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治黔术

刘学侏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31年，说了与贵州直接有关的话就有60多次。这是我近来检读《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时粗略算出的。

《明实录》是明代朝廷编纂的记录本朝历代皇帝言行而不加增饰的文献资料书。贵州人民出版社曾出版了其中的贵州资料辑录，近百万字。书中收录的朱元璋有关贵州的敕文、口谕、批示，成篇成段，原汁原味，话都说得很坦白，很直露，少有套言，有的简直就是君臣之间面授机宜的私房话。读读这些语录，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朱元璋怎样看贵州，怎样治黔，很有帮助。

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前3年，他的农民军进入湖南，夺取全国胜利之势已成。贵州的思南土司田仁智见势采取主动，归附农民军。为此，朱元璋传谕“仁智僻处遐荒，世长溪洞，乃能识天命率先来归，可嘉也，俾仍为思南道宣慰使。”不久，思州土司田仁厚也来归附，朱元璋以同法办理。朱元璋即位后，沿用这办法，安排了播州、八番、贵州宣慰司、普定府等土司归附后的职务。在大土司的带动下，贵州当时尚存的中小土司，也纷纷归附，迅速稳定了贵州局势。

朱元璋看重贵州，主要是着眼于控制云南。明朝开国后，元朝的残余势力梁王仍占据云南，多次招降，他不仅不从，还杀了朝廷使者。朱元璋看准了平定云南必有一战。所以，在正式讨伐云南之前，对处于“滇之喉”的贵州预作了许多军事部署和政治安抚工作。对待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他比较谨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播州刚入明王朝版图，中央机关中书省便奏请皇上要在播州“收其贡赋”。朱元璋不赞成这种急急忙忙的做法，下谕云，对西南夷之地，“当以静治之，苟或扰之，非其性矣！朕临天下，彼率先来归，所有田税随其收入，不必复为定额以征其赋。”

朱元璋很注意做贵州上层人物的政治思想工作。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播州宣慰使杨铿带领他的属下晋京朝见。朱元璋给杨铿丰厚的赏赐，告诉杨铿：你们世世笃守忠贞，所以子孙代代有爵有士。但“继世非难，保其为难。则志不可骄，欲不可纵。志骄则失众，欲纵则灭身。尔能益励忠勤，永坚臣节，则可保世禄于永久矣。”过十几天，思南宣慰使田仁智也进京入觐，朱元璋加赐织金文绮，诏告他说：“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你归善抚之，俾各安其身，则长保富贵矣。夫礼莫大于敬上，德莫盛于爱下，能敬且爱，人臣之道也。”这里提出的“敬上”、“爱下”，是一方大吏处理好对中央朝廷和对本土老百姓两头关系至关重要的原则问题。“敬上”即要求地方长官必须与朝廷保持一致，这是使朝廷对你放心的最起码条件。“爱下”是对辖土的黎民索取或压制要适度，以人民有承受能力或忍受能力为底线，超过了就会出事，位子也坐不稳。

朱元璋对贵州的认识和治黔方针，最集中最系统的阐述，主要见于他在征南期间的许多指示中。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左右副将军，帅步骑30万出征云南。这是他巩固全国统治的形式下，实现南北统一的重大决策。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期间形成了比较明确的治理云贵的方略。典型的言论有两篇。一是云南捷报传来，他很冷静，发了一篇上谕，及时把稳定贵州少数民族局势，尖锐地提了出来。他警告傅友德等人，云南收复后，要注意滇黔边境的乌撒、乌蒙等地的控制。他有一句名言——“至如霭翠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不能守也。”这里所说的霭翠，就是贵州著名的彝族女政治家奢香夫人的丈夫。霭翠与彝族土司的向背，事关西南全局。另一次讲话是征南胜利后，他发表的一篇比较长的敕谕，值得全文介绍给读者。洪武十五年（1382年）他敕谕征南三将军说：

“自将军南征，大军所至，势同破竹，蛮僚之地，次第底平。朕观自古云南诸夷叛服不常，盖以其地险而远，其民富而狠也，驯服之道，必宽猛适宜，事之委曲，谅将军必不烦朕虑，朕亦不可不以古人之事以示将军。在汉武帝时，始得西南诸夷，终两汉之世，叛者十次。在光武时，将军刘尚击益州夷，路由越巂（县名，在四川省。现改名越西），其酋长多酿毒酒，欲以劳军，因袭击尚，尚知其谋，即分兵掩捕诛之，徒其家属于成都。蜀汉之时，诸葛亮讨平其地，收其豪杰，出其金、银、马、牛以给军用，终亮之世，夷不复反。亮殁凡四反，张嶷尝一讨之，嶷将回军，兴古僚复反，嶷复击之，其地悉平。唐太宗时，云南自守，至高宗时始入贡，朝廷待之重，反生侮慢，唐前后凡九加兵，战屡不胜，唐终不能驭。元世祖亲下云南，令亲王镇守之，终元百年间，前后七叛。将军观此，可熟察其情，详慎处置。令之计非惟制之不叛，重在使其无叛耳。”

这里说的云南，应包括明之前划归云南管辖的贵州西部、西北部大片地方。这篇讲话是研究朱元璋治理云贵指导思想的第一手重要资料。

朱元璋出身贫寒，文化不高，但重视学习文化，研读经史，经常谈今论古，还能吟诗作韵文。他那《菊花诗》是非常有名的：“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朱元璋是以猛政闻名的。他建立的特务网，开创中国封建统治者严密监视人民的最黑暗制度。但他处于统治阶级长远利益，对云贵还是一位鼓噪“我若发时都吓杀”，而强调 “驯服之道，必宽猛适宜。”

朱元璋留下的众多谈论贵州的原始资料，涉及内容相当广泛、丰富，以讲政治问题、民族问题、军事问题为主，也有讲邮驿、财政、民政、教育等方面的。朱元璋对贵州教育很重视，他多次下谕，调贵州土司的子弟进京入国学受业，要求“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让土司子弟学成而归，“变其土俗同于中国，岂不美哉！”从朱元璋言行中看，我认为他对发展贵州经济，是不重视的。他的言论时常表现出对少数民族的歧见。这方面也留下了许多恶狠狠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