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微观权力学

2009-04-27 10:42李丹琦
党政干部学刊 2009年4期
关键词:凝视沉默规训

于 濯 李丹琦

[摘要]福柯将传统的权力理论视为宏观权力学,它重视国家机构这样的权力中心,从权力中心构成对局部的支配、控制,形成单一的统治大厦。福柯反对这种权力中心化的模式,而主张建立微观权力学,将权力视为非中心化的、无主体的、多元的、弥散的关系存在。所以福柯权力理论的研究对象不是国家、法律这些中心化的存在,而是如疯人院、监狱、修道院这些社会边缘、底层中的权力关系。

[关键词]微观权力学;沉默;凝视;规训

[中图分类号]B8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9)04-0021-02

福柯在继承尼采的权力意志基础上,批判地改造哈贝马斯、韦伯的权力论,提出了自己的微观权力说。运用后现代思维方式,以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从社会生活的底层出发,用权力结构去解析社会机体的理论。他将权力看作是一种关系、网络和场,认为权力是弥散的、无主体的、非中心化的,强调当代社会弥散的“规训性”权力机制。他认为权力不是压制性的外在控制,而是生产性的实践。权力具有强大的建构和生产功能:“权力生产着现实权力生产着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个人和关于个人的知识都是权力的产物。”权力要取得立足之地,也必须通过生产性的实践。作为关系性的网络权力,权力不再属于特定的阶级,它在个人组成的网络中流通。他把权力向四面八方驱散,因而驱散了权力的政治之维。它是在无数点上被运用,在无数点上展开出来的,权力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内在的关系,权力无处不在,是一张纵横交错的“网络”。“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流动着,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1]每个人都处于相互交错的权力网中,并在权力的网络中运动既可能成为被权力控制的对象,又可能同时成为实施权力的角色。福柯对权力本质的探寻并不是某种总体的描述,而是体现在他对权力的多样性、片断性、不确定性的相对主义的描述之中。他从这种视角主义的理论立场出发,从各种角度对权力的本质进行了分析,认为权力不只是在宏观上表现为国家机器或阶级统治,而且作为一种强力意志、指令性话语和普遍的感性力量,存在和作用于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权力无处不在。正因为权力的眼睛无处不在,因而人被排斥到了边缘,成了理性的他者。随着主体的客体化而流于镜中的幻象,主体正是由此一步步踏上了它的离心之旅。

一、之于疯癫的沉默

在福柯看来,疯癫是人性的一个构成和底线,疯子和正常人无严格界限,疯癫是一种生命力,疯癫比理性更接近幸福和真理,疯癫本身就是一种知识。由于疯癫就是已经到场的死亡,就是无视死亡的存在,所以疯癫者往往要比死人更早地消除了死亡的威胁,获得了真正属于人的自由。它往往更容易统治着世界上的一切轻松愉快乃至轻浮的事情,更容易使人变得好动而欢乐。但是在理性居于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进程中,疯癫作为社会的一大禁忌,不可避免地扮演了受排斥和压制的角色,或者被流放到社会边缘,或者被禁闭在医院中,福柯称癫狂为“作品的不在场”。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仔细考察了中世纪到19世纪法国疯癫现象的历史,描绘出非理性是怎样在理性的压制下逐步被边缘化,以至最终失声的过程。“理性——疯癫关系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向度。”[2]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疯癫作为一种知识而别有魅力。疯癫是作为一种美学现象或日常现象出现的,此时人们对疯癫是友善的,能使其自由地呼喊。福柯以愚人船这一艺术形象来指代古典时期以前人们对疯癫的定位。愚人船不仅具有直接的驱逐功能,而且还体现了文化含义,把疯人交给水域,就等于交给不可捉摸的命运,“它是一种巨大不安的象征”,他引用阿尔托的话:“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不是人的扩大,而是人的萎缩。”古典时代旋即用一种特殊的强制行动使疯癫归于沉寂。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笛卡尔为代表的哲学名家对理性的推崇和弘扬。思想着的主体决不可能是疯癫的,疯癫被排除出思想,标志着理性主体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福柯认为对疯人的禁闭是笛卡尔的理性公式的一个直接后果。谵妄话语是古典时期疯癫的基本存在形式,它十分符合理性的法则,但其所有表征都十分明显地宣告理性的缺席。18世纪疯癫不再被视为罪恶而是被视为精神病,以法国的皮尔内和英国的图克为例,这种新型的精神病院并非“科学”的医疗单位,其实是使用隔离、监视、审判等技术的道德改造所。因此,实质上疯人根本没有被解放,而是在精神病院中沦落,处于一种沉默和耻辱的状态,为一种永远的客体化注视所包围,这种注视从不倾听疯人说什么,而是把他们埋葬于道德和对医生的神化中。

二、之于病患的凝视

在权力的展示过程中,凝视的作用不容忽视,在现代医学的凝视中,人们观看,并把观看之物与自己交织在一起,在周围形成知识,这是权力的一种策略的建制。曾经的精神病院是一个“看”的场所,此时身体的内在空间被划分,或者说被发现出来。从古典到现代,医学经历了从“分类医学”到“临床医学”(后者包括“症状医学”到“组织医学”或“解剖-临床医学”)的发展。这种所谓的更客观更准确地把握疾病的“真相”的进步,福柯将其斥之为虚假的神话。新的医学精神不能归因于心理学和认识论的净化行为。它不过是在文法上对疾病的重新组织,使可见物与不可见物的界限遵循着新的范式,疾病背后的隐藏世界其实就是疾病本身暴露在语言之光下。到18世纪这种对语言世界的观看并加以记录和总结被另一种感知方式所取代,即凝视。它不是扫视一个领域,它切入一点、一个中心点或关键点,因而超出了它所看见的东西,它不被直接的感觉方式所迷惑,它实际上具有破除思的能力,它没有背负任何滥用的语言。这是对沉默的否定,是视觉、听觉和触觉的结合。因此医生的目光从身体表面而转移到不可见的无声的身体内部。在这种目视中,患者的身体不仅仅是诊疗的对象,还是认识得以产生的场所,人的身体为了成为被看的场所而被重新安排,外部空间成为知识和知识生产的展示。凝视是医学知识武装起来的眼睛的观看,凝视因医学知识的渗透而具有理性成分,由此获得的感性认识是深刻的。凝视及其发展并不是纯粹的认识论过程,而是既受制度的制约,又以权力运作的方式生产着知识。

三、之于罪犯的规训

从权力——知识理论的角度看,权力的运作在监狱表现得最明显,透过监狱可以考察权力在整个社会的运作。这是一种微观权力物理学,这是一种被行使的而不是被享有的权力,这些权力关系一直渗透到社会深层,权力实质上是“支配人体的政治技术”,权力关系是无所不在的权力——知识网络。

惩罚:福柯集中考察了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这段时期近代的监狱史、惩罚史和规训纪律社会的形成史。表面看来,惩罚机制似乎只是罪(犯罪)与罚(惩罚)之间通过某种方式的联系与结合。而福柯却认为,惩罚机制作用的体现,其本质就是某种权力(惩戒权力)机制在运作。刑罚体制的改革不只是从一种惩罚类型(暴力的、展示性的、公开的惩罚)向另一种类型(训诫的、个人化的、隐蔽的惩罚)的转变,而应被视作一种重新安排权力的策略,或是一种试图建立新的权力机制的努力。福柯比较分析了在惩罚机制变化的历史过程中相继出现的三种组织惩戒权力的方式。第一种惩戒权力运作的方式,即基于旧的君主制度以酷刑和公开展示为主要形式的惩罚制度。第二种惩戒制度,即18世纪后半叶司法改革者所设计的人道主义惩戒模式。第三种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以规训、纪律以及监狱机器为主要方式的规训体制。

规训:“规训”是《规训与惩罚》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福柯创造的一个新术语,它还有纪律、教育、训练、学科多种释义。福柯为规训下的定义是:“这些使肉体运作的微妙控制成为可能的,使肉体的种种力量永久服从的,并施于这些力量一种温驯而有用关系的方法就是我们所谓的规训。”[3]它用以指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既是权力干预肉体的训练和监视技术,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它本身也是权力——知识结合的产物。规训技术不是起源于监狱,许多规训方法早已存在于修道院、军队和工厂之中。但是只是到了18世纪,规训才成为一般的权力技术。其目标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建立一种关系,造就驯顺而有用的人体。规训技术不同于王权的威严仪式,也不同于国家的宏大机构,它的手段是细小的微不足道的。但它能够逐渐侵蚀那些重大的形式和机构,改变其机制,实施自己的程序。规训权力的成功恰恰归因于各种规训技术共有的三个简单手段: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总之,规训意味着一个新的知识领域(也是权力领域)的迅速发展,即导致按照规范塑造个人。

全景敞视建筑:规训的典型形象,也是规训社会诞生的标志是18世纪末英国思想家边沁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其基本结构是:监狱的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监狱中心是一座眺望塔。这样在圆形监狱中,中心控制塔只需安排极少数的监督人,甚至可以只安排一个人。福柯十分推崇这种全景敞视监狱,把它作为一个完美的规训机构的设计方案,其中集中体现了规训权力的新的技术、策略、方法。圆形监狱设计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自我规训,它是最有效的自我规训所。边沁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重在监视,而不在惩罚,它体现了权力与知识的结合。难怪,全景敞视建筑的主人说:“由于我设计了各种联系纽带,我自己的命运也被我拴在那些纽带上了”。[4]

综上所述,福柯的社会权力理论,是对传统的政治学视野中狭义的权力内涵的一种解放,将权力场域拓展到社会结构的每一个角落,将权力关系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毛细血管。福柯的权力理论不关心权力由谁掌握的统治权问题,以微观权力学取代宏观权力学,这种理论尽管拓宽了权力研究的视野,提供了某种独特的权力分析的视角。但是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在现代社会明显存在着少数人对统治权的控制,存在着少数人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资源的控制的情况下,他却要淡化这种统治权的问题,悬置权力由谁控制的根本性问题,实际上也就掩盖了现代社会中权力实际上由少数人控制的事实。的确,福柯这种泛权力的观念,使人的注意力只盯住权力的同一性,而忽略了不同性质之间的权力的差异性。此为福柯权力观的不足之处。

参考文献:

[1][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M].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8.

[2][法]福柯.疯癫与文明[M].北京:三联书店,1999:3(前言).

[3]杨大春.现代性与他者的命运[M].南京:南京社会科学,1990:6.

[4][法]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02.

责任编辑 宋桂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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