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自由成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张若渔

听到自己被判决十八年有期徒刑时，李大伟(化名)长舒了一口气。再次抢劫，他为的就是这一刻。身患严重再生障碍性贫血的他，近日在清河999急救中心等来了专程前来宣判的法官。法官的宣判意味着，他能到监狱里免费治疗，保住性命。(2008年11月26日《新京报》)

李大伟以牺牲自由的方式换取生命延续的希望。对于罹患重病的他而言，监狱里免费治疗的道义关怀，似乎是他惟一可抓住的救命稻草。

犯罪于他只是一种手段，而目的则直指生存。为了活下去，即使是十八年有期徒刑也显得很短暂。对自身生命发自本能的珍惜，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李大伟的犯罪能量是惊人的，因为不如此就无法增加司法惩治的砝码。

如果不与自己的生命为敌，那就只能与社会和法律为敌。李大伟一个人的悲情就这样引燃了社会的悲剧。决意挑衅社会的李大伟，就如一头公牛冲入了社会的瓷器店。更为可怕的是，这是一头“理性”的公牛，带着卑微却又不失高贵的“生存目的论”呼啸而来，不触发社会无以复加的恨意，不激起法律以做效尤的严厉反制，绝不善罢甘休。

李大伟显然得到了他想要的，他朝不保夕的病体本可让他的服刑过程“监外执行”，但他屡教不改、层层加码的故意犯罪，令法律不得不深思放虎归山的代价，他终于可以心满意足地在铁窗中度过漫漫十八年光阴了。而这，意味着保住性命的一线希望，监狱竟然成了他生命的诺亚方舟。世事之吊诡，莫过于此。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既可以享有自由，又可以得到妥善医治?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他家庭的经济状况。据报道说，李大偉已经与他的家庭脱离了关系。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全因他的病。不知道到底是他不想连累家庭而选择自我放逐，还是他的家庭因不堪重负而只能任其自生自灭?但不管怎样，我们都能很轻易地读懂，这个农民家庭即使砸锅卖铁也守护不了她的孩子。既然“自由”与“医治”于李大伟从一开始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那么两相权衡之下，自由显然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而监狱里的医治却成了可以忍耐的生命之重。

当然，从某种理想意义上说，李大伟也非绝对不能获得“自由”与“医治”的两全。如果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健全的，如果我们的医疗制度是充满了恻隐之心的，或许李大伟就不会走上一条不归路。

李大伟最终还是要在国家那里找到救赎的全部可能，前提是他必须走完为祸社会的“程序”。问题是，为什么非得有这项程序呢?这样的疑问，令人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