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的执守与新价值观建构

《黄英》是蒲松龄《聊斋志异》中，一篇内涵丰富的小说，它虽属“花妖菊精”题材，记叙马子才与“菊精”黄英姐弟的交往与婚恋故事，但儒士马子才与陶生姊弟之间围绕“安贫”与“治生”而展开的矛盾冲突，在明清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之下，有着深刻的含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这一时期的文化风气、价值观念取向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儒家传统的“重义轻利”观受到时代思潮的挑战。马子才面对陶生由儒而商的转向，面对“富妻”黄英安排的舒适生活时，传统儒士的灵魂经历着痛苦的考验，对富裕生活“利”的向往与对儒家安贫守节“义”的固守交织在一起。他和陶生思想发生着不同程度的转变，又在转变中追寻着儒士的精神之魂。蒲松龄通过这篇小说向我们展示了时代发展中士人的精神矛盾，突现了儒、商价值观念的冲突与融合，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一

小说中，马子才“世爱菊”，“闻有佳种，必购之，千里不惮”。一次购菊归来途中遇陶生姐弟，因同样爱菊的陶生“谈言骚雅”，就相邀居于家中。马家清贫，陶家亦时“不举火”。生活困难，陶生欲以卖菊为生。爱菊如命的马子才不允，且“甚鄙之”曰：“仆以君风流高士，当能安贫，今作是论，则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矣。”陶生不从，曰：“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二人的对话，清代冯镇恋评论“两说皆妙”怎样妙呢？马子才的话是从儒士传统精神观念出发的：士人当安贫守道，不能以高雅之物“言利”。菊花是高雅精神的象征，它在传统文化中“以其清雅的色泽，澹远的清秀，挺劲的风姿，成了儒士们用以表现孤高绝俗，坚贞自爱的人性品格，保持真我，不随流俗的独立意志以及贞骨傲霜、高风亮节的自然品性的传统意象。”菊以此成了“风流高士”安贫的精神依托，带给士人精神安慰和力量。陶生欲“以东篱为市井”，把菊花同儒家思想鄙视的“利”欲联系起来，马子才自然不能接受，认为是“有辱黄花”的行为了。冯镇恋认为马子才之语“妙”，是因为他和马子才一样，是站在儒家精神立场上对菊花做道德价值判断的。他们在这里固守的是菊花的象征内涵，即儒家“安贫守节”的文化理念，排斥它的使用价值。这种思想在当时思想界占主流地位。

冯镇恋肯定马子才“安贫”说时，为什么也同样肯定了陶生“自食其力”说呢？从平常生活观念来看，陶生言“利”之语也是符合人情常理的，陶生的话强调了自食其力劳动赚钱于人生的合理性，肯定了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因此，清代的但明伦评《黄英》时，也说陶生“自食其力数语，旷达可爱。”任何时代，人有精神追求，也有物质需要，二者在生活中都应该有相应的地位。大儒董仲舒重“义”而轻“利”，但在论述“义利”关系时也曾说过，“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身之养重于义》。”荀子对此也作过明确的表述，他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荀子。大略》”可见物质之“利”也是人生所普遍需要的。

陶生肯定了人也“好利”的事实，并对传统言“利”为“贪”、谈钱为“俗”的观念从价值判断上做了否定，对传统义利观不合理之处进行了“去蔽”。揭掉虚伪的面纱，把人从好“义”则不能言“利”的蛮横道德包围中解放出来，回到真实平常的生活中。对于贫，他不想刻意去守；对于富，他也只想凭正当的“自食其力”去获得，并不违背人伦常情。其“旷达可爱”也是人所共感的，包括陶醉在清高中的儒士在内。陶生作为儒商，他的观念反映了那个时代，商人阶层对从商行为的肯定和自信，也反映了士阶层面对经济大潮冲击时思想的分化。在“多以货殖为急”的商品意识觉醒时代，士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在士人生活普遍贫困的状况下，“治生”问题在思想界也展开了反思。清初唐甄（1630—1704）在《养重》一文中说“苟非仕而得禄，及公卿敬礼而周之，其下耕贾而得之，则财无可求之道。求之，必为小人矣。我之以贾为生者，人以为辱其身，而不知所以不辱其身也（《潜书》上篇下）”唐甄以商贾为生，他反思后为自己辩解，说“以贾为生”是为了保全自己的人格尊严。清代沈尧在《与许海樵》的一封信中说“衣食足而后责以礼节，先王之教也。先办一饿死地以立志，宋儒之教也。饿死二字如何可以责人？岂非宋儒之教高于先王之教而不本乎人情乎？……（《落帆楼文集》卷九）”这段话也是强调经济方面的自足对维护士的个人尊严和“志于道”的重要性。

由以上说法可见当时商业活动及其价值观对士人思想的影响。在部分士人心目中，传统伦理中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正逐渐转变为“正其义谋其利”。即人在追求道义时也可追求物欲私利的满足。小说中陶生这一形象即是时代典型的体现。陶生由儒而商，也是风流雅士，他爱菊花的高雅品性，同时又能看到并利用菊的经济价值，审美、富足两好兼得，有何不可呢？

但更多的士人则在矛盾中观望，马子才与陶生的冲突则体现此心态。他不能说服陶生放弃经商，“心厌其贪，欲与绝”。但不仅没能断绝与商的关系，还身不由己地被裹入商品活动所安排的富足生活中去了。

陶生自从贩菊为生后，“由此日富”，“增舍”、“买田”、“兴作从心”。他外出做生意后，姐姐黄英在家继续“课仆种菊”，“得金益合商贾”。马子才以“安贫守道”为是，但对富有生活并不能完全拒绝。妻子死后，他就“意嘱”身为商人的黄英，与之结合，展现了为“人”好货好色的本性来。在与黄英的家庭生活中，他一而再的抗拒“物欲”的诱惑，分清两家财物，与黄英分居，住简陋的茅草房。然而过数日，因“苦念黄英”且对黄英的讥笑“无以对”。两人“遂复合居如初”。在儒与商的碰撞对话中，马子才完成了思想的转变历程：虽不赞成经商，但能平静的面对这一经济现象。寓示着传统价值观念对新事物的让步和容忍。

二

经商言利的新观念在士人意识中有了容身之地，但它依然在传统话语的关注下发展。小说中，马子才享受富足时，并没有忘记儒士的身份和使命感。他把黄英娶进简陋的“故居”，“耻以妻富”，对家中物品“恒嘱黄英作南北籍”。在“享用过于世家”时，他经常反思自己的行为，质疑财富的来源途径。抱怨“仆三十年清德，为卿所累”，意思是“利欲”让他失去了士人的气节。他不再让黄英经商，并从金陵叫回陶生，让他弃商从儒，过起饮酒赏花的雅士生活。陶生最终醉酒化为菊花，就象征着对儒家精神的回归。

马子才“耻富”的精神理念和行为，从生活常理出发，显得迂腐可笑，也是现代人批判的对象。小说中，作者也让黄英以“陈仲子毋乃劳乎”，“东食西宿，廉者当不如是”等语来讽刺马子才，讥笑他的陈腐与矫情，也表明了作者对富足生活的态度。马子才有娶美妻的艳遇并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正是蒲松龄所渴望的，这是“人欲”中的蒲松龄。然而作者毕竟一生沉浮在儒家精神熏陶之中，岂肯轻易否定“守道”信念。马子才面对经商得来的“利”的不安，正是作者思想矛盾的展现。在贫困的现实生活中，人欲的力量比较强大。回到精神世界时，“义”的价值又压倒了“利”。在道德价值层面，儒家的志于道的精神始终占主导地位。在这里，抛却儒家思想压抑人性等不合理一面，马子才对经商大潮中利欲之求及财富来源途径的审视态度，却体现了儒家知识者“君子爱才取之有道”的可贵理念。刘易斯·科塞在《理念人》一书中说，“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知识分子在其活动中表现出对社会核心价值的强烈关切，他们是希望提供道德标准和维护有意义的通用符号的人”儒家文化中，士人以守“道”为己任，重视人生在世的立德、立言、立功，讲究“利”的获取必由“义”的正当之途，这些精神维护着人正常有序的生活追求，为社会提供了相应的道德标准，支撑起社会的正常运转。传统的士人虽然不能完全看作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从其职能及效果上来看，儒士们维护的正是这些“有意义的通用符号”。在社会转型价值多元化的情况下，知识人之间发生各种观念的碰撞争论，更有利于优化的社会价值观建立。

晚明商品经济伴随着阳明心学，开启了人追求利欲感官享乐之心，打破了禁欲观对人的过分束缚，这是一种解放和进步。但从另一方面看，传统的观念秩序被打破后，人失去理性的欲望也就伴随着合理的欲望滚滚而来。在市场上，追求利润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目标，市场经济奉行的是“工具合理性”行为准则，为达到最大利润可以不记获取途径和手段。陶生卖菊时，不也让菊根“次年尽变而劣”吗？人们“乃复购于陶”，“陶由此日富”。可见陶生在做生意时遵循的是市场利益原则。马子才对市场经济持审视态度。他用儒家的“价值理性”原则对之进行关照，强调正义等道德原则对人的制约作用，由此可以消解市场经济带来的利欲心无限膨胀的弊端。刘易斯说，知识分子“通常都是有所执守的人，他们把使人不安和不满的潜在根源揭露出来，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自我认识”马子才精神执守的意义就在于此。

确实，儒家思想中的公平正义的一面在明清市场规则形成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大量儒士弃儒就商，自觉把儒家的道义精神带入市场，从而形成了“士魂商才”这一全新的商业伦理观。小说中，马子才与黄英、陶生姐弟的冲突过程，就是士与商价值观念融合，新社会价值观的形成过程，融合中既有对“商才”的肯定，又执守“士魂”的精华。总之，《黄英》这篇小说体现了士商价值观的冲突与融合，寄托了作者的人格理想和价值观念，表现了知识分子作为“理念人”在社会价值观建构中的参与作用。对小说内涵的挖掘有助于我们理解并探索明清时期知识人的文化心态。而且，“士魂商才”这一商业伦理观对现在社会依然有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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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井会利（1971—），女，汉族，陕西蒲城人，宝鸡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科学系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