笔记的理论内容和精神实质，更深入地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实历程。马克思不同时期、不同类别笔记的写作方法具有二重性：差异性和一致性。原原本本地做摘录是马克思自始至终运用的笔记写作方法，但是早期读书笔记的写作以原始性摘记法为主，中后期读书笔记则更为重视简要评注和独立论述。马克思的笔记大都表现出非常明确的目的性、选择性和系统性。

关键词：马克思；笔记；写作方法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０8）09－００36－０5

马克思从上大学时就开始系统做读书笔记，并且终生保持了这种良好的学习研究习惯。其读书笔记的写作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时期、大的阶段，即19世纪30、40年代前期的马克思读书笔记、19世纪50、60年代中期的马克思读书笔记、19世纪70、80年代晚年马克思读书笔记。马克思读书笔记的写作主要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随机性的摘录，也就是马克思对所读过的书、文章等的随机性摘记和评论，在评论的基础上产生进一步的写作计划和构想；另一种则是具有特定性和目的性的写作，马克思首先对某些特定的问题感兴趣，经过深思熟虑确定研究主题，然后认真搜集相关问题的历史文献，认认真真、原原本本地做读书笔记，在此基础上形成有系统的内容提要、提纲、目录等，最终完成其伟大的著述。总起来看，具有特定意向性的笔记占有更大的数量和分量，这些笔记因为主题的不同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每一时期、每一阶段，马克思不同类型读书笔记的写作方法具有不同的特点，但同时又显示出连贯性、一致性。本文尝试对马克思不同时期和类型的笔记写作所运用的特殊方法，做出初步的探究。

一、早期马克思哲学创新笔记群的写作方法

马克思早期的理论努力是为了探求一种哲学、政治立场和科学地说明世界。因此，早期笔记可看作是马克思哲学创新的笔记群，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清晰系统地展示出马克思走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的具体途径，生动说明了马克思在批判地检验从前的社会思想的伟大成果、概括世界史（包括他眼前实现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事件以及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的基础上，怎样提出了新唯物主义的新学说。如若不研究和利用这些资料，就不能完整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真实进程。

马克思早期哲学创新笔记群的写作是以原始性摘记法为主的，体现出学习性、探索性、实验性、片断性的特点。我们按照马克思曾经使用过的典型分析法，对早期重要的读书笔记所使用过的写作方法作以下分析和考察。

第一，早期笔记大多是原始性的摘记，虽有详略之别，都是服务于马克思学习为主、然后研究的目的。比如《克罗茨纳赫笔记》，其中只有很少一些马克思本人的注解与评论，绝大部分是原原本本24部著作的摘录，但方式也并非千篇一律。他对其中七部著作只有少数几处作了笔记（达鲁、卢克莱泰尔、贝勒尔、布鲁哈姆、沙多勃利昂的两篇文章、兰克），对其余的十七部著作则作了较详细的摘录。马克思通常是按原文的字句摘录，在有的地方整句整段摘录时也是这样。有两处，即在摘录亨利希的法国史和蒲菲斯特的德国史时，他密切联系原文作了编年史式的提要摘引；在对亨利希著作所作的编年史式的提要中，又加进了一些较长的原文摘录。值得一提的是，初看起来对历史摘录的课题显得极其多面，然而从笔记所概括的英、德、法、美、瑞典等国家的历史资料看，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收集经验的事实，而是在完全确定的主题（国家的产生与发展及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下研究与对比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历史。这就使他能够在个别国家发展的特殊性中，认识历史过程的某些普遍的趋势和规律性。

第二，早期笔记中除原始摘录外，还有马克思本人所作的内容提要。马克思特别重视做提要的工作，他认为，提要的工作是掌握阅读过的材料所必需的工作过程。《克罗茨纳赫笔记》中就包括第一册笔记中的内容提要的附注（a），第二册笔记中摘引的各著作内容的提要（b）和第四册笔记里的简短“评论”（c），最后是第二册笔记的“内容提要”（这是在上述内容概要基础上综合而成的），以及第四册笔记的索引（d）。这里仅引证第二册笔记的索引里的条目：“议会”、“官僚政治。官僚制度”、“国民公会”、“君主立宪制”、“行政权”。从小条目中特别应提到：“立法权”、“法律”、“人民主权”、“代表大会同人民主权的关系”、“权力的划分”。这些索引和“提要”虽然形式上有限，却形成了一个由马克思对摘录资料所采用的系统，这个系统是对当时他特别感兴趣、极为关注的问题的观点的采用。这些索引可以使人们清晰明了地把握马克思重要的研究领域，其所特别关注的问题，以及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的影响。

第三，马克思在笔记中不仅运用了“内容提要”的写作形式，还采用了“书目标题提要形式”。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有关法国革命的大量著作。借助路德维希和瓦克斯穆特的著作，马克思研究了革命年代里各事件的过程，特别是立法问题。此外，马克思对瓦克斯穆特著作中包括的书目提示特别感兴趣。按照这个提示，他整理了关于法国革命史的著作、公开发表的文件和回忆录的一百多个标题的目录。在亚历山大·施密特的著作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个有关法国史的、同样包括整整一个标题的、内容丰富的书目提要，其中有像基佐、米希勒和梯叶里这样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古典著作。在这些书目里提到的一些书以后补充了马克思的个人藏书。此外，马克思甚至还为他个人的藏书作了提要。从这些书目标题提要，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窥探出马克思的理论兴趣指向。

第四，评注甚至独立论述的方式在早期笔记写作中的运用。在原原本本作摘录的基础上，对一些重要问题做出评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马克思通过对大部头的重要著作做笔记，直接触及到最重要最基本的政治与经济问题，并对这些纷繁复杂的观点进行剖析，再加上他在与现实的接触中直接获得的实践经验，所有这些促使马克思在理论认识上的进步，并使得他更彻底地做出他的科学结论。在《克罗茨纳赫笔记》、《巴黎笔记》等笔记中，已包含了马克思自己一系列的评论和注释。这些评注的数量和规模，随着他本人掌握的理论科学的进步而增长。在《巴黎笔记》的“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里，马克思的评述甚至扩展成了内容丰富的独立论述。它们同所摘录的著作的主题并无直接的联系，而是马克思阐述的自己的关于分工、交换、货币、信贷和其他经济学范畴的观点。通过这些独立的评述并结合着他未作注释的摘录，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生动的表象：马克思是怎样开始了他的经济理论的产生和术语的制定，他最初是怎样对各种经济学家的观点进行批判并阐述自己的见解的。

第五，对照、比较的写作方法在笔记中的运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通过对比法、英、德、瑞典等国家的公共财产转变为私有财产，封建占有的不同形式和封建财产的结构，以及封建社会内部新的资本主义关系萌芽形式的产生，力求弄清不同财产形式和社会关系的历史性质。《巴黎笔记》同样运用了把不同的经济学家的理论进行对比和彼此对照的方法。比如，他摘录了李斯特批判自由贸易维护者斯密的经济理论；他把李斯特的保护关税论的观点同奥锡安德的思考对立起来；奥锡安德批判了李斯特的见解和为斯密的观点所作的辩护的摘录。他还摘录了李斯特关于两类政治经济学的论断：国民经济学，李斯特把它的任务归结为给正在兴起的德国资产阶级提供具体建议；世界主义的经济学，他把斯密学派算作这种经济学。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一方面揭露他们理论体系中的内在矛盾、不彻底性和片面性，另一方面在经过掌握继承和批判地领会前人的思想遗产的基础上，马克思超越性地创立了自己的科学理论。

第六，马克思在笔记中还运用了翻译的写作方式。在《巴黎笔记》中，对萨伊《论政治经济学》、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等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马克思首先是从法文译本了解的。对这些著作除了详细的摘录、简短的评注之外，马克思还把大多数摘录的引文译成德文，这就形成了对摘自书中的资料从思想上加以领会的新阶段。

总起来看，马克思早期的笔记摘录还初步表现出系统性、完整性的特点。有别于《克罗茨纳赫笔记》，《巴黎笔记》的题目不那么集中，而是多种多样的。马克思在此期间做研究的三个基本方向在《巴黎笔记》中都获得明显的体现：历史—哲学题目是过去的克罗茨纳赫时期研究的继续，经济学问题在笔记中占中心位置，其中还包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说，《巴黎笔记》是马克思对三个基本理论来源——古典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做批判的资料体现。马克思在概括革命实践的学说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握与领会过去理论思想的优秀成果，从而创立了崭新的和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巴黎笔记》极其生动地证实，在马克思创立新的革命理论基础的最初阶段，他的世界观的三个组成部分最密切地一起发挥了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中内容丰富的经济学摘录，虽然表明马克思较为全面地研究了经济学文献，构成他广泛研究资料的重要部分，并为后来的《资本论》所充分利用。但是，它们远远没有包括他在这时阅读过的、有关经济学问题和与此相接近的问题的全部著作。这一巨大的工作是在马克思中期的《伦敦笔记》中完成的。同时，我们在分析这些笔记的写作方法时，还可能会发现，马克思创立的哲学学说的崭新内容是逐渐才有与之相适应的表达方式的。马克思最初所创立的哲学观念的客观内容与其叙述方式是不相适应的，这种叙述方式、写作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实质上已被克服的哲学学说。我们应当在存在这种不相适应的事实的地方确定这种事实，否则新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的客观内容就会被忽视，甚至被加以曲解。当然，探索性的写作方法和不恰当的叙述方式表明马克思新的理论没有完全确立，没有与旧哲学学说划清界限。因此，对早期笔记中所显露出的新的思想内容应该批判地分析考察。

二、中期马克思《资本论》创作笔记群的写作方法

马克思中期的读书笔记具有明确的目的性、选择性和系统性，也就是创作《资本论》，阐明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发展和历史命运。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写作方法，评注和独立形式的论述占了很大的比例，但是原始摘录法、内容提要法等写作方式仍占据重要地位。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和魏德迈的信中，谈到他如何艰苦地进行研究工作时说：“我正在研究的材料多的要命”，“多半都工作到早晨四点钟”。与此同时，他还对比批判了：“民主派的‘头脑简单的人们靠‘从天上掉下来的灵感，当然不需要下这样的功夫。这些幸运儿为什么要用钻研经济和历史资料来折磨自己呢？”① 仅此寥寥数语，极为生动地描述了两条根本对立的创作道路：庸俗经济学之所以是庸俗的，不只是它的理论而且它的方法也是庸俗的。尽管它也自称要搜集材料，但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方法准备的材料把自己充实起来”，这个方法就是“作为现象观念的单纯的现象复写”的方法②，完全是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的诡辩的方法。马克思则彻底贯彻自己的唯物主义路线，其研究和写作的方法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认识论方法。

第一，剪贴报刊形式在笔记写作中的运用。马克思除了有目的、有系统地摘录经济学家的著作以及《经济学家》、《金融市场周报》等报刊外，还通过对报纸剪贴的形式完成他的笔记写作。马克思1857-1858年写作的《危机笔记》就是一个典型。阿姆斯特丹“社会史国际研究所”保管的马克思关于1857年危机的两册笔记，前者有76页，后者有80页。笔记本的大部分都从中分成纵的两个部分，各自由上到下贴着从报纸上或从《经济学家》上剪下来的片断，大体上在剪贴的各个片断的上部或者在片断右边的笔记本的纸上，都有马克思自己写的这些片断的日期、星期，剪报中的许多地方还划有着重符号。注明剪报出处的时候，大体上都是记在最后的括号里。另有因为版面关系没有必要全部剪下的各别片断，也由他自己动笔补齐了。并且，马克思自己写的文字也到处可见，这些文字与其说是他的个人意见，倒不如说大体上更像是对事实的具体叙述。另外，这些文字全部都是用英文书写的。

在这些笔记中，马克思整理剪报的方法，可以说是极有系统的。按照要引用的内容制定项目（金融市场概况、金银市场、证券市场、产品市场、工业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并且在各个项目中，可以说是逐日剪贴有关局势变动的各种剪报。而且这种整理形式，随着笔记本的增多而更加完善，即《一八五七年笔记》的后半部分比前半部分完整，《一八五八年笔记》又比《一八五七年笔记》的后半部分更加完整。在各页上部的中央和右上角，作为目录索引，都记上了属于那一页的项目名称③。因此，各笔记本记录的事项及其记录形式，虽有详略之别，但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同一的。

第二，原文与译文对照摘录法。在写作《资本论》第三卷的地租问题时，马克思为了了解俄国农业的实际情况，感到仅仅阅读翻译的著作还不够，必须看俄文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到了五十多岁时，他还自学了俄文，做了大量的俄文笔记。恩格斯就这一点说：“对于一个从历史起源和发展条件来考察每一件事物的人，一个问题自然是要引起一系列新的问题的。原始社会史、农艺学、俄国的和美国的土地关系、地质学，等等，——这一切马克思都进行了彻底的研究，为的是把论地租的一章写得空前地完善。他能轻松自如地用日尔曼语系和罗曼语系的各种语言阅读，此外，他还研究古代斯拉夫语、俄语和塞尔维亚语。”④ 正是在全面考察、详细记录各国经济活动的情况，大量摘录第一手文献和统计资料的基础上，马克思对这些材料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做出评注和一定的独立阐释，为其科学结论的提出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第三，提要的形式在笔记写作中的继续运用。马克思为了自己备忘而经常写在笔记上关于该笔记内容的“提要”。比如，在1866年危机的笔记（包括摘自《经济学家》、《金融市场周报》的两册笔记）中，马克思对《经济学家》和《金融市场周报》的摘录都作了概要性的“提要”。可以说，这些“提要”把笔记记录的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提示。通过这些提要，我们可以推测出马克思笔记写作的主要目的、研究缘由，等等。

第四，重新阅读，不断修改、完善的写作方法。为了坚持真理、纠正错误，马克思还严格地进行自我批评。他有这样一种习惯，不断地衡量、思考已有的观点，在一定的时间内，把自己所作的笔记重新翻阅、补充，将所收集到的材料加以系统化，对已写好的文章不断地进行修改，从而为《资本论》创作准备好了充分而精准的思想原料。对此，恩格斯曾指出：“只要列举一下马克思为第二卷留下的亲笔材料，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正是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使他的论述很少能够做到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适应他的由于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扩大的眼界。”⑤ 也正是因为马克思的这种严谨的写作方法，使他虽然“有了这么巨大的发现，实行了这么完全和彻底的科学革命，竟会把它们（指《资本论》第三卷）在自己身边搁置二十年之久，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⑥。就是在自己的著作出版以后，马克思也并不认为问题到此就算最后解决了，他仍然不断地注意搜集有关的材料和资料，以便在再版时作进一步的补充和修改，使之更加完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法文版跋”中特别提醒读者们注意：在这个版本中“补充的历史材料或统计材料”，增加的批判性评注，等等。

马克思上述笔记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只是为作者自己研究问题、清理思想而写的，不是准备发表的。因此这些用笔记本写的手稿，有的问题较为展开，有的问题比较简单，有的甚至只有材料的摘录和简单的评注；有的内容不连贯，存在重复；有的地方文字表达经过润色，多数地方未经琢磨，显然是按思想在著者头脑中随时展开的原样写下来的。但这些笔记和手稿内容博大精深，总体结构已比较严谨，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笔记摘录的目的性、系统性。中期马克思的读书笔记，以经济学类型笔记占主导，主要是围绕《资本论》的创作而作的准备材料。《伦敦笔记》可以说是马克思第二个伟大发现即创立自己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原始准备资料群，也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初理论建构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直接思想前提。在这些笔记中，文献的选择和整理本身就体现了马克思即将开始的思想试验的基本思路，在摘录中写下的批注和包含在笔记中和笔记之间的一些手稿，则使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下一步思想试验的最初构想和脉络⑦。

其次，笔记中文献选择所涉及范围的全面性、广泛性。马克思50、60年代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博览了从古代到当代的各种有关著作，其中包括哲学、法学、文艺学、数学、物理学、机械学、土壤学、细胞学、生理学、农业化学等等，作了大量的摘录笔记。据不完全统计，他为了写作《资本论》认真阅读了一千五百本以上的图书，还不包括那些大量的杂志和报刊，凡同写《资本论》相关的专题，他几乎都专门研究过。仅为写作《资本论》的前两章，就从有关著作中作了二百条以上的摘录。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摘录的世界历史方面的大量笔记。诸如1851至1853年摘录的关于文学史、工艺史、发明史、技术史、殖民史的笔记，1853年6月摘录的关于印度、俄国等东方国家历史的笔记，1854至1858年摘录的关于西班牙、瑞典等欧洲国家历史的笔记等等。上述关于东西方世界历史学方面的材料也被应用于《资本论》中，这显而易见地表明了《资本论》不仅仅是一部伟大的经济学著作，它其中也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学思想和哲学思想⑧。深入了解马克思的这些笔记，有助于我们深入领会《资本论》的哲学实质，从哲学高度透视《资本论》唯物史观的深层结构。

最后，笔记写作过程中评注和独立思想阐述的连贯性、发展性与完整性。《伦敦笔记》包含内容极为广泛的主题摘录，纠正了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的某些错误观点（货币数量论以及在级差地租问题上部分地同意土地收益递减率的观点），从而为他以后在经济学上的三个新的发现开辟了道路：劳动二重性；价值形式；狭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尤其是，马克思在《伦敦笔记》的《反思》手稿中关于经济危机问题的论述较40年代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不仅从理论上说明危机的原因与后果，而且从动态序列上，从货币、信用、银行以及世界市场的容量和资本投资、就业等方面做了具体的分析和论述；二是马克思开始试图从资本主义的经济细胞组织中寻找危机的起因。他虽只是初步提出从商品、货币关系中剖析危机根源，但这些命题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推动了他的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⑨。并且，中期笔记中有对资本主义社会各个方面的较为完整的评注，这就为《资本论》创作提供了全面充分的思想材料。

三、晚年马克思《资本论》续篇准备材料笔记群的写作方法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马克思为了完成自己的主要科学著作即《资本论》，热情地重新投入研究工作，写作了大量为《资本论》续篇提供准备材料的笔记。他的研究范围已经显著的扩大了，其具体表现就是他所作的关于经济学、地质学、历史学等方面的大量晚年笔记。吕贝尔经过研究考察曾指出，马克思之所以没有按“六册结构计划”完成他的全部经济学著作，并非是由于方法论上的原因，而是因为马克思“采取了灾难性地扩大研究范围”的结果，是因为他把原先论“资本”的“小册子”，扩展成了他自己一生都不可能完成的“几大卷”。马克思对文献资料的嗜好成性和永不厌倦的摘抄，是他晚年没能完成经济学著作的又一重要原因⑩。上述观点具有启发性，但是，马克思对文献的搜集、摘抄并非仅仅出于嗜好，而是马克思认真严谨的科学研究态度、研究方法决定的。总的来看，晚年马克思笔记的写作仍旧承袭了早中期的原始摘记法、评注法、提要法、翻译法、对比法等等，但也体现出了这个时期笔记写作的特点。

第一，特殊符号在晚年笔记写作过程中的大量运用。马克思在他的《古代社会史笔记》、《历史学笔记》等的写作中运用了许多的特殊符号，包括：着重线（有的地方划一条，有的地方画两条）、方括号、圆括号、文字左侧的竖线、X号等。分析上述写作模式和手法，对理解写作方式背后所体现的思想发展变化具有重大作用。

第二，对所摘录著作的结构的灵活变动。马克思的《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的结构与原书的结构完全一致，他对该书仅仅把本文作了更细致的划分，加上了用数字和字母作标记的题目。但是在《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等笔记中，马克思则把本文的叙述次序重新安排。摩尔根《古代社会》原书论述家庭的发展和财产的发展的第三编和第四编，在摘要中被放在第二编即摩尔根标题为《政治观念的发展》的那一编之前。此外，摘要完全略去了原书的第一编第三章（《人类发展进度的比例》）。在做摘要时对原文结构的变动，说明了马克思对原作者歪曲事实的错误观点的纠正，对唯物史观的论证和发展。

第三，对比方法的多样使用。晚年笔记中，马克思多处使用了对比的写作方法，在摘录中使用从其他作者那里引来的材料，其中包括原作者没有提到的一些作者，以便把不同的观点及其事实根据加以对照。在做柯瓦列夫斯基一书的摘要时，马克思甚至中断了此摘要的写作，在这个笔记本中插入了印度史的编年稿，马克思经常用编年稿中的材料同柯瓦列夫斯基著作中的材料作对比，订正并纠正了柯瓦列夫斯基的材料。在《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中，马克思除叙述梅恩的著作的内容外也引用了其他作者的关于爱尔兰和印度的社会制度史的材料。这些材料在许多场合帮助马克思揭示了梅恩对一系列社会现象的歪曲和错误解释。

上述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写作还表现出了如下的特点：

第一，关照现实，注重理论与现实的统一。晚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典型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起源、发展和历史命运进行理论探究之后，敏锐地觉察到当时世界形势的变化发展新趋势，注意到人类历史也同时是世界历史，考察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不能仅仅局限于西欧，而必须上升到世界历史的高度来思考和对待。因此，他晚年进行的相关研究主要还是因为《资本论》的序篇的写作需要更新的历史资料，其研究所涉及的事件的目前进程还没有呈现出完全成熟的形态。正如他在1879年4月致丹尼尔逊的信中说的，他自己对于《资本论》第二卷未能出版并不感到气愤，因为他注意到很多新现象，“这一次的现象十分特殊的，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的现象不同”，“因此必须注意事件的目前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11}。这正是他在晚年笔记中所要努力完成的工作。在笔记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还不间断地参与了当时共产国际的各种活动，晚年笔记的写作充分显示了马克思对社会实践、对现实问题的关切、批判与反思。

第二，对待相关资料和历史理论的细致性和历史性。《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参照了德国历史学家施洛塞尔的《世界史》（18卷）、博塔的《意大利人民史》、科贝特的《英国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休谟的《英国史》、马基雅弗利的《佛罗伦萨史》、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赛居尔的《俄国和彼得大帝》、格林的《英国人民史》，极为详细地摘录了公元前1世纪到17世纪中叶以前的世界历史，共计160万字。这是马克思站在当时的世界历史高度对于整个世界历史发展和演进的细致总体考察，它表明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深化和扩展。

通过对马克思不同时期、不同类型读书笔记写作方法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第一，思想与文字表达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对于一个文本来说，它的表达形式、表达方法与它的内容同样重要。这表现为马克思笔记本身的层次性：表层形式是文本的文字形式表达出来的内容，深层结构却是隐藏在文字下面的深层意蕴，后者以“理论总问题”的形式规定着文本的总体形式。分析马克思笔记的写作方法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笔记中所体现的思想发展的深层逻辑，深入了解马克思各个笔记的精神实质和它们之间的思想联系性。

第二，不同时期、不同类别笔记的写作方法具有二重性：差异性和一贯性。早期马克思笔记的写作方法重原始摘录法，中后期马克思笔记中，简短的评注甚至独立的论述占据了一定的比例。并且，马克思从早期到晚年各种类型读书笔记的写作，大都表现出非常明确的目的性、选择性和系统性。

第三，从宽泛的角度探讨写作方法问题对于马克思笔记文本研究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可以再现马克思在其创新思想的复杂、矛盾形成过程中的某些重大关键、转折。这也有助于我们辩证地对待马克思与他之前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以及同时代人的思想之间的继承超越的复杂历史过程。马克思创新思想的形成并非突如其来的偶然结论，而是扎实研究的成果，是在批判地吸取人类宝贵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完成的。这就为我们一窥马克思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及其思想发展的真实进程提供了有效的视角。

第四，马克思笔记的写作方法、研究特点，其走向独立创新的治学之道，对于今天的理论研究者具有很好的借鉴和指导意义。没有材料的创作是没有生命力的。不从事第一手材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匆忙地建构理论体系的非常随意的创作态度是非常危险的。作为一个有志于研究马克思学说的人，“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12}。也就是说，科学的结论以及对全部的结论加以系统化而形成的科学著作，必须是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精心完成”的产物。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56-557页。

③[日]川锅正敏：《马克思的〈危机笔记（一八五七年——一八五八年）〉》。转引自马恩列斯著作研究会编辑出版部编：《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内部资料），1982年第7期。

④ 转引自[德]弗·梅林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20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5页。

⑦ 张一兵、章晓奕：《析马克思〈伦敦笔记〉的理论视域》，《唯实》1999年第4期。

⑧ 王东：《马克思学新奠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1页。

⑨ 商德文：《马克思中青年时代的经济学哲学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137页。

⑩[法]吕贝尔：《马克思〈经济学〉的历史》、《马克思〈经济学〉的计划和方法》，1981年纽约英文版。参见顾海良著《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当代视界》，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150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5页。

{12} 《马克思恩给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32页。

（责任编辑 陈金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