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畸变的叛逆者

《无名的裘德》是哈代最有成就的一本书，它指出了现代人精神上出现的问题。哈代在这本书中不但描述了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的改变，还描述了现代人精神上的扭曲和畸变。主人公淑生活的那个时代，经济和科技发展迅速，民主觉悟日益高涨，达尔文等人的进化观点动摇了人们对宗教的信仰，并导致了科技和宗教的对立。除了外部世界的影响，她读了很多具有反叛精神的书籍。这极大地影响了她在爱情、婚姻、宗教信仰和传统价值观的反抗态度。然而，在那个时代，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发现他们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生活贫困，精神迷茫，就像掉进陷阱的动物，处于绝望的边缘，找不到出路。更重要的是，淑内心是原始欲望和现实生活斗争的战场。因此她的言行前后不一，变化无常。所以，她又是一个心理畸变者。本文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理论为基础，对哈代小说《无名的裘德》中的主人公淑的性格进行初步的分析。

一、在婚姻爱情上的叛逆和畸变

1、在爱情上与裘德的关系

1.1在爱情上的叛逆

生的本能中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性本能，而爱则是性本能的一大派生。任何儿女都有着一种对爱的本能的追求。所谓本能，根据弗洛伊德所言，是有机体生命中固有的一种恢复原始状态的冲动。生命冲动是人的本能，是生命的内驱力，它驱策人类永远去追求和创造，其意义就在于，人要按自己的意志去找寻适应自身生存，并且生存得愉快的环境。在主人公淑的身上蕴藏着一种生活在旧时代的新女性精神，即追求“同气相求”和“同声相应”的爱情。在爱情上，淑不顾世俗非议，与堂兄裘德自由恋爱。淑与裘德在一起是一种快乐，一种极度优雅和精妙的快乐，他们是以真诚的爱为前提的。她爱裘德，但是并不希望依附于裘德。她不希望作为男性欣赏并证明男性存在的第二性，或者成为裘德的“他者”。她更不想做裘德法律上的妻子。她只希望自己能从男人世界对她规定的各种功能角色及关系网的混沌一统中分离出来，获得独立于功能角色的身份，不再只是男人的“性伴侣”。她悖世而行的勇气还在于她和裘德与各自配偶离婚后，有可能正式结合时，却拒绝再一次用铁一般的契约式的婚书来破坏双方纯洁高尚的爱情。在举行婚礼的那一刻，逃离了教堂，毅然踏上被世俗所不齿、资产阶级法律所不容、宗教所诅咒的荆棘之路。这是淑在爱情上对男权主义的反叛，是哈代讴歌的典型，也是哈代在爱情上对传统的男权主义的批判。

1.2在爱情上的畸变

然而，淑是一个具有反常个性的前后矛盾的人。淑在与裘德建立恋爱关系后，她的种种乖张怪举时常表现出来，她这种似爱非爱、不爱也爱的温柔使裘德大为恼火，并感觉出她身上的某种不正常的东西。对于正常人而言，对异性产生本能冲动是人之常情。可是面对自己所爱慕的男子，她总是时冷时热，变幻莫测。书中第四章第三段，淑说：“他吻得那么热烈，跟情人吻一样啊!我希望就这样狠狠整他一顿，就这样啦，我才高兴哪!”而后，她又为可怜的裘德要受她的不断摆布而流下眼泪。有一次裘德向她大胆表白时，她却违背了自己的意愿拒绝了，而裘德刚走，她又后悔起来。后来和裘德相处时言行总是反复无常，颠倒错乱：“原先我并不爱你，裘德，这我承认。我刚认识你时候，无非想叫你爱上我。”

根据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爱情心理学所说：原欲所积累的能量，不一定都能顺利地满足或升华，在某种情况下，由于遇到阻力，则可变为畸形发展或是倒错，这些都会反映在人们对爱情选择、爱的对象和目的以及性满足的方式方法上，于是在心理学上形成一组特殊的变态病：或由于过分的压抑而形成各种心理症。淑由于从小就生活在一种压抑的环境中，心理在生活过程中已经变形，这慢慢地就形成了她的畸形的爱情观。淑无法割断她的人格结构中所因袭的传统观念，她对性爱感到恐惧，将性爱视为罪恶，她感觉不到性的要求，性压抑甚至渗入到她的潜意识，淑不知道“即使在最崇高的爱情中也有肉体的基础”。人的潜意识本能欲望常会突发性的宣泄，而后又要受到理性的压抑，二者之间的矛盾也会造成人性的畸变。在爱情中，两性关系中的肉体性关系和精神性关系任何一方面的否定都会造成爱的残缺，两者都具有毁灭性的力量。淑无尽的精神渴求，她的爱的残缺和她性格上心理上的畸变扼杀了她与裘德的和谐自然的关系。

2、在爱情上与费劳孙的关系

2.1在爱情上的叛逆

在哈代生活的维多利亚时期，充斥着传统的妇女观念，女性处于“第二性”的附属地位，她们被看成是生育的工具、欲望的对象和客体，男性社会关于妇女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如忠贞、柔顺、忍耐、奉献、牺牲等，成为衡量女性好坏善恶的标准。淑对资产阶级婚姻反人性，背人情的实质也有比同时代人更深刻的见解。淑认为只有出于个人情爱和欲望的自由结合，才是完美的爱情、幸福的婚姻，才合乎道德。由于裘德的介绍，淑成了费劳孙的助手。出于年轻无知和感激，答应了费劳孙求婚的要求，后又屈服于世俗的压力跟他结婚了。她始终只是敬重对方，感激对方，并无爱情可言。并且费劳孙对生活缺乏热情，是一个毫无情趣的书呆子。而淑则是一个感情细腻，充满活力的女子。她清醒地认识到“陷到我这种烂泥里的女人还有的是!不过她们屈服了，而我可要反抗就是了”。他们结婚后，当费劳孙出现在自己床前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跳窗。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对这种婚姻进行反抗。她对他的厌恶发展到对肉体的排斥，不久就与丈夫分居了。她还要无所顾及地寻求真正的爱情。她不甘永远做带着费劳孙标签的费劳孙太太，履行着契约的义务终其一生。于是淑勇敢地提出了离婚。

正是基于对传统婚姻逆人性本质的透彻认识，她才勇敢地冲破传统婚姻观念的藩篱，从没有爱情的不幸婚姻中挣脱出来，大胆追求心灵投契，情感真挚的美满结合。淑以自己追求个性自由，爱情婚姻的幸福等行为来反抗反人道，泯灭人性的资产阶级婚姻制度和宗教道德。她的一系列激进大胆的言行体现出当时社会已经萌动的女权运动，发出了妇女要求个性解放，争取婚姻自主的强烈呼声。淑至今仍被文学界视为维多利亚时期新女性形象的典范。

2.2在爱情上的畸变

费劳孙是淑唯一的法律上的丈夫，他们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合法的家庭。但婚后，他们过着近似分居的生活，连谈话后来也变成了靠互递纸条来进行，甚至认为同居就是等于通奸。在淑与费劳孙的交往中，实际是淑处在一种畸变的心理状态中。淑对裘德说“我倒愿意他揍我，骂我，背着我找人，大摇大摆寻花问柳，倒也罢了，我就有辞可借了”。等三个孩子都死了之后，她彻底崩溃了，“我的孩子——都死啦!——死得活该!我心里高兴——简直高兴啊。他们生下来就是罪孽”。

弗洛伊德认为自我为解决超我与本我之间产生的冲突，会使用防御机制。但过度或过当使用，而不正视面对冲突，则会造成焦虑或产生罪疚，最终将导致如抑郁沮丧的精神失衡。在淑经历了一系列的困苦与精神打击之后，受到了“自我”的逼迫，又受到了代表维多利亚传统道德的“超我”的夹击，终于退回了无意识的深处。孩子的惨

剧发生后，社会习俗有形无形的罗网从她外部和内心向她施加压力。她失去了所有力量，她放弃了自己的思想，并退回到群体的保护，成为费劳孙的妻子和奴隶，成为上帝的羔羊。

传统无性无爱的鄙俗虚伪的婚姻给淑留下了心理障障，而且淑在男权规范下不断地分裂自我。在父权秩序占统治地位的背景下。女性要获得具有社会性的性别身份，就必须屈从于对男性有利的统治条文，按着父权秩序的要求接受社会“规训”，建构心理“超我”，所以女性的社会性别身份的获得一定是以屈从为代价的。在哈代作品里似乎总有着自然与人，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的矛盾与斗争。大自然、社会，以及人物的内心世界对人又都是冷酷默然的，人需要的就是反叛、抗争。抗争的结果是满身的创伤和最后的失败、心理畸变甚至毁灭。

二、在宗教信仰上的叛逆和畸变

1、在宗教信仰上的叛逆

19世纪中后期，由于资本主义工业的高度发展，英国南部宗法制农村受到了猛烈冲击。人们陷入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和基督教的悲哀与绝望中。科学理性的发展和非理性主义的出现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宗教危机。人们开始对基督教的虚伪的道德和僵硬的教条进行批判和质疑。

淑受过高等教育，在她身上蕴藏着一种生活在旧时代的新女性的叛逆精神。她在基督寺这个全国基督教气氛最浓重的城市里买下两尊异教的塑像——维纳斯和阿波罗神像；敢于把《新约》撕了，按自己喜好作重新排列：痛骂教会用宗教的抽象话把《雅歌》中表现“人对人的欢乐之爱，自然之爱”的部分掩饰起来的做法，是故意压抑人们追求美好情感的“骗局”。“我对基督堂绝对没一丝一毫敬意”，“基督堂的中世纪传统得彻底垮掉才行，得把它摔到垃圾箱里头”“那些骗子手妄图用教会的名义，把隐藏在伟大而富于激情的诗歌中的热烈而自然的人类爱情肆意抹黑，我恨透了”!哈代之所以借淑的话来怀疑、反叛基督教，是因为她“热情颂扬积极、进取、自由的人道主义精神”。

2、在宗教信仰上的畸变

哈代虽然怀疑全知全能的上帝，但他的一生并没有走出宗教的维度。上帝与人的关系仍然是他精神上的基本景观。这在淑身上表现出来了。

亲子夭亡这个变故看来把她的推理能力彻底摧毁了，那一度深睿的洞察力黯然失色了。私我的欲念要在超我的控制下，通过自我以符合社会规范的原则去寻求满足。在精神崩溃之际她拼命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宗教。淑那以真爱为基础铸就的看似坚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她认为悲剧的根源在于她和裘德蔑视了上帝的威力。这喻示着她对上帝的妥协，她心理状态的畸变。“咱们得听从天意啊!”她沉痛地说。“巍巍上苍把亘古至今的天谴神罚一齐降在咱们这两个下界子民身上啦，咱们只好乖乖认命，不能再违天行事啦。咱们只好这样。违抗上帝没有用啊。”

往日淑的灵性本像星光般闪亮，她不断纵情邀游于虚无缥缈的奇幻想象中。她把世界想象为梦中写成的一首诗或梦中谱就的一段旋律；在如梦似醒的朦胧中，这样的意境显得美妙无比，但一经醒觉，在光天化日下，就是荒唐无稽了。历经磨难，困苦颠连，她原有的思想到此急转直下。面对困境，存在主义哲学指出两条路：死亡和皈依上帝。淑皈依了宗教，由多神教信奉者畸变成一名基督徒。这种思想意识的混乱与动摇，不仅是个人的，而且也反映了西方社会的无序的精神状态。

三、在传统价值观上的叛逆和畸变

1、在传统价值观上的叛逆

淑读过雪莱、吉本、穆勒等诗人的作品，接受了正规的师范教育。淑不同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大多数女性，她果敢、坚强、独立、反叛，敢于质疑和挑战传统的婚姻仪式和法律形式的神圣性，她曾发出过“叛逆”的呼声：“一个人分明没犯任何罪，法律、法令却使他苦恼，那么这种法律、法令，还去管它干什么哪?”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以窦玛利的精神”，即反对社会，反抗习俗的精神。

淑与裘德两颗反叛的心逐渐靠拢，发生碰撞产生巨大的能量，促使他们做出为世人所不容的选择，也令他们走向越来越远离世俗的道路。可以说他们在思想意识上提前进入了现代社会。淑说过：“人们都慢慢跟咱们有同样的感觉了，咱们不过比他们稍微先进一点就是了。”淑对传统的男女不平等的观念还提出了大胆抗议：“按照公祷书所记载的礼文，我是新郎自动并且自主选择的，而新郎却不是我选择的，得另外有一个人替我做主，把我给他，好像我是一头草驴，或者是一只母羊。”在爱情上，淑不顾世俗非议，与裘德自由恋爱，并以跳窗涉水过河，逃离师范学校的惊世骇俗的举动来反抗学校禁止男女正常交往的严厉规章。淑嫁给了自己不喜欢的丈夫，后来听从感情的召唤，毅然离开丈夫而投身于裘德的怀抱。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把温良、驯顺、贤淑当做婚后女性的宿命，情投意合已经异化为各色交易。在这样的背景下，淑将感情因素当做两性生活中的第一要素，这无疑是对当时传统的社会道德准则的挑战。

2、在传统价值观上的畸变

千百年对女人隶属于男人的意识的强化，使淑在精神上极度迷失，无法踏上重返和谐的归途，惊慌中她只有退入习俗的围墙的保护。淑认为女人和男人联合起来，去对付共同的敌人，对付环境的强制。然而，他们的力量太弱，生活在这些传统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之下，他们永远也找不到想要的自由，始终处于精神痛苦之中。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严重束缚了淑的个性发展，也彻底改变了她原来的叛逆性格和敢作敢为的勇气，让她从一个热烈追求个人精神价值的勇敢女性蜕变为庸俗的社会舆论偏见的牺牲品。

淑堕落了。人的真正的堕落是自我的异化，是对权力的顺从，是对自我的逆反。她屈服的根本原因是古老习俗的自戕的思想体系，淑虽然做了挑战传统习俗的“先锋”，但在她与费劳孙的信中，她说：“我这可怜的女人最希望夏娃没有被逐出乐园，那样人类大概像原始基督徒所相信的，以完全无害的方式繁衍后代。”这表明她的内心矛盾和畸变状态。“裘德，你别说这些啦!我但愿我什么无所畏惧的话、无所畏惧的思想，都能从我的历史上连根铲掉。”

淑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和感受是深刻而敏锐的，可一涉及自身问题，她就显得困惑、迷茫，常常处于一种难以抉择的人生困境，内心变化无常，无从把握自我，这实际是处于一种性格畸变的状态了。淑的屈服是哈代对社会习俗吞噬具有进步思想的个体生命最有力的批判，是哈代对处于矛盾冲突中的个体的最真实的刻画，也是哈代悲观哲学的真实体现。

四、结束语

《无名的裘德》通过对淑等人不幸遭遇的描写，反映了当时的道德、习俗、法律、宗教等对人性的束缚与扭曲，同时也表现出哈代对当时婚姻制度的强烈不满，对资本主义的腐朽黑暗与自私自利的虚伪本质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并对全能的上帝发出了怀疑的诘问，从而表现了哈代多年来追求的现代思想。由于哈代自身世界观和宗教情绪的矛盾性，他以男性的审美眼光将淑神化为美丽的天使和对传统习俗的叛逆者的同时，却使她成为一个不完整的个体，即分裂的个体，成为男性的牺牲品。哈代一方面歌颂人文主义进取的、热情的、自由的生命价值；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处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只有保持固有的传统宗教观念与基督教情怀，才会有出路。维多利亚晚期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哈代以现实主义犀利的眼光，敏锐地观察到社会的急剧变化，预见到社会价值观念的行将改变以及所处那个时代的人的悲哀。正是哈代给予了女性人物更多的人性本真的观照，并在此基础上反映了深刻的人生和社会问题，才使我们对他的创作成就有如此高的评价。

作者简介：

李培学(1976－)，男，河北邯郸人，硕士，讲师，工作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大学，研究方向：英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