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消费需求的难点与对策

金　华

［摘要］当前，我国正处在向消费型国家过渡的时期。本文在分析了制约我国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消费需求增长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消费需求；制约因素；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9）04－0041－03

“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居民消费率稳步提高，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这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2008年以来，在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与投资、出口相比，我国消费增长呈加快之势。面临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世界经济下滑的背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启动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的目标。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2009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提出“通过扩大最终消费需求，带动中间需求，有效吸收和消化国内生产能力，形成发展新优势。要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为重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因此，如何扩大消费需求，必将成为我国当前和今后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制约我国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

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但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最终消费的贡献则较小，在投资率逐年提高的同时，最终消费率则持续走低。2008年以来，由于中央已相继出台很多刺激消费的政策，如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证券交易印花税单边收取等，加上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也在加速推进，我国消费增长呈加快之势。但是在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世界经济下滑的背景下，阻碍消费持续增长的因素仍然存在。

1．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是消费之源。居民的消费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就是说，消费需求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随收入水平的降低而减少。国民收入由居民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三部分构成。近几年，国民收入在三者之间的分配出现了明显的失衡，相对于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持续下降的趋势。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6）》显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出现了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现象，政府和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则持续下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自然导致居民消费率随之下降。

2．社会成员财富和收入差距过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财富及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分化现象比较严重。这种分化使我国巨大的潜在市场在较长时期内难以充分释放。高收入群体主要关注消费的质量、消费方式个性化和现代化，但由于所占比重过小，难以成为主要消费力量。中等收入阶层需求潜力大，但由于缺乏相应的购买力，加之基本消费需求已满足，因而消费行为较理性。低收入群体主要是城镇的下岗失业者和大部分农民，虽然近年来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相比而言，仍属于较贫困阶层。其收入状况决定其消费行为较谨慎，主要是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这一群体的消费潜力大，但由于收入水平低，制约了潜在消费的实现。

3．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国家保持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手段，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社会发展过程中因意外灾害、失业、疾病等因素导致的机会不均等，使社会成员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二是通过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风险共担，实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社会分配结果的不公平。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尽管我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但保障水平以及保障面较低的现状仍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尤其在农村，社会保险基本上是空白，生老病死等风险引起的损失基本上是由家庭负担。社会保障不能解除后顾之忧，在此情况下，居民应付这种不确定因素的方法就是储蓄。养老、疾病、教育成为居民最大的预期支出，制约了即期消费的增长。

4．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商务部部长姜增伟分析，悲观的消费预期也阻碍了内需的扩大，“消费是最能反映社会情绪的，三鹿等食品安全事件影响了很多人的消费观念。”一般来说，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短期消费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即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由于收入制约及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而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尚不能完全适应居民消费变化的需要，导致居民收入不能及时转化为消费，而被转化为储蓄，消费的拉动作用未能有效体现。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以往主要由政府或企业提供的住房、医疗、教育等福利性消费，随着福利消费体制的市场化，转变为由居民个人承担，因此，居民的支出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近年来，随着住房、医疗、教育等费用占居民家庭收入比重的迅速提高，进一步刺激了居民的防御性心态，导致储蓄增加、消费减少。特别是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受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企业用工需求出现明显下滑趋势，农民工返乡正逐渐增加，预计今年及以后一段时间内失业率将继续上升，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这使得居民预期收入也可能随之减速。同时，股市和楼市的降温，使得居民财产性收入大大缩水。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今后城乡居民的实际购买力，造成国民消费实际增长减速。

二、促进消费需求增长的对策建议

2007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7年来首次超过投资，成为“三驾马车”中贡献最大的一项，2008年我国消费市场延续了这一增势。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消费将进入快速增长期。2007年，中国的人均GDP已达到2456美元。因而，我国正处在向消费型国家过渡的时期。为此，对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内需庞大的发展中大国而言，经济增长更应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发展放缓的大背景下，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理所应当成为内需扩张的重点。

1．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千方百计提高居民收入。收入是消费增长的原动力。首先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平稳较快发展，这是增加居民收入的物质前提。为此，要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立足扩大内需，推进结构调整，深化改革开放，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其次是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力度，提高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一是努力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要努力扩大城市就业门路，鼓励个人创业。第三产业就业增长弹性大，要努力营造鼓励和支持第三产业发展的环境和空间，继续实施和完善鼓励企业增加就业岗位方面的优惠政策。发达国家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只有当第三产业比重达到50％以上时，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才可能有较大提高。为此，要大力发展新兴服务业和装备制造业，为低收入者、失业者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要为更多农民提供就业机会。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引导农民有序外出就业，鼓励农民就近转移就业，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一方面，通过加快城市化建设，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流转；另一方面，以现代农业为载体，使一部分农民在农村也能成为中等收入者。要加大劳动者的技能培训力度，特别是发展技术和职业教育。通过培训，让受过培训的人有一技之长，既可解决技工短缺问题，还能大幅度提高工资收入。二是不断减少低收入群体。要继续发挥政府在再分配方面的调节功能。政府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这两个途径来调节收入。税收的主要对象是高收入群体，转移支付的主要对象是低收入群体。通过收入再分配，不仅能抑制高收入群体的膨胀，而且能使低收入群体中的一部分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缓解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同时，要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目前，农村还有2000多万人尚未脱贫，这部分人口分布比较分散，大部分是因为自然环境恶劣或劳动能力较低，国家将通过实行低保政策，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要加强扶贫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城镇低收入者大部分是农民工和工作稳定性较差的从业人员，要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三是提升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高收入者的基本消费已经饱和，这就需要大力发展消费型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合理引导消费需求，把消费需求引向国家鼓励发展的消费热点和领域，引向能启动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领域，引导消费层次和质量的提高。

2．进一步完善养老、医疗、住房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由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和健全，相当多的居民对未来预期不确定，居民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负担比较重，即使收入水平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也不会增加即期消费，而是为可能出现的失业、医疗支出、子女教育等进行储蓄，从而导致居民的储蓄率居高不下，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当前消费。为此应适当降低教育、医疗等公益部门的消费价格，采取措施控制其对消费者的超额支出，对价格虚高、给老百姓基本生活成本带来巨大压力的消费也应进行控制。特别是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加大基础设施如住房、交通、学校、医院的投入力度，着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中低收入人群来说，减少支出就是增加收入，特别是政府在住房、教育、医疗领域增加公共支出，有利于改善公众未来支出预期，有利于增加当期消费。政府公共支出增加的同时，中低收入者可以将增加的收入投向更高层次的消费，对于拉动经济可谓“一箭双雕”。因此，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进程，将稳定社会居民收入预期，减少分散的“预防性储蓄”；社会保障资金的准时、足额给付，会促进当期居民消费。当前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化、统一化进程，逐步将目前游离于城镇现行社会保障之外的职工、城市个体工商户和个体经营者等逐步纳入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尽快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加快社会保障立法进程，提高社会居民对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信任度、参与的积极性和强制性，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从根本上缓解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3．努力消除制约消费的制度和政策障碍。完善鼓励消费的各项政策，着力改善消费环境。首先要调整和完善鼓励消费的财税、金融政策，积极稳妥地推进税收制度改革，探索建立以流转税、所得税为双主体的税制结构，逐步建立政府税收与投资效益、城乡居民收入联动的机制，增强公共财政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其次要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建立个人征信体系，培育消费信用法制环境，积极发展消费信贷。在现阶段还要消除商业欺诈、行业垄断、产品质量不高等环境条件制约。要继续加快流通领域法律法规的建设，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特别要加强对食品药品的安全管理和整治，严厉打击、依法惩处各种制假售假、商业欺诈、坑蒙拐骗和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非法行为，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健全失信惩戒制度。再次要遏制流通环节乱收费现象，减轻消费者负担。取消各种违反规定收取的增容费、管理费、建设费等政府性收费，规范收费行为，尤其要努力减轻居民购房、购车环节的各种税费负担。加强对垄断企业的监管，通过限制垄断利润还利于民，释放被挤占的消费能力。

4．积极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2008年下半年中央政府推出了总额达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各地方政府计划投资额合计也超过了18万亿元。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它反映着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而且大部分基本建设投资并不是当年可以见效的，因而，在一定时期内，在国民收入总额中，投资和消费常常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长期以来，我国的投资率偏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减弱。这表明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程度还不高，发展性消费和享受性消费还没有相应地大幅度扩展。因此，在中央和地方新一轮的投资计划中，我们必须积极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适当降低投资率，提高城乡消费比重，在资金安排使用上要注重既有效扩大投资，又积极拉动消费。在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合理变动中，使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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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荀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