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记忆：激情五年

孟云剑　杨东晓　等

1957，纷纭世事

新年第一个小时，在北大燕园“当午夜的钟声敲响第十二响”，八千学子一起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校长马寅初高声说：“兄弟我给大家拜年。”“掌声、欢呼声混成海洋！”中央民族学院四十多个民族的师生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欢呼：“新年好！”“鸟在高飞，花在盛开，江山壮丽，人民豪迈，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

然而，上一年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却是风云迭起。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开始批评斯大林。之后，在波兰，哥穆尔卡取代奥哈布成为执政党领袖。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知识分子和市民走上街头，推翻了拉科西和格罗的劳动人民党政权，卡达尔在苏联的帮助下重新组阁。

谁也不会想到“乌云”会悄然飘至中国的上空。元旦这天与北大学子见面的《红楼》创刊号的封面“是一幅木刻图案：一个牧羊人正驱赶羊群走下山岗，山上草木摇曳，山外浓云翻滚”，题名是“山雨欲来”。

这一年受多种因素影响国内也出现了农民退社、职工闹事、学校罢课等事件。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少数人闹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5月15日，毛泽东却发现《事情正在起变化》，“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让人民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并估计500多万知识分子里右派分子约占1％～10％。毛泽东在25日接见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又说：“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当中共上海卢湾区委宣传部的年轻干部姚文元看到新华社这则电讯最后一句话时，他敏锐地意识到了什么，并开始为自己年内的“大鸣大放”感到担忧。他仔细研究，终于注意到《人民日报》是以显著位置发表这一电讯，而上海《文汇报》却只刊登在角落里。于是，他从字体到排版等等细节“窥测”到了《文汇报》的“居心叵测”，并连夜写成《录以备考———读报偶感》，而且就投递给《文汇报》。

6月8日，毛泽东对党内指示“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这是一场大战，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出：“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由此“整风”转向“反右”。

6月10日的《文汇报》第3版副刊“笔会”上一篇不起眼的千字文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录以备考———读报偶感》。毛泽东看完后当即写下《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在《人民日报》上以“本报编辑部”名义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也一同刊出。而在2月份毛泽东就曾说过：“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指《教条与原则》，发表于2月6日的《文汇报》）。我看是不错的。”由于毛泽东的表扬，这个曾经追随胡风，而后作为“新生力量”在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张春桥的支持下，靠批判胡风起家的姚文元从“小棍子”升级到了“大棍子”，并在“文革”中发展为“金棍子”。这一年他挥舞着“大棍子”横扫中国文坛：从巴金、丁玲、冯雪峰、艾青、姚雪垠，到王蒙、刘绍棠、流沙河……

社会学专业在1952年及1953年的高校院系调整中被取消，但在继续执行“双百”方针的这一年，费孝通他们感到了新的希望。时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的费孝通和吴景超等人积极为恢复社会学的研究忙碌着。

1957年初，吴景超发表《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2月20日，费孝通发表《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现在不论哪个地方，恋爱问题、婚姻问题、夫妇问题、养老问题、儿童问题、人口问题等都有一大堆”，“对于这些问题用科学方法来调查研究比闭了眼睛说没有问题对我们有利”，“我想反对‘社会调查的人理由是不会太多的。”

但是，费孝通的政治敏感度远不如姚文元，他没有意识到一场大运动即将展开，更没意识到会面临一场疾风暴雨式的大批判。6月28日，在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郭沫若、潘梓年、胡绳等对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运动进行了第一次系统的批判。之后在7月的中科院座谈会上郭沫若说：“还没有充分揭露资产阶级右派在具有最强烈的阶级性的科学部门———社会科学工作方面的阴谋活动……我们决不能就此结束战斗，中途收兵。”其后，中科院、中央民族学院都召开了批判会。

7月17日至21日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1957年夏季的形势》，“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曾经赞同恢复社会学的潘梓年为了划清界限，在8月29日直截了当地指出：“《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就已经在许多‘曲笔的掩护下面宣传着右派图谋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反动纲领。”“彻头彻尾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科学的，我们必须在原则上予以否定。”

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得出了与上一年9月的中共八大完全不同的结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中共八大上宣布上述两种矛盾已基本解决。“反右派斗争”越来越扩大化，蔓延到了农村和工商业。

据当时在安徽省萧县堤黄完全小学（1～6年级）上五年级的曹鸾英回忆，学校有位贫农出身的老师李怀民，在社里的辩论会上说：谎报小麦亩产500斤，结果征购量比实际产量还多，这还怎么过？他因此被划为右派，被调至初小（1～4年级），并且还要挑大粪。还不明白事理的一二年级小学生在他背后欢快地唱着：“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人民的江山坐得牢，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萧县黄口中学高一年级有位姓马的同学写了两篇小作文，一篇题为《蝉和蚰子》，说它们都会不停地叫，但人们会觉得蝉叫得好，其实并非如此，区别仅仅在于两者所处的位置不同而已。还有一篇是《洗澡》，讲的是学生和校长一起去澡堂洗澡，学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校长身上沥水（不沾水，讽刺胖，油水多）。因此牵连语文老师、班主任被打成右派，而马同学被定为“现行反革命”。

这一年42岁的顾准在《经济研究》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被划为“右派分子”，下放河南商城。

4月13日开工兴建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由苏联专家设计的，但在70多名专家参加的讨论会上，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持反对意见。他认为修建大坝会导致黄河中游泥沙淤积，将黄河下游的水患移至关中平原，建坝拦沙让黄河变清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在纪录片《向右派斗争》中，黄万里在接受群众的批判，他被打成右派，送到北京密云水库大坝上劳动，“文革”中被贬到三门峡挖厕所。

在“反右派斗争”中，全国划定“右派分子”共55万多人。

这一年的11月1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在红场上，苏联的阅兵队伍展示了当时最先进的洲际导弹。下午6点左右，没有参加宴会的毛泽东匆匆赶到莫斯科大学礼堂，这里有数千名中国留苏学生。当毛泽东等人出现时，全场沸腾，欢声雷动。毛泽东走上讲台向大家招手致意：“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转啊，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鲜……”这首优美动听的《九九艳阳天》就出自这一年的电影《柳堡的故事》，它是新中国第一位电影女导演王苹的作品，这部描写革命时期爱情故事的电影开创了军事爱情题材的先河。而导演谢晋也完成了国内第一部彩色体育故事片———他的处女作《女篮5号》，并一举成名。

这一年的最后一刻，人们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听到一阵气势磅礴的，来自5月在河南信阳县长台关一座楚墓中发掘出的战国编钟声和12响1950年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的殷代石磬声，1958年来到了！

1958，“诗意”乌托邦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一首唱遍大江南北的陕西“新民歌”勾画出了1958年的风貌。这是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都充满了浪漫气质的一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谈到民歌，“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他还倡导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新民歌运动”由此蓬勃而起，以至于全年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文化，方方面面都充满了“诗意”的热情。不过，这一年的浪漫却少了点现实基础，多了点理想主义。

1956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政治和思想上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年要在继续完成上一年革命的同时开展经济领域的技术革命。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赫鲁晓夫表示苏联在工农业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宣布：中国要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

1月11日至22日，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在1956年的反冒进主张，认为这是泄群众的气，泼凉水，搞得群众灰溜溜的。接着在3月的成都会议，4月的武汉会议、广州会议上继续强调要反“反冒进”，并提出用“跃进”代替“冒进”。就这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已经基本形成”。

“跃进”一词最早出现在1957年的《人民日报》上，10月27日，《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12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11月13日，在《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中：“有些人犯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毛泽东称赞使用“跃进”这个词的人“功不在禹下”，还夸奖说，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这一年新春伊始，全国就上演了一场“人雀大战”。巴金在草地上敲了整整一个下午铜盆，他在认真地驱赶麻雀。“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幸福搞破坏。千家万户快动手，擂鼓鸣金除四害。”2月份，国务院下达“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毛泽东说：“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曾歌颂过凤凰的郭沫若写下一首《咒麻雀》，“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塌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据各地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国共捕杀麻雀2.1亿余只。翌年春，上海等大城市部分街道两侧的树叶几乎被害虫吃光。1960年3月，人们开始给麻雀平反，“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

2月18日，农历春节，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在中国拍摄了纪录片《早春》，影片中一些乡村在春节期间就开始投入到农田水利建设中。而参加农田水利建设的劳动力，从1957年10月的两三千万增加到1958年1月的一亿左右。

“总路线呀放光华，八字宪法八朵花。鼓足干劲争上游，坚决实现水利化。”

冰心在《十三陵水库工地散记》中写道：“他们是十八勇士，七姊妹，七战友，九兰组，五虎队，单臂英雄……等他们刚一坐下，这些人就把他们围得风雨不透，问的问、记的记、画的画、塑的塑、摄影的摄影……”九兰组（九个名字中带有“兰”的姑娘)的打夯歌曾流行一时，“高抬起，猛撂下，争取四五八，走向水利化。”

伴随着总路线的实施，“大跃进”运动不断深入。

6月7日，新华社驻河南分社记者方徨赶到嵖岈山，据报这里的卫星农业社小麦亩产2105斤。她看到几大堆金字塔形的麦垛，装满麦粒的大麻袋，厚厚一层等待复打的麦秸。方徨不由地惊呼：“嗬！两亩地能插得下这么多麦秆儿吗？”结果激恼了周围正忙碌的男女社员。她忙摆手解释，不是不信，而是太兴奋。脱粒的最后结果，亩产3500多斤。6月12日，《人民日报》以“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为题头版刊登方徨的采访，第一次正式把报高产称为“放卫星”。6月，钱学森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中“科学地”论证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

“稻米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玉米秆儿穿九天，浑身棒子有几千……”季羡林回忆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张作生回忆：“为了大放体育卫星、为了集体达标，就选择在斜坡上，下冲100米，结果个个成绩优秀，人人都放了卫星。”

7月1日，陈伯达在发表于《红旗》杂志上的《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中首次提出“人民公社”。随着“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不断升温，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写了一副对联：“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8月4日，毛泽东到河北省视察“共产主义的试点县”———徐水县的第八瀑河农业社。当时徐水县“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草案是：“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1963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

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互助好比石板桥，风吹雨打不坚牢；

合作社铁桥虽然好，人多车稠挤不了；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

“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到10月底，全国农村已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与此同时，公社大办公共食堂。

食堂钢一般，暴雨淋不垮，

狂风吹不散，越办人越欢。

徐水县还是大办公共食堂的一面旗帜，领先喊出“吃饭不要钱”的口号。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办好公共食堂》，提出“办好公共食堂是一件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到年底，全国开办了农村公共食堂340万个，涵盖农村总人口的90％。

公共食堂还解放了广大妇女，“往日收工我回来，先挑水来后拿柴。眼看太阳偏西坡，我还在家出不来。如今吃饭不用忙，收工过后进食堂。只要出工钟声响，无牵无挂把工上。”

8月17日至30日，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赶超英美最重要的指标就是钢产量，到处都是“一切向1070万吨让路”的标语和宣传画。数千万农村劳动力被抽调去大炼钢铁，秋季丰产不丰收。到年底，全国参与大炼钢铁的人数达到9000多万，修建土高炉100多万座。

天上多少星？小孩数不清。

全民盖土炉，神仙数不清。

11月上旬，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提出人民公社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是错误的，并提醒人们不要“急急忙忙往前闯”。

“1958年我国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各方面的大跃进，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的大大提高，以及在今年夏秋之间出现的人民公社化高潮，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伟大胜利……”

这一年最后一天的《人民日报》上分别登载了高士其的《送别1958年》和黄炎培的《迎1959年元旦》：

案头日历已经翻到最后的一页，

1958年，你就要和我们告别，

你虽然退居到历史的舞台后面；

你的光辉将永远闪耀在我们的眼前。

新中国一片光辉灿烂！

这是又一个欢天喜地的元旦。

……

是全世界的光明，

是全人类的初春。

1959，沧桑十载

1959年对于新中国的历史来说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年。

4月5日在联邦德国多特蒙德威斯特伐利亚体育馆里，有一个瘦高个的中国人正手握乒乓球拍全神贯注地与对手进行你来我往的较量。他最终赢得了这场决赛，获得了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冠军，他就是22岁的容国团。这是中国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第一个世界锦标赛上的冠军，也是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同日，国际乒联第25届代表大会通过决议：第26届锦标赛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有史以来首次争取到举行世界比赛权。就在容国团夺冠后不到一个月，天安门广场前的五一游行队伍中有了一个专门表演各种乒乓球击球姿势的方队。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荣光！《日内瓦日报》评论说：“中国运动员在世界上以优秀选手的姿态出现，这件事看来比容国团个人的胜利更加重要得多。”

而不久前的3月10日，远在西藏却发生了另一件影响深远的事。这一天是藏历2月1日，5年前参加第一届人大会的十四世达赖宣布西藏独立，并组织武装叛乱，3月22日叛乱平息。3月31日达赖越过“麦克马洪线”，逃往印度，从此走上了流亡的道路。

4月15日，毛泽东对于这次叛乱发表意见说：“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如果他（达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我们希望他回国……现在，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六十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六十年。”

这一年秋天，西藏进行民主改革，20万农户领到土地证，昔日的农奴们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他们在《牡丹花开放了》中唱道：

苦难深重的人们，

走向吉祥如意的世界。

我们的亲人关心我们的是领袖毛主席，

……

我们心里明白：

谁是我们的亲人，

谁是我们的仇敌！

……

现在牡丹花开放了，

毛主席引着我们从花丛中走出来。

全国人民欢快地在春节的鞭炮声中继续着“大跃进”的诗意梦想。

当时的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在1月去了河南，他在省委送给他的文件中看到了这样的句子：“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的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他回到北京后十分注意华北小学院里的小麦试验田。时任农业部长的廖鲁言参观过这块田：“这小麦长得这么好，至少也要打1000斤。”结果实收700斤。杨献珍由此想到：若要亩产7000斤，必须密植10倍，那麦子根本就没地方生长了。

对于几亿农民来说，人民公社并不总是一首美妙的“诗”。每家每户的鸡鸭猪羊、桌椅板凳、锅碗瓢盆全都“共产”了，有人埋怨“个人没有任何权利”了。“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的“前途无量”的“公共食堂”也好景不长，逐渐变得“吃不好，也吃不饱”了。

这时的民谣唱道：“食堂好处天天说，端起饭碗打哆嗦，正要张口把饭吃———哎呀，不好！碗中饿鬼要吃我。我吃他来他吃我，这回我怕不得活。”从上一年秋收后全国粮食、油、肉、菜等都供应不足，这导致一些农村开始出现饥荒。自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间，中央召开了六次会议扭转急于过渡的步伐。

7月至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了旨在纠正“左”倾错误的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2日至8月1日）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8月2日至16日）。毛泽东在7月1日写下《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然而由于7月14日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会议从批“左”一转成了反右。7月23日，毛泽东指责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8月16日，毛泽东断言：“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全会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一面降低了钢、煤、粮、棉四大指标，一面又要求立即掀起“新的生产大高潮”，超额完成计划。

而在此之前，彭德怀访问湖南平江时曾收到一位老红军送来的纸条：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7月23日晚，他写下：没想到把它（指给毛泽东的信）“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它将要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引起更加严重的比例失调，甚至引起党内外一段时间内的混乱，影响生产和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严重后果！”可惜的是，不幸言中。

随后“大跃进”、“共产风”再度泛滥，加之这一年南方数次洪水等自然灾害，年终粮食的实际产量只有3400亿斤，而计划的是10500亿斤。

9月25日，从东北的黑土地上传来喜讯，在松辽盆地陆相沉积中找到了油田，9月26日，黑龙江肇州县大同镇第一口探井（松基3井）出油。由于正值建国十周年大庆，油田被称为———大庆。初步估算油量l亿吨以上，1963年底探明地质储油量26.7亿吨。1963年12月2日，周恩来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可以基本自给了。”1965年国内消费全部自给，1973年中国开始向国外出口原油和成品油。大庆油田同时开创了中国的石油地质理论。

那时候北京街头的公共汽车都背着一个硕大的煤气包，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啊。”

就在接到大庆油田喜讯的前一天，天安门广场扩建完成，为建国十周年建设的“十大建筑”也相继竣工。9月25日，《人民日报》上专发社论盛赞这是“我国建筑史上的创举”。

冰心记述道：“走进人民大会堂，使你突然地敬虔肃穆了下来，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无边壮阔。”

10月1日，天安门前70万人高呼“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三面红旗”）夜幕降临，而天安门广场“像一座‘水晶世界。周围的建筑物，满镶灯炬，像星海一片……狂欢正酣，忽然密云带来了一阵秋雨，蓝色的柔和的探照灯光柱中落进了万点珍珠。欢腾的人群在阵雨洗尘过后更加兴奋活跃起来……随着连珠炮般的声响，节日的礼花凌空竞放，首都的夜空顿时被打扮得五彩缤纷，雨后的云层也被映成了灿烂的彩霞……午夜已过，欢乐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们仍然载歌载舞，首都到处灯火辉煌”。

作为新中国十年大庆的献礼，电影工作者共推出了18部献礼片，被称为中国电影史上“难忘的1959年”！7月，文化部在京召开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会议开了18天，于是有人提议：“18天会，一个指示精神，我们干脆一鼓作气，拿出18部高质量的献礼片来，也不辜负中央领导的期望。”巧合的是，到第二年春，文化部最终确定的献礼影片共计18部，包括《林则徐》、《万紫千红总是春》、《青春之歌》、《五朵金花》、《回民支队》、《战上海》等。这些影片大都使用进口的彩色胶片拍摄。它们基本代表了当时中国电影的最高成就。

而年中的一首由当时还是上海音乐学院学生的何占豪、陈钢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陶醉了中国人的心。当5月27日上海兰心大戏院里18岁的俞丽拿停止演奏后，陈钢后来回忆：“突然，掌声如雷，‘泪飞顿作倾盆雨，听众和我们同时流出了激动的热泪！”

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到机器轰鸣的工地、挥汗如雨的农田、旋律悠扬的乐曲，共和国已经历经十个春秋的沧桑岁月。

1960，“岁岁寻常今不同”

虽然“三面红旗”继续在这一年飘扬，虽然《人民日报》元旦即刊发了题为《展望六十年代》的社论，“由于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确定无疑的胜利，全中国的生活正在沸腾着”，然而1960年却并未为60年代开个好头。

在总结上一年时文章中说：“农业生产，在战胜了几十年未有的特大自然灾害之后，就全国说来，仍然得到了比1958年更大的丰收。农业总产值显著地超额完成了国家的计划，全国人民公社的组织日益健全，优越性日益显著，在农民中的威信日益增高。人民的收入增加了，市场的供应也相应的增加了……总之，全国城乡都洋溢着欣欣向荣的气象。而按照美国的宣传机器说来，1959年却是中国‘最暗淡的年份和‘最贫困的年份。如果所谓‘最暗淡和‘最贫困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就让一些靠‘美援维持统治的国家也来一些这样的‘暗淡和‘贫困吧！”

在“形势无限好，到处报喜讯，凯歌庆元旦，开门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1月22日新华社公布的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情况公报显示，不仅1959年经济计划指标完成，而且提前三年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

此时已下放到河南商城两年多的顾准在1959年的日记中记下：

11月4日，民工队来买菜的人说，村里的红薯已经吃光了，这应该是真的。刘引芝的父亲死了。肿病———劳动过度，营养不良。缝纫室张的哥嫂几乎同时死亡，也是肿病。1959年旱灾，1960年春夏，该会有多少人死亡呢？劳动队真是天堂。徐云周的孩子在这里吃了晚早两顿稀饭，欢喜得不得了。

11月13日，刨红薯4天，今日毕事。民工过路，欣羡不已，都到地头来捡残屑，挥之不去。

12月17日，现在问题已不在死人不死人，而在死些什么人。黄渤说，父亲死了，死了没啥。孩子，死了也没啥。哥哥死了，是糟糕事，诚哉斯言。农村中死掉一些孩子与老人，达到了Malthusianism（马尔萨斯主义）的目的。若死强劳动力过多，则是大大的纰漏了。

12月22日，除民间大批肿死掉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两起，十九日城内公审，据说二十日要公判。两起人相食，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

可是在年初的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夸大“反右倾”以后的大好形势，会议又过高地规定本年度钢产量为1840万吨，粮食产量为6000亿斤。会后各省响应号召，纷纷大办县、社工业，大兴水利，大办养猪场等。这使“共产风”比1958年更严重地泛滥起来。

当年的高考语文试题，一是作文题，两个题目任择其一：《我在劳动中受到了锻炼》或者《大跃进中的新事物》，注明“不要用诗歌的形式写”；第二题是一篇文言文翻译，不是很难，大意是不相信神灵鬼怪。“大跃进”理所当然地继续成为社会热点的首选。

1960年春，侯德云的“老叔”和“老婶”在恋爱。那时“大家都很饿，饿得走路都晃晃荡荡的”。一天，老叔在山脚下发现了一个田鼠洞。他“用铁锨挖开了那个田鼠洞，洞里有不少黄豆，他高兴极了，没有回家，从山坡上捡了些柴火，点了一把火，在铁锨上把黄豆炒了，装了满满两口袋”。当天晚上，月光下相恋的人却“谁也不说话，闷闷地坐在草地上，一粒接一粒地吃炒黄豆”。吃完黄豆才有力气说话，老叔说：“村里有很多人快饿死了，他们的腿都浮肿了，一摁一个坑。我的腿还没有浮肿，不信你摁摁。”他们在两年以后才结婚，因为“那时候饿得连结婚的力气都没有”。

2月，在河南林县，被周恩来介绍为新中国两大奇迹之一的林县红旗渠开始动工。由于在两年前的“大跃进”中林县实实在在，实事求是地上报了亩产125斤，因此被征购的就少一些，这样林县储备了3000多万斤粮。这些储备粮和将近300万块钱最终成了林县修红旗渠的底子。即使这样，民工们每人每天也只有6两粗粮。

快到年中时，不仅是农村，在城市也开始出现粮食危机了。5月2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里说：“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为此政府开始降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并寻求替代食品。7月底，北京市宣布，饮食业将实行凭票供应。

这种情况在中南海里也不例外。干部重新定量，先自己报，再由群众公议。毛泽东、朱德报每月粮食26斤，刘少奇18斤，周恩来24斤。而他们的子女一概被命令到大灶食堂去吃饭，当时李讷在北大读书，报了21斤，学校给定的是27斤。刘源因为不吃发霉的红薯干，父亲刘少奇说：“要知道，许多群众连这样的东西都吃不上呢。”

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上决定以后计划不搞两本账，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针对几年来造成的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农业生产大幅下降，工业企业管理混乱、效率低下，以及积累消费比例失调和通货膨胀严重等等问题，在9月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试图扭转当前的困难局面。

随着粮食的进一步告急，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决定成立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并正式提出“瓜菜代，低标准”的口号。小组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动员人们开发代食品。四川展览馆还办了“代食品展览”，介绍把大米反复煮蒸的“三开三蒸法”，还有各地的“烫面”、“双蒸”、“水磨”、“食油食用增量法”、“一炒、一泡、一蒸做饭法”。

不仅是粮食，其他物资也全面紧张。因为1959年到1960年度中国棉花大幅度减产，5月7日，全国棉布定量由每人24尺减到22尺，半个月后每人再减1尺。这一年，由于纸张供应量减少、质量下降，很多报纸、期刊被迫停刊。

与此同时，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25日，苏方又通知中国政府，一个月内将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同时终止派遣专家，并撕毁专家合同和补充书343个，废除科技合作项目257个，停止供应急需的重要设备。这无疑使国内经济雪上加霜。

而早在上一年的国庆时，赫鲁晓夫在中国政府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告诫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随后两国领导人会面时发生激烈争吵。这一年的4月22日，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发表《在列宁的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文章提出了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由此展开中苏论战。11月5日至12月8日，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3周年庆祝活动。期间参加了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会议上，苏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这一年还有些不“寻常”的事。6月，中国登山队队长史占春在全国文教群英会（1日至11日召开）上汇报了登山队登顶珠峰的过程。5月25日，登山运动员王富洲、贡布（藏族）和屈银华代表全人类首次实现从北坡登顶。贡布从背包里拿出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尊毛泽东半身塑像，用旗把像包起来，放置在峰顶。5天后，人群簇拥着登山队员回到拉萨。屈银华的10个脚趾因严重冻伤被切除。一个月后，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7万多人的盛大集会，庆祝征服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英雄凯旋归来。

6月，中国还迎来了一位老朋友。28日，《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作者埃德加•斯诺重返中国。4个多月的访问，他写成《在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书中写道：上海，这个曾经的巨大贫民窟，西方帝国主义敲骨吸髓的地方，全都见鬼去吧！

而至今仍堪称经典之作的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开创了中国特有的水墨动画。年初时陈毅对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提出建议：“你们能把齐白石的画动起来就更好了。”当时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厂长特伟回忆：国画是写意传神的，而动画片必须是连续的动作，怎样动起来？这只能靠我们自己来想像，这是最大的瓶颈，当时负责绘画的年轻人开始模仿迪斯尼，但这显然也是不行的。7月，《小蝌蚪找妈妈》制作完成。而于1988年出品的将水墨画与古琴交融于一的《山水情》更是达到了新的艺术高峰。

这一年的国庆节没有举行阅兵仪式，因为“1960年是建国以来遭受到最大自然灾害的一年”。

1961，英雄的人民

1960年12月初的一个冬夜，天空飘起了雪花，雪越下越大，看着窗外，陈毅忍不住提笔写下《青松》：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一年后的又一个雪夜，陈毅把它寄给了《诗刊》主编臧克家，并说：“送登诗刊，以博读者一粲。”在物质贫乏，而精神正处于暴风雨前的宁静的1961年里，文学的恬静能否给人们的内心带来一些安慰？

周立波在1962年10月给《1959～1961散文特写选》写的序言里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伟大的时代，不论斗争的过去，或是建设的今天，都充满了可歌可泣的事件和人物，经历了和看到了的人们往往情不自已，摘取一二，化为文章，以飨读者。”

这一年拍摄的巨型彩色纪录片《黄河巨变》记录了三门峡大坝建成后的雄伟身姿。冰心在看了《黄河巨变》之后，情不自已，禁不住又看了一遍，兴奋之余写下《黄河终于流到了人民的时代》：“这影片本身，就是一首选材精美、结构谨严的赞美祖国的英雄人民的长诗。我还能写些什么呢？”“这个比我们天然的、号称三万六千顷的太湖还大的人工湖，碧绿涟漪，水天一色，雄伟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拦河大坝，倒映在水里，显得异样地高大鲜明。黄河流到了人民的时代，千百年的梦想在逐步地实现！这两千三百多平方公里的水库里，所积聚的不是水，是受尽苦难，在党的领导下翻了身的亿万人民，从全国四面八方所汇聚来的力量与智慧。在搁笔半天之后，思潮起落之中，我只能写出上面的一些颂赞的话！”

此时的冰心自然无法了解大坝的另一面。从1960年开始蓄水的三门峡大坝应验了黄万里的话，“水库淤积严重”，渭河很快成为“悬河”，威胁到西安市。由此引起上游水灾频发，而下游的水量迅速减少，从1972年黄河开始断流，到1997年累积断流长达222天。而1973年正在清华大学三门峡基地打扫厕所接受批判的黄万里却充满自责地写道：

听罢毕家遭害苦，不禁簌簌泪交颐。

暴洪施虐知拦阻，恶碱侵农待溉漓。

凡此事先皆可见，一般律定莫相违。

平生积学曾何用，愧对苍生老益悲。

虽然这一年食物短缺更严重，以至于当时上中学的邓朴方和同学在报纸上看到科学家提出“少活动，晒太阳”可以抵抗饥饿，甚至有人换算出晒多少时间太阳相当于吃一个鸡蛋，他们就每天中午去操场上吃“太阳鸡蛋”。但这一年却是政治上相对宁静的一年，也因此周恩来在6月19日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说：“有一个人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两年把导弹搞出来了，对国家很有贡献；另外一个人，天天谈政治，搞了五年也没有把导弹搞出来。你投票赞成哪一个人？我投票赞成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只好请他去当政治教员，他不能在导弹部门工作，他只能在导弹部门‘捣蛋。”

而且从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讨论了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作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毛泽东在会上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他批评“一平二调”、“共产风”是“人祸”；要求大家勇于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并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

已有几年历史的公共食堂也因为粮食大幅减产而办不下去了，却也由此产生了一个特权阶层———炊事员。“走进大食堂，心里犯惆怅，一天三四两，怎能充饥肠!只有炊事员，脸上放红光。”1961年5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中规定：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社员一切收入都“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公共食堂宣布终结。

反映解放前解放区土改的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在这一年被搬上银幕。这是1946年作者的亲身经历，那年周立波前往松江省（今黑龙江省）珠河县（今尚志市）元宝屯（今元宝镇）担任土改工作队副队长，“元茂屯”就是他进行土改工作的元宝镇。

而在年初2月，首都公演了一出北京京剧团的《海瑞罢官》，这出因1965年姚文元写的评论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家喻户晓的剧目在当时并未受到戏迷的追捧，也未引起什么轰动。唯一被戏迷称道的是其中的几个演员，马连良饰海瑞，裘盛戎饰徐阶，李多奎饰海瑞母亲谢氏，周和桐饰戴凤翔，李毓芳饰海瑞妻。

它的作者是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当时廖沫沙写的《史与戏》称赞吴晗“破门而出”，从历史学的本行门户，跑到戏剧行当里了。在此之前，1959年，《人民日报》等报刊一连发表了包括吴晗的《海瑞骂皇帝》、《海瑞的故事》、《清官海瑞》、《论海瑞》等多篇宣扬海瑞的文章。而马连良在富连成社科班学戏时，都曾演过一出描写海瑞的戏———《大红袍》。1959年底的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马连良碰见吴晗，提出想请他写一出表现海瑞的新戏。但吴晗是历史学家并不会写京剧剧本，于是应马连良之请，吴晗先写了一个文学脚本，再由王雁（《海瑞罢官》的导演）改为京剧演出的舞台本。新戏初名《海瑞》，由于并未写海瑞一生的事迹，后改名《海瑞罢官》。吴晗作为一位历史学家，非常重视历史的真实，原先剧本写的是，海瑞在主持正义之前即被罢官，他只能带着老母和家人，灰溜溜地离开，而百姓的冤案也就不了了之了。但在戏剧中，前面矛盾尖锐，冲突激烈，结尾却不了了之，无法满足观众艺术欣赏上的需求，也很难让人接受。于是在剧本结尾处，增加了一个情节，即海瑞在交印之前，先把残害乡民性命的徐阶之子徐瑛斩了。

最后海瑞唱道：“太师把话错来讲，海瑞罢官姓名香。为人表里要一样，阴谋倾陷把人伤。我今归田心情爽，有一日再居官，我还要重整纪纲。”

这一年秋天（8月20日）还上演了一出由北方昆曲剧院演出的昆剧《李慧娘》。它改编自明代周朝俊的《红梅记》，其导演则是30年代上海地下党的领导者之一，和康生既是老乡又是亲戚，还曾一度是康生的上级领导的孟超。

孟超的意图“不过借此资质美丽之幽魂，以励人生而已”，对此康生表现得很热情，还提出不少修改意见。公演后康生曾祝贺孟超“演出成功”，还说这是“近期舞台上最好的一出戏”，并指令“北昆今后照此发展，不要再搞什么现代戏”。

8月31日，廖沫沙用笔名“繁星”发表《有鬼无害论》赞扬《李慧娘》；10月1日，昆剧《李慧娘》参加国庆十二周年天安门彩车；1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陶君起、李大珂的《一朵鲜艳的“红梅”》称赞《李慧娘》。

而就在“国庆节前北京郊外之夜”，冰心正感受着这个“宁静柔和的夜晚”，“我们在西郊动物园出租汽车站棚下的一条长凳上，坐着等车”，“忽然远处西边的树梢上，哗哗地喷出一阵华光，一朵朵红的、绿的，中间还不断爆发着灿白的火星。‘放花了！我们高兴地叫了起来”，“大家都没有说一句话。渐渐地焰火下去了，月亮已经升得很高，广场周围的深草里，又听到唧唧的虫声。国庆节前北京郊外之夜，就是这样地（的）柔和，这样地（的）宁静，而我的心中，却有着起伏的波涛一般的感动……”。

是的，这一年的确应该献给“不畏长征有困难”、在“苦难的中国”默默前行的所有中国人民！

于1952年8月1日动工修建，1958年4月22日落成、5月1日揭幕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在这一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身正面（北面）镌刻毛泽东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鎏金大字；背面是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选自《共和国记忆60年•编年纪事》/孟云剑 杨东晓 胡腾 著/中信出版社/200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