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成果与国人的素质

米　兰

民众的文化素质即受教育程度，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发达，而且与其精英的多寡亦成正比。就目前看，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不仅消灭了文盲，同时，其民众多为受过高等教育者。

近年有调查显示，我国人均年购书款不到两元钱，农村则更少。曾有一个资料说，许多县级图书馆每年购书是零!至于适龄儿童失学、辍学见诸媒体已不是新鲜事件，文盲的增多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下，新文盲不断增加，将严重滞后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也给社会稳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比如不知全国有多少法盲，违法犯罪还不知道将被惩处；比如不懂科学而出现的盲目生育从而造成家庭贫穷；比如封建迷信时有发生乃至危害生命；比如由于无知而上当受骗，有的人财两空，有的家破人亡……

对于国人来说，上述种种可谓之历史悠久，即以现代为例，瞿秋白先生的杂文《吉诃德的时代》便可窥见一斑。

创作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杂文《吉诃德的时代》披露，当时全国人口是四亿，图书的消费者充其量只有两万人，即能阅读图书的人口不及全国人口的两万分之一。那么，这些有阅读能力的人读什么呢?国术武侠小说，“中国的人脑筋里剑仙在统治着”。或问：“中国没有经典文学著作吗?”答日：“中国的《水浒》是一部名贵的文学典籍。但是，恐怕就这一部罢”。作者认为：“模仿《水浒》的可以有一万部”，然而模仿出来的书是什么样子呢?尽是草莽英雄!

由于文化素质低，又是在那种健康的精神粮食稀缺的时代，尽管人们痛恨贪官污吏，也只是咬牙切齿地恨罢了。受教育程度低，自然就不懂得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将恨变为行动，才不至于成为“各不相关”，“各不相顾”的散沙。因此，民众们只好坐下来，等待英雄的出现。

等待英雄也好，十五六岁的孩子“偷偷地跑到峨嵋山五台山去学道修仙炼剑”也罢，他们等待和想做的英雄也不过是“青天大老爷”，即封建社会的“清官”，其国家和个人的命运仍然是换了个新皇帝统治着。

作者呼唤国人读书，呼唤中国的塞万提斯问世，更呼唤中国的作家创作振兴民族的文艺作品涌现。

作者瞿秋白是一位作家、翻译家，也是一位革命家。他熟悉西方与俄国的文学艺术成就，渴望中国作家创作出唤醒民众的优秀文艺作品，渴望通过文艺作品激活民众的革命精神。作者忧国忧民的迫切心态溢于作品的字里行间。

作品题目“吉诃德的时代”令人警醒且寓意深刻。《堂·吉诃德》是西班牙十六七世纪作家塞万提斯创作的一部著名长篇小说。小说描写一个穷乡绅读骑士傳奇入了迷，决心复活古老的游侠骑士制度，改名堂-吉诃德，穿上一副古老的盔甲，骑上一匹瘦马，带上一个农民当侍从，走出家门做游侠。他脑子里充满了骑士传奇的古怪念头，把风车当巨人，把羊群当军队，把铜盆当作魔法师的头盔，把赶路的贵妇人当作落难的公主，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杀滥砍，闹出许多笑话，吃尽苦头，直到被人送回老家，直至其临终才清醒过来。瞿秋白将自己的杂文命名“吉诃德的时代”，形象而精当地概括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病态。民众干吗不读书，干吗痴迷于武侠小说，幻想着突然冒出一个草莽英雄。把这样的时代喻为“吉诃德的时代”，多么辛辣深刻。

杂文《吉诃德的时代》幽默的比喻也十分新颖而形象，如“中国的西万谛斯难道还在摇篮里么?!”“或者还没有进娘胎?!”文字中的情感色彩也很浓郁，如“你可以看见他们眼睛里的凶光，可以看见他们紧张的神经在那里抖动，你可以看见他们吃烧饼的时候咬得特别起劲，这是他们在咬‘仇人的心肝，刚刚他们脑筋里的剑仙替他们杀死了挖出来的”。还有形容当时的国人像“散沙”等，风趣而不戏谑，辛辣而不嘲笑，形象而不丑化，深刻而不挖苦，作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情跃然纸上。

作品不事张扬，道理也不多讲，却写得十分自然、洒脱，入情入理；作品没有跌宕曲折的故事，也没有具体的抨击对象，但全文明白晓畅，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作品没有选取社会重大新闻，更无耸人听闻的时事，但却能结构得引人入胜，环环相扣，链接得恰到好处。

说杂文创作难，难就难在其选题、构思、题旨的确定；说杂文创作不难，在其作者科学的理念与思维方式。

瞿秋白(1899－1935)原名瞿双，后改名瞿霜、瞿爽，江苏常州人。早年曾在武昌外国语学校学英文，后到北京谋生，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同年11月参与创办《新社会》旬刊。后去莫斯科学习，1923年回到北京，后任上海大学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1927年主持“八七”会议，1927年冬至1928年4月主持共产党中央工作。1931年后与鲁迅主持“左联”工作。1935年2月被当局逮捕，同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就义。

曾创作《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两部著名散文集，此外还编著《俄国文学史》及一部分杂文。

2008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