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资政新篇》的历史本来面目

蔡长春

必修I第11课《太平天国运动》一节对《资政新篇》是这样评价的：《资政新篇》是先进的中国人首次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设想，但迫于当时形势，未能实行。这是当今历史学界的主流评价，代表了大部分人的观点。为了帮助广大考生更多地了解《资政新篇》，本文结合《资政新篇》发布的背景和内容，对《资政新篇》作一全面而客观的探讨。

1859年4月22日，洪秀全的堂弟洪仁玕回到南京。他“原意只欲到京奏明家中苦难，聊话恩荫，以终天年”。大大超过他期望值的是，“我主恩加叠叠”。20日内，这个未参加造反打江山、未立寸功的人，三级跳地由干天福而干天义而干王、军师。洪秀全还特意在天父台举行仪式，让洪仁玕登台受印，向全体官员宣布，大家都要受洪仁玕节制。洪秀全让洪仁歼登台拜相，成为第二号人物，自然引起太平军“老兄弟”的不满，大家都等着看他到底是什么货色。但是，“封过之后，未见一谋”，“两月之久，一事无谋”，这必然引起“老兄弟”们议论纷纷。有的将领，干脆直接将他一军，“具禀求教用兵之法”。在这种十分尴尬的情况下，洪仁玕不能装聋作哑，洪秀全也亟盼他赶紧露一手，以平众议，以服诸将。于是洪仁开以姬旦(周公)辅助姬昌(周文王)的架势，写了一万余字的《资政新篇》，送交洪秀全。后者看过，马上批准“刊刻颁行”，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消解“老兄弟”的不满与非议，为洪仁歼树立威信，显示自己知人善任。

《资政新篇》包括“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被一些专家大加称道的“法法类”，这部分占全文一半以上的篇幅。它以洪仁玕在香港居住多年的见闻，谈他所知道的外国情况，特别赞扬英、美，对法、德、俄、日等国也作了简单的描述。它盛赞英、美“立法之善”、“技术精良”，提出发展和改革经济、政治、社会设施的建议29条，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在交通邮电方面，兴车马之利，兴舟楫之利，兴邮电以通文书；二、财政金融和商业方面，兴银行、兴宝藏(矿藏探探)，兴省辟县钱谷库以给官员发俸值，兴引进外国保险事业，兴市镇公司；三、政治方面，兴乡官，兴乡兵，罪人不拿，兴各省新闻官以便天王察众官民之忠奸善恶，禁私门请谒(走后门)以杜绝卖官鬻爵；四、社会改良方面，兴士民公会以互相帮助，兴医院以救济疾苦，禁止溺婴，禁止贩卖人口。禁酒和鸦片，禁寺庙道观，禁演戏，革除阴阳八卦，铲除九流惰民，设丈量官，办盲聋哑院，兴鳏寡孤独院。这些是洪仁开在香港及上海目睹耳闻及看书读报之所得，适当结合太平军占领区的情况，提出的一些看法，包含了不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仿效。它比起清政府的陈旧落后制度有许多进步之处，更不用说太平军的军、政、(邪)教合一的奴隶制度了。

《资政新篇》以是否信奉天父上帝、天兄耶稣为唯一标准，赞扬英美强盛，贬斥“马来邦、秘鲁邦、澳大利亚邦、新嘉波、天竺邦、前西藏、后西藏、满洲皆信佛教，拜偶像，故其邦多衰弱不振而名不著焉”。任何一个国家的兴衰强弱的原因都是多方面的，与宗教信仰也往往有潜在关系。但是，以信什么教作为唯一原因则是片面的。至于将中国的西藏、蒙古、满洲(东北)作为外国，就非常荒谬了。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洪仁王于讲到英、美、瑞典等国时，特别在末了写明有哪些人“与弟相善”，甚至连“忘其名”的也列了上去，显然有挟洋人以自重，向太平军将领炫耀的意思：瞧，我与这么多洋人“相善”，需要时可请这些洋人来帮助，你们能吗?还不服气吗?洪秀全之所以马上批准刻印，前已说过，是为证明洪仁玕见多识广、谋略出众，从而证明他破格提拔洪仁歼为第二把手是多么英明正确。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针对各地太平军自立山头，《资政新篇》开头就提出“本末强弱”的问题，既而主张“权归于一”、“强本弱末”，也就是要天王高度集权，同时还反对诸将领“结盟联党”，如果兴车马，有“朝发夕至”的火车就不怕各地将领叛乱了。被内讧搞得心有余悸，对某些将领不大听指挥而多有疑惧的洪秀全，听了以上这些很是受用。至于与洪秀全所想所做不同或相反的，除明确批示不可行之外，几条未批的，甚至点头称“是”的，在他看来随时都可以不认账或取消。

《资政新篇》既然只是洪仁开“以广圣闻”的奏章，又是完全没有实行的条件和可能的空谈，而诸将对洪仁玕也很不信服，所以它虽然旨准刊刻颁行，但包括李秀成在内的将领都不屑一顾。很可能、真正从头到尾读过一遍的，只有洪秀全一人。而洪秀全，除了在两条建议上写了“此策现不可行”之类明确不赞成的批示外，也只是作为参阅资料刊发，连洪仁歼自己在回答外国记者问时都只是说“已蒙旨准刻印”而已。并不是必须实行的政策文件，更谈不上是什么“政治纲领”。到1862年又重新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实际上将《资政新篇》取消和否定了。于是，《资政新篇》不过是洪氏兄弟彼此出于一时需要而产生的一纸空文。

那么，这纸刊刻颁行过的空文，是不是中国最早介绍外国的“伟大文献”，它在近代思想史上的意义如何呢?首先，它是比较早地多方面介绍国外资本主义社会的文献，并且建议洪秀全参考实行，应当给予必要的肯定。在太平军占领的南京，这个极其封闭、蒙昧的小朝廷里，它无疑是一个突出的异数。但从整个中国来看，却又不能忽视此前的一切而拔高它。早在1839下半年或1840年，林则徐就让人将英国慕瑞(Hugh Murray)1836年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翻译编辑为《四洲志》，于1841年刊刻出版。此书较全面地介绍了外国的地理和历史。但林则徐不以此为满足，他请好友魏源在《四洲志》基础上，广搜博采，于1842年出版《海国图志》50卷，1847年增补扩充至60卷，1852年再扩为100卷。取材由远及近、内容丰富、篇幅宏富，影响很大。有当代学者称之为“划时代的撰作”，是恰当的。还有，梁廷楞1846年完成的主要介绍美英和基督教情况的《海国四说》，徐继畲1848年完成的地理著作《瀛环志略》，也是较早介绍外国情况的著作。论时间先后，《四洲志》、《海国图志》比《资政新篇》早十几年，论内容，《四洲志》的宽度和系统性，《海国图志》的丰富充实，岂是《资政新篇》所能望其项背的?可是，《资政新编》却被炒得没完没了，成了近代史上一块似乎永不褪色的金字招牌，别的几部书，则没有得到应有的宣传，甚至长期被冷落、掩盖。这种极其明显的反差，原因甚多，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突出《资政新篇》，印证洪秀全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20世纪的几十年里，中国的许多历史论著中，如此做法，不过家常小菜一碟。林则徐仅仅因为奉命去镇压太平军造反在路上病逝，便横遭辱骂。魏源虽没有得到应有的宣扬，但也没有被批倒批臭，就算是很幸运了。

最后，应当说起一个人——容闳。他是广东中山人，1847年从澳门去美国留学，1850年考入耶鲁大学，是中国第一个留学生。他回国后，曾到南京向洪仁开提出新政建议。毕竟，他对英美社会、西方真相了解的广度深度，都是洪仁玕所不能企及的。但他目睹太平军在南京的所作所为后，死了心，拒绝留下来做官。这还不算，1863年他还受曾国藩委派，为筹建江南制造局，赴美购买机器；此后，又通过江苏巡抚向清政府建议组建合资汽轮公司；选派儿童出国留学(因此被称为“留学生之父”)；开采矿山；禁止教会干预百姓诉讼，等等。显而易见，他想对中国有所贡献，在野蛮反动与落后腐败两者之中只好选择了后者。他的选择，有助于人们看清“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洪秀全是什么样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