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解读

2009-05-25 04:25陈红梅史新阳
新西部下半月 2009年4期
关键词:公共性解读本质

陈红梅 史新阳

【摘 要】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精神。公共性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新的时代精神。发掘和梳理马克思主义内蕴的公共性可以发现:公共性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忠贞不渝的理论关怀,因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是十九世纪中叶最富时代气息、最深刻的公共性追求。

【关键词】 公共性;马克思主义;本质;解读

不断在新的实践语境中给予马克思主义特质新的解读,既是马克思主义旺盛生命力的体现,也是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客观要求。既是以时代性和开放性为基本特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本己需要,更是人类走出公共生活实践的困境的迫切要求。

现时代,我们每个人越来越多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规模不等的共同体中。这些共同体的阶级性日益减弱,与阶级性相生相克的公共性日益突出。公共领域的生成和健康发展越来越影响着我们的生存和生活[1]。但是半个世纪以来,公共领域遭遇了越来越深刻的危机。究其实质正是源于公共领域“公共性”的缺失。因而不管是哈贝马斯还是阿伦特最终不约而同地提出重建公共性的理论主张。因而现代公共性原本是一个政治学或政治哲学问题。但是我们认为公共问题已不仅仅是政治哲学的问题,而是一个具有元哲学意义的问题。因为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政治公共领域而是整个生活世界的公共领域。我们生活在公共性无处不在的时代。公共性已成为当代社会新的时代精神诉求。[2]

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主义是否有意无意的遗忘了公共生活世界、进而遗忘了公共性呢?答案是否定的。长期以来习惯于从实践性、阶级性和辩证性来解剖马克思主义体系,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却忽视了马克思主义解读的一个重要视角―公共性。作为时代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没有遗忘公共生活世界,而且以它特有的方式关照着公共生活世界和公共性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公共性既体现在理论趣旨以及真实特质上,更根源于社会生产实践和毕生终极追求中。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首先是一个解读范式创新的问题。对于传统的马克思研究者来说,公共性似乎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新问题,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其实如果我们能面向生活、根植实践仔细梳理马克思主义的话,就会发现:公共性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忠贞不渝的理论关怀,但是公共性却长期被阶级斗争所遮蔽。只有去阶级斗争解读之蔽,我们才能发现其公共性内核。

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前的各种理论体系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以往的哲学家有意无意把哲学视为个人的沉思或个体在德行上的完善,从而使哲学变成了一种远离公众真实生活的自言自语或玄虚说教。如果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实现了西方思想史的革命的话,那么就在于他在从事全部理论之初就立足于当代最具公共性的群体的现实生存问题。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是十九世纪中叶最富时代气息、最深刻的公共性追求。[3]

无论你承认与否,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深刻改变着自其诞生以来的人类社会的进程。它是人类真理性认识成果的集中体现,但却不是人类认识真理的全部。我们推崇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在时代允许的范围内,紧紧扣住时代的脉搏,为当时所处时代的人和社会的异化找到病灶和症结所在,并且指出了无产阶级黑暗中摸索了一百多年也没能发展的解放之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用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手段来砸毁旧的国家机器,重建一个能彻底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与全面发展的人类生存的新形态——一个不分阶级、民族、种族、性别的全体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不是人为取消了个体上的差别,而是所有人都超越了异化的个人自由,在类本位的基础上理解别人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从而在通往个体自由而全面发展中实现着自我解放,也实现着他人的自我发展和解放。摒弃和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发展和发展中的异化模式。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在自己之外作为一个自我实现的工具意义上处置,甚至更极端地将“你和他”当作自我实现道路上的绊脚石,这样做的每一个人都陷入不可救药的发展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陷入全面精神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为真实公共性的裂变创造了最充分的条件。在马克思本人看来,实现公共性的条件并不等于公共性本身。资本主义社会高扬个体自由、平等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和解放是空前绝后的。但是资本主义真的达到了人的解放至高之境吗?恰恰相反,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社会中人陷入自身异化的空前困境中难以自拔,实现目的的手段已严重背离目的本身。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为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同时又把作为公共性存在的人推入深度异化的陷阱中。

马克思深刻洞悉了资本主义社会种种异化的实质乃是人的发展和解放道路的异化——人的公共性丧失,并为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在人类的异化问题开出了救治处方,是不管任何国家和民族“现在”处于是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阶段甚至更落后的阶段,但是他们最终发展到自由人联合体的大同之境。这一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之作《共产党宣言》一文已给出清晰明白的回答。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差别只是公共性生成和实现程度和方式手段的不同而已,而不是公共性有无的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史就是一部公共性不断生成和累积的历史。遗憾的是,马克思本人的这一终极公共性架构限于历史条件没来得及充分展开。紧迫的阶级斗争需要取代了纯粹的理论建构的需要。从马克思一贯立场来看,公共性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公共性是未来社会的人存在和实践方式的最基本特性。公共性是新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至于公共性以什么样方式重新生成和运行和实现,马克思没有过多论述,不是不能论述,而是不宜过多论述,根据以往的经验对尚未发生和实现的新社会做过多的论述必然超出科学研究的范畴,必将陷入科学语言和科学猜想的先验泥潭。未来的事情留给未来者去讨论吧!对于马克思本人来说,实现自身公共性价值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性丧失”而导致的人的异化问题。如何将无产阶级潜在的公共性变成现实的公共性,造成为消解资本主义人的异化问题的锐利武器。这才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要完成的任务。舍此而“王顾左右而言它”,在马克思看来都有点坐而论道甚至是清谈误国的味道。面对公共性日益丧失的资本主义社会,面对资本主义公共性而导致的两大阶级对立和冲突,最基本的解决之道就是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实现社会革命即人的生存方式的革命。因而在那本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圣书——《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无以复加的强调阶级斗争的必然性重要性,号召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用斗争手段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据此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十足的斗争学说,除此别无他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断章取义的错误解读。但是这种我们今天认定为错误的解读模式能够在实践屡试不爽,并使这种阶级斗争解读模式维持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内长盛不衰呢?

任何一种理论本身不管多么具有独创性,都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私人性的活动,而是属于人类公共意识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之日起,就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人的私人性自娱自乐的精神产品。作品一旦出版问世,作品就不再属于作家个人而属于社会了(尽管在一定时期内作者享有著作权)。不断接受社会公众的阅读和解读,接受社会公众的创作和再创作。在现代哲学解释学看来,人们对一部作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解读是再普通不过的现象了,千奇百怪的解读也是常有的。因此,一位作家说“有多少个观众就有多少个哈姆雷特”。不仅如此,越是伟大的作品后人对其解读就越多样,甚至有人戏称没有争议的作品就不是伟大的作品。不同的解读和多元的解读是绝对的。强求不同读者解读的同一性是不可取也是不可能。单薄创作者个体面对强大的解读公众的多元解读是无能为力。作者可以影响和指导公众的解读但却不可以代替和左右公众对作品的解读,也无法左右公众无数次交互作用形成的解读模式。对于体系恢弘的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同样更是难逃这一解读逻辑的宿命。一种思想理论最终的科学解读不取决于作者本人,(作者本人也只是一个稍显响亮解读声音而已)也不取决于作者之外的任何一个解读个体,而是取决于当时代所有解读者的声音的交响部分。换言之,只有具有历史公共性的解读才是一种理论真正科学解读,才能成为指导公众改造世界的公共实践活动的理论武器,才能形成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才能实现自身由抽象精神力量向感性的物质力量的质变。

当我们细细梳理马克思主义理论脉络时,就会发现一个宏大的公共性理论架构赫然矗立于马克思论域之中,阶级斗争的阶级理论仅仅是实现公共性的手段,但在错误的解读者那里却变成了终极的目的。“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一切人自由而全面的条件”不仅是一个矛盾辨证逻辑,更体现了一个深刻的公共性逻辑。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经典的著作中不乏有公共性辨证论述,在终生的不懈革命追求奋斗实践中忠实注解其一以贯之的公共性目标。比理论逻辑论证更有说服力的是实践逻辑证明。众所周知,才华横溢的马克思一生颠沛流离,屡遭反动政府的驱逐。如果他可以放弃自己的关于人类解放的公共性信仰的话,他完全过上平静安逸的书斋生活乃至养尊处优的私人生活。他用自己一生的革命实践注解着公共性,复兴着苏格拉底式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格追求,也为当代社会人类走出公共性丧失的实践困境做出了最好的榜样。难怪一位当代思想家在深入分析人类面临危机和出路后惊叹,人类不能没有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内蕴的公共性特质的忠实揭示,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开辟新的路径,也为必将为人类走出公共性实践困境提供了新的理论启示。马克思主义以深刻的公共性价值追求必将继续发挥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指明灯作用。

【参考文献】

[1] 袁玉立.公共性:走进我们生活的哲学范畴[J].新华文摘,2005.(24):33-36.

[2] 袁玉立.公共性是历史进程的一个原则[J].哲学原理,2006(7):32-39.

[3] 袁祖社.文化“公共性”理想的复权及其历史性创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新的解释视域[J].新华文摘,2005(24):31-33.

【作者简介】

陈红梅(1972-),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原理,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任职.

史新阳(1979-),陕西中医学院社科部讲师,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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