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亦忧”“退亦忧”全球退出策略面临挑战

张茉楠

目前，涉及未来全球经济复苏走向的退出策略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退出策略不仅涉及到退出时机节奏的把握，而且涉及到退出机制、工具的选择，更涉及到各国政策的协调与博弈，在全球经济未来走势扑朔迷离和种种约束下，退出策略面临重重挑战。

退出时机：经济复苏和通胀变化让政策进退维谷

向后退，复苏格局难持续。近期发达经济体经济也继新兴市场国家之后出现经济好转的迹象，在连续四个季度的严重经济收缩之后，正在恢复性增长。然而目前的全球经济正处于敏感而脆弱的关键时期，经济增强的信号究竟已经转化为长期可持续复苏的一部分，还是仅是由于刺激政策引发的短期触底反弹?从目前的情况看，发达国家的经济自主性增长乏力，主要经济体国家的企业生产和个人消费支出短时间内很难有效恢复，特别是美国、欧盟，日本失业率连创十几年来的新高，这将使得私人需求的复苏持续低迷，因此发达经济体很可能会在2010年回归低增长，这意味着“双底衰退”的风险。这也是各国对宽松政策不能轻易退出的顾虑。

向前进，通胀压力再成拦路虎。全球大规模干预政策正在为货币贬值和通胀积聚风险。美联储购买美国国债的过程，同时也是向经济体内注入基础货币的过程。这种资产与负债的同步增加意味着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不断放大。目前，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总规模由2007年6月的8993亿美元上升到目前的21217亿美元，不到两年时间增长了1.36倍。而美国的基础货币投放量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至5月底，基础货币投放量已经从9月份的9050亿美元上升为1.7万亿美元。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均在短期内放大，那么未来通货膨胀就很难避免。

政策退出成功与否，系于决策者的预见性和决断力。因此，如何既能呵护当前来之不易的复苏基础，又不至于因政策滞后延误退出时机使通胀局面难以挽回，这将是各国决策者面临的最严峻考验。

退出机制：货币政策被财政赤字绑架

伯南克信誓旦旦地表示，美联储有能力回收流动性，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日前伯南克提出未来宽松政策退出的五大手段，包括提高超额准备金利率进行逆回购协议、在公开市场出售持有国债和证券财政部发行短期票据回笼资金再存入美联储、将部分超额准备金转换成定期存款再存入美联储。这五大手段面临着实施的约束，那就是货币政策被财政赤字绑架。

伴随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去杠杆化”具体表现为家庭负债向国家负债的回归，全球各国政府的债务规模已经激增。目前，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以及二十国集团中的澳洲和韩国，都面对着债务居高不下的问题。预计美国本财年的财政赤字将达创纪录的1.84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预计到2014年美国债务负担率将由目前的70％快速升至99.5％；英国2009年财政赤字将达到1910亿英镑，有可能在明年陷入史上最严重的债务危机；日本出台的四项经济刺激计划，总支出规模达75万亿日元，已占到GDP的5％左右，致使其时隔7年再次陷入财政赤字。各国政府的债务风险日益严重，如果要消减债务负担，就必须继续为财政赤字进行融资，这使得货币政策的退出被债务负担所绑架。

各国博弈：退出策略中的政策难以协调

各国能否在退出策略中实现有效协调则是决定全球退出策略能否成功的关键。不过在全球经济没有找到新的增长引擎之前，各国出于保护自身经济复苏基础、稳定经济增长预期的考虑，财政货币的双宽松政策必定让位于‘维护稳定，保护增长的主基调，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最先实施退出策略。由于政府实施的救市计划具有较高的溢出效果，如果政策退出在时间或节奏上不一致，就难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其他国家的经济复苏，增加额外的退出成本；如果一国选择率先退出，而他国仍将维持或加大刺激力度，那么该国的退出计划则很难获得成效。因此，除了退出的时机和机制的选择外，更为关键的是需要全球多边的协同合作和政策的协调一致，相互协调的退出策略则能够保证公共财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能够更好地防范各国之间的政策博弈以及由此产生的被扭曲的连锁式反应。

目前，我国还处于反弹与复苏政府与市场、刺激与内生的交替阶段如何尽快恢复经济内生性增长培育政府投资的接棒者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