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内在逻辑

［内容摘要］ 改革开放开启了人们思想解放的历史进程，催生了法治、竞争等新观念，更新了对自由、平等、人权、以人为本等观念的认识。这些观念的重塑和确立，唤醒了人们的权利意识、法治意识、主体意识和竞争意识，激发了人们通过政治参与等方式对自身权利的维护，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关 键 词］ 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参与；以人为本；竞争。

［作者简介］ 仇永民，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2007级博士研究生，上海海洋大学党委组织部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改革开放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事关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关键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新旧思想观念的碰撞过程，是一个新思想观念战胜旧的思想观念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①。改革开放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解放的开端，开启了人们思想解放的进程，它不仅提供了打破陈规的实践路向，而且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精神价值。改革开放催生了法治、竞争等新观念，更新了对自由、平等、人权、以人为本等观念的认识，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一

自由、平等观念是在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过程中，由资产阶级思想家首先提出来的，反映了人们对自身基本权利的追求和向往，具有普适的政治价值。但长期以来，人们秉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制绝对对立的思维习惯和认识框架。在这样的思维范式中，西方资产阶级首先倡导的自由、平等观念，自然就遭到了具有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我国人民的误读和抛弃，长期以来被当作资产阶级的权利和价值观念，甚至成为政治批判的对象。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实施，不仅反映了要革新不合时宜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和做法的要求，而且体现了要革新旧思想、旧观念的呼唤。在改革开放的视阈中，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两制关系，逐步产生了崭新的认识，由绝对对立、水火不容到合作共处、学习利用。在此基础上，人们对自由、平等观念的原有极左认识也开始松动，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逐渐认识到它们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权和专利，而是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和共同追求，并不具有意识形态特征。

自由、平等是民主的重要原则，也是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是民主传统的发源地，最早打出了自由、平等的旗号，但西方的民主往往与金钱紧密结合，其本质是“金权政治”（金钱与权力紧密相关），并以财产状况、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社会威望、种族等规定选举人资格，从而使民主的实际享有者范围大为缩减。近年来，由于工人运动的发展，人们争取政治权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利的享有者范围在逐步扩大，但资本主义民主“金权政治”的本质并没未改变。与资本主义民主不同，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在政治上当家作主，不分财产、地位、文化程度、受教育水平的高低，所有公民都平等地享有宪法规定的政治权利。广泛、自由、平等参与政治的本质，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基础，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必要条件。要积极稳妥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还必须具备一个充分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自由、平等观念在广大人民中的广泛认同。改革开放后，自由、平等观念的唤醒，极大地鼓舞了我国人民参与政治的热情，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归根结底是由人民群众来创造，人民群众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主体，不仅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和环境，而且需要较高的政治素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加强公民的政治文化建设，提高公民的政治素质、能力和水平，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任务。所以，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意识、自由平等意识、公平正义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在自由、平等观念的支配下，我国人民积极参与政治，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我国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突飞猛进。农村的村民自治活动日益深入，城市的社区自治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正在得到不断恢复和发展。近年来，随着自由、平等观念和主体意识的迅速觉醒，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热情日益高涨，政治参与能力不断提升，政治参与方式不断更新，这就向我国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为进一步扩大人民民主，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基层民主不是国家政治制度层面的民主，大多数属于社会民主的范畴，更接近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平面，但基层民主是锻炼人民群众、提高其民主素质、增强其民主能力的最好手段。广大人民群众从自己身边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制度上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参与，有助于为以后即将到来的国家政治制度层面的大规模的民主建设奠定基础、提供人才，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更大发展。

二

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范畴，二者是本质、向度和精神价值截然不同的治理模式。人治是少数人或集团的统治，

法治是多数人意志的表达；人治体现的是主权在君，法治反映的是主权在民；人治与封建专制紧密联系，法治与民主密不可分。封建社会在中国存续了两千多年，人治传统主导着过去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虽然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甚至早在奴隶社会，就曾经出现过一些法治思想，但法治始终没有成为主流治理模式。因此，总体而言，可以说中国历来缺乏法治传统。十年文化大革命留给后人的深刻教训之一，就是法治的缺位。改革开放的实施，促进了人们思索和探究理性国家治理模式的进程。在这方面有两条进路：一是深刻反思我国封建社会人治传统的理论和实践，总结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二是积极向西方学习，放眼世界，借鉴西方世界的法治理论与实践，批判地吸收其法治精神、法治原则和法治理念。1997年，中共十五大将“依法治国”规定为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近年来，我国人民的法治观念日益增强，各门具体法律法规先后出台，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健全，治国模式开始脱离人治轨道，逐步向法治轨道靠拢，法治社会的雏形初露端倪。

“民主与法治一直是近代以来文明国家的共同追寻”②。二者具有不同的特质，民主需要激情，法治崇尚理性。在诸多与民主相关的范畴中，法治与民主的关系最为密切。“法治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为民主创造一个可操作的、稳定的运行和发展空间，把民主容易偏向激情的特性引导到理性的轨道；民主为法治注入新的内容和活力，使法治为保护人权、自由，促进人的幸福生活服务”③。从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中可以看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要有法治作为保障，否则，民主就有可能陷入无序状态。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带来了社会的动荡和严重破坏，反证了法治对于民主的重要性。“中国原没有法治的传统，而法治是实行民主的首要条件”④。改革开放后，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法治观念的逐步确立，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稳步发展，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重新恢复、不断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在发展民主、健全法制、推进国家政权建设中日益发挥重大作用，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政治渠道和人民当家作主的主要政治活动平台。在十七大上，我们党又根据实践的发展和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要求。

三

人类解放和社会进步，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目标。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写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⑤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根据人的发展状况，将整个人类历史划分为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三种由低到高、依次递进的社会形态。可见，在马克思那里，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因此，人应该被放在本体的地位来看待，人的尊严和价值应该得到尊重和关注。但是，在我国，“1949年后，‘以人为本一直被当作是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主要观点而遭到严厉的批判，人们在放弃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同时，也放弃了‘以人为本的观念”⑥。同样，人权观念在中国也遭到了相似的命运。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一段时间里，人的尊严、权利和价值受到了忽视，人的正常需求遭到压制，人没有被放到应有的本体和目的地位上，一定程度上成了手段。与此相适应，社会的主流话语是教育人、改造人、统治人。改革开放以后，人的尊严、权利和价值被重新审视和评估，长期受到压抑的思想界首先发出了“以人为本”的呐喊，并逐渐成为社会的最强音。进入新世纪，党的主要领导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遂成为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党制定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党执政的基本目标明确纳入党的行动纲领之中，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尊重和保障人权”。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首次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写入国家的根本大法。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促进人权事业的全面发展”，首次将人权事业的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国家发展规划。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并将“尊重和保障人权”首次写入党章，正式成为党执政兴国的一个重要理念和价值目标。

对于民主，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不同的政治学家对民主有不同的解释。虽然如此，“主权在民、多数决定”仍然被公认为民主的重要原则。因此，可以通俗地讲，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首先，主权在民，是任何社会民主的第一要义，国家权利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权利的主人，这是前提和基础。其次，多数决定，就是经过充分自由平等地发表看法、进行讨论之后，要按照多数人的意见来进行决定。这是民主的本质、灵魂和核心。实行民主，不可能按所有人的意志进行决定，只能根据人民中大多数人的意愿进行决定。当然，按照多数人的意愿进行决定同时要注意保护少数，因为目前的少数有可能是以后的多数，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民主并不能保证最好，它只能防止最坏、防止专断、防止独裁。民主的这两个原则都内在地要求，人民首先要有基本的人权（生存权、发展权等）、能切实从维护人的尊严、权利和价值的视角去思考问题、制定方针政策。因此，民主的要求与“以人为本”“人权”等观念相符合，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年来，“以人为本”“人权”等观念的确立和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人们在参与选举等活动中努力实现自身的政治价值，在参与民主决策中积极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和权益，我国的参与民主从无到有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四

同自由、平等、人权、以人为本等观念一样，竞争长期以来被视作资本主义的生存方式，与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格格不入。实际上，竞争是人类社会和生物界的普遍规律，并无意识形态痕迹和制度属性。竞争的实质是两个或多个主体之间的生存或择优博弈，其功能在于调动主体的内在潜能，激发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于个人来说，通过竞争，可以展现自身的能力和优势，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实现社会价值；对社会或组织来说，通过竞争，可以发现人才，激发社会的活力，实现对社会事业的创造性推进。对竞争的否定性认同，直接导致了人们的平均主义思想和行为，压抑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发展和进步。改革开放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竞争成了我国经济领域中的核心理念，竞争的观念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整个经济的活跃与进步。经济决定政治，经济领域竞争观念的确立和发展必将促发政治领域竞争观念的引进和认同。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中，虽然出现了金钱政治，但总体来说，竞争观念得到了比较好地贯彻。在议员选举、总统选举中，候选人都要发表演说，尽情展现自己的能力和才华，以期得到选民的认可。而我国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官员等的选举中则缺乏竞争性措施和手段，许多选民对候选人缺乏必要的了解，候选人也缺乏展示自己能力和才华的机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更是显现出“神秘化”的特征。这就直接导致了选民填写选票的主观随意性，很多时候，选举出来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并不能代表选民的意志，或者缺乏参政议政的能力或素质；很多时候，选举出来的政府官员，并不能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有的官员甚至并不具备从事相关领导岗位的基本条件。因此，竞争缺席的民主，往往是质量不高的民主。改革开放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后，人们在经济领域竞争观念的萌生和发展，必然影响到民主政治领域。人们逐渐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适当引入竞争观念，建立政治竞争机制的重要性，并最终上升为党的组织人事制度改革导向。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人事制度改革的八字方针：“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竞争”是八字方针中的重要内容，它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大进步。2008年6月5日，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沈红光在《组织人事报》撰文指出，要“加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竞争力度”，并提出了“要积极推进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工作”“要进一步改进差额选拔方式”“要探索竞争性的干部选举制度”的要求。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干部选举和选拔任用中引入竞争机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一是维护竞争的有序性，竞争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必须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二是必须在遵循组织原则的前提下进行，不能开展无原则的竞争；三是确立正确的竞争导向，竞争应尽力避免靠金钱贿赂等手段恶意拉选票的现象。在民主中引进竞争机制，是我国民主政治改革的重大突破；实行竞争性民主，是今后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向。

注释：

①⑥俞可平：“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载《北京日报》2007年9月17日。

②秦前红、刘高林：“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③刘军宁：《从法治国到法治—政治中国》第259页，［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④林毓生：《热烈与冷静》第298页，［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