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影响下的唐

王　立

［内容摘要］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富裕和先进的国家”，唐王朝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同很多国家建立了交往关系。在同各国的文化交流中，“胡风”对唐代的审美影响最为显著。鉴于这方面几无专门论述，撰此文以抛砖引玉。

［关 键 词］ 胡风；唐代；审美文化。

［作者简介］ 王 立，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文艺学硕士，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

美国学者费正清说：“中国在７世纪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的。汉朝时中国与地中海并驾齐驱，而从唐朝开始的一千年中，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富裕和先进的国家。”①唐王对外广开国门，据《唐六典》记载，同唐有过来往的国家有三百多个，建立外交关系的有七十多个。与此同时，唐政府还在长安容留了大批西域各国王公贵族并造成大量外国人移居大唐。他们接受唐文化的同时也把本国家、本民族的文化融入了唐文化，从而使唐代社会的审美风貌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异域风情。

在同各方的交流中，“胡风”对唐代的审美风貌的影响尤其显著。李泽厚曾说：在唐代，“中外贸易发达，‘丝绸之路引进来的不只是‘胡商会集，而且也带来了异国的礼俗、服装、音乐、美术以及各种宗教。‘胡酒‘胡姬‘胡帽‘胡乐是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这是空前的古今中外的大交流大融合”②。

在唐前，胡人主要用来称呼中国西部和西北边疆的以及内迁的少数民族。在唐代，在更多时候用来称呼来自西域边疆和中亚、北亚国家的人以及波斯人、天竺人、大秦人等国的人③。“胡风”是胡文化的体现，它是多个国家、地区、民族文化的混合体，是相区别于唐代中土文化风气的一种西方外来文化风气。本文将从日常生活审美、艺术审美和审美观念三方面来具体阐述胡风对唐代审美文化的影响。

一、“胡风”对唐代日常生活审美的影响

在唐代，胡人不仅聚集在如长安、洛阳、广州这些经贸文化繁荣的大都市，他们也广泛活动于荆州、登州、凉州等中小城市，甚至很多县城也留下了胡人的足迹。仅长安一地胡人就占到了当地人口的２％④。胡人的活动影响到了唐代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服饰方面。胡服对汉服的影响在隋朝时已很明显了：“隋代……贵贱通用折上巾以代冠，用靴以代履。折上巾，戎冠也；靴，胡履也。”⑤但胡服的流行主要始于唐代。服饰流行的变化在女性衣着方面体现尤其明显。元稹在《法度曲》中对此有生动描述：“女为胡妇学胡装，伎进胡音务胡乐。”

年代不同，胡服的流行样式也不同。如在武德、贞观年间流行波斯样式的妇女大衫；高宗永徽后流行仿吐火罗的长裙帽；天宝初年，以穿着龟兹的半臂、窄袖和波斯的披巾最为时髦；安史之乱后回鹘人增多，“回鹘衣装回鹘马”成为风尚（《新唐书·五行志》）。唐代女装受“胡风”的影响体现出流行面广、变化快和对传统服饰的叛逆的特点。如盛唐流行的袒胸露乳装，女着男装的叛逆性体现就很明显。一首名为《逢邻女》的诗歌写到：“日照邻女笑相逢，慢束罗裙半露胸。”这在白居易的诗歌中也有多描述如“脸如芙蓉胸似玉”，方千则有“粉胸半掩疑晴雪”咏唱露乳装的诗句。在封建社会中，“男女不通衣服”是古训，女着男装被认为是不守妇道，武宗是已有“楼下公孙者擅场，空教女子爱军装”。但在天宝年间女着男装已不鲜见，“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内外一贯矣”（《新唐书·五行志》）。

其次，在饮食上的体现。《旧唐书·舆服志》中说：“贵人御馔，仅食胡食。”胡食在百姓中也很流行。日人园仁在长安留学时曾说：“时行胡饼，俗家皆然。”胡家酒肆是正宗胡食的主要供应场所，也是集吃、喝、住宿、娱乐甚至色情活动于一体的综合场所。这里不仅设施精良、环境优美，而且胡家酒肆胡均以“貌如花”的女子当垆。在这里客人可以喝到地道的胡酒、吃到精美的胡食，而且可以欣赏到来自异域女子的歌舞：“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上客无劳散，听歌乐世娘。”（贺朝《赠酒店胡姬》）由于唐代多实行宵禁制度，胡家酒肆便成为唐人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年少郑郎那解愁，春来闲卧酒家楼。胡姬若拟邀他宿，挂却金鞭系紫骝。”（施肩吾《戏郑申府》）

“胡风”对唐人娱乐方式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唐代男子在闲暇时光非常喜欢体育活动，马球便趁势传入大唐。据文献记载马球在唐太宗时已传入中土，在中宗时马球运动已是“上好击球，由是风俗相尚”。唐玄宗年轻时的球技更是“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封氏闻见记》卷六），并下诏在军队中推广马球。于是，在宫中、民间、军队学马球、谈马球、打马球便成为风尚。

胡人的娱乐方式也影响到了妇女的日常生活。据《颜氏家训·治家篇第五》记载，在隋唐前的妇女“略无交游”，地位低下。在隋唐时代，受胡文化重视妇女的影响，妇女地位得以提高。打马球也成为妇女重要的娱乐方式，花蕊夫人在《宫词》中便描写过妇女学打马球的场景:“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妇女们不但可以打马球，而且也可以像胡人女子那样骑马、射箭，胡风影响之所及很难为后世所想象。

在自武后末年，泼寒胡戏也传入长安。尤其是大城市，胡戏几乎主宰了宫廷与民间的娱乐市场⑥。与此同时，来自异域的杂技、魔术成了民间的重要娱乐项目，《旧唐书·音乐志》载:“大抵散乐杂戏多幻术，幻术皆出西域，天竺尤甚。”

二、“胡风”对唐代艺术审美的影响

艺术是审美文化研究关注的焦点，也是一个时代审美风貌的典型体现。在唐代，各门各种艺术门类诸如音乐、舞蹈、文学、绘画、雕刻、石窟、陶瓷工艺、金银器加工、玉石加工等受“胡风”的影响都很明显。限于篇幅，在此主要分析受胡风影响最大的乐舞和文学。

胡乐对中土音乐形成全面冲击并不始于唐代，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灵帝好……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在北魏之后，由于上层士族的推崇和在民间的流行，胡乐得到了广泛认可⑦。《通典》卷一四六记载：“管弦杂曲数百部，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

《隋书·音乐志下》中有“七部乐”“九部乐”的记载，乐曲以胡乐为主。唐初，基本秉承了隋的“九部乐”，至贞观十六年，又增高昌乐，便形成了“十部乐”的局面。在“十部乐”中，其中有七部来自西域的胡乐。胡乐在民间也很流行。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陈旸《乐书》说：“每岁蒲桃熟时……弹胡琴，打偏鼓。”

乐舞一体，唐代亦然。无论“十部乐”还是“坐部伎”“立部伎”都是载歌载舞。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立部伎”有八部，“自《破阵乐》以下（六部）皆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震百里，动荡山谷”。“坐部伎”六部，“自《长寿乐》以下（四部）皆用《龟兹乐》，舞人皆着靴”。在表演形式上分为“软舞”和“健舞”，二者都有大量胡舞的内容。在初盛时期，“健舞”很受欢迎，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胡旋舞”。无论宫廷还是民间“唱突厥歌，作胡旋舞”（《旧唐书》卷一八七）成为一时风尚。对此，舞蹈学家王克芬曾充满深情的说：“在技艺精湛、丰富多彩的唐代舞蹈中，西域乐舞……赢得了观众的深深喜爱，以至于风靡一时，连皇帝也无法阻止它的传播流行。上至贵妃重臣，下至女伎百姓，人人喜欢看胡舞。”⑧

“胡风”对唐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诗文中对胡人形象的塑造，对胡姬能歌善舞的倾慕和对其风俗文化的描绘上。唐诗文中对于胡人的相貌有许多描绘：李白在《猛虎行》中的胡女是“胡雏绿眼吹玉笛”，李贺是“卷发胡儿眼睛绿”（《龙夜吟》），李端是“黄须康生酒泉客”（《赠康洽》）“肌肤如玉鼻如锥”（《胡腾歌》），岑参则把胡人描写成“紫髯绿眼”（《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唐人诗文中描绘的胡人多是来自西方的白色人种。由于其肤色、长相和黄色人种有很大差异，唐人很热衷描绘胡人相貌。张说在《苏摩遮》写胡人是“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宝眼紫髯须”，戎昱在《苦哉行》中写西域各国的士兵是“长鼻黄发拳”。有些文人的笔触则十分夸张，“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于华岳山”（路岩梦《桂州筵上赠胡子女》）。

在唐人诗文中，关于胡姬和胡商的描写是最引人注目的。从刘言史的《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刘禹锡的《柘枝舞》，元稹的《胡旋女》以及白居易的《看常州柘枝赠贾使君》《柘枝词》《胡旋女》等来看，胡乐舞的表演者多为年轻貌美的白种少女。胡姬在日常生活中活泼好动、善解人意，在歌舞表演中“扬眉动眼蹋花毡……双靴柔弱满灯前”（李端《胡腾歌》）。其体态灵活，表情妩媚动人，因此往往赢得汉族男子的好感甚至企慕。与之相反，唐小说中塑造的一些胡商形象则有贬损色彩。据玄奘《大唐西域记》序论中对“胡俗”的描写是：“风俗浇讹，多行诡诈，大抵贪求，父子记利。”《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记载了胡人对后代经商才能的培养过程：“生儿以石蜜啖之。置胶于掌，欲长而甘言，持宝若黏云……丈夫年二十，去傍国，利所在无所不至。”从上述夸张性的描写中可看出写作者对胡人唯利是求的不屑。唐小说有多篇描写胡商不讲信用、重利轻义、惟利是图、狡诈贪婪的行为。《太平广记》卷四七六载：太学生陆顺与胡商有交往，其同窗想到的首先是“彼胡率爱利不顾其身，争盐米之微，尚致相贼杀者，宁肯弃金增为朋友寿乎?”《萧审》写胡人忘恩负义，《阆州莫徭》一帮胡商为得到象牙而群殴，《胡氏子》中的胡商更是巧取豪夺，由于贪欲而致使一家败亡⑨。

三、“胡风”对唐代审美观念的影响

首先，在“胡风”影响下形成了唐代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审美观念。英国学者威尔斯在《世界史纲》中比较欧洲中世纪与初、盛唐的差异时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⑩这种“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唐人性格与“胡风”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唐王室有很重的胡人血统，“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11}。有人据此推论唐时的汉人是以汉族为父系，鲜卑为母系的“新汉族”{12}。这种“新汉族”不仅在血统上受到胡人的影响，而且在文化上也受到“胡风”的极大影响。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如，不必猜忌异类。若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七）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胡人的服饰、饮食、器具、乐舞、美术才为唐人以雍容的心态所接受并蔚然成风：“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新唐书·五行志》）“南山截竹为觱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李颀《听安万善吹觱篥歌》）“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人酒肆中。”（李白《少年行》）

“胡风”虽对唐人影响很大，但在一派“胡气”中，唐人却没有迷失自己的方向，“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被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丝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同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决不介怀”{13}。

对雄强、英武气概的推崇是“胡风“影响唐审美观念的又一体现。如前所述，唐朝的“新汉族”是胡汉交融的结果。那些来自边疆的少数民族本就有尚武的传统，这不能不影响到唐代的审美观念。这种观念体现在书法美学上是对阳刚之美的赞誉，“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孙过庭《书谱》）；体现在绘画美学上是对雄壮气势的服膺，“其骇人也，若流电惊空，惊飙戾天”（符载《观张员外画松石序》）；体现在舞蹈上则是对公孙大娘剑器舞的推崇；体现在文学上是对任侠尚武、建功立业的渴望，“平生一顾重，意气溢三军”“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骆宾王《从军行》），“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杜甫《后出塞》）这或许就是陈寅恪所说的：“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14}在“胡风”的冲击下，汉民族在礼教长期浸淫下所形成的“文质彬彬”“温文尔雅”“温柔敦厚”的审美观念正在悄悄地发生转变。“漠北淳朴之人，南入中地，变风易俗，化洽四海。”（《魏书·崔浩传》）。这种转变在唐人对健舞的推崇中也能得到印证。健舞舞蹈动作幅度大、雄健有力、速度快、充满阳刚之气的西域舞蹈。“来如雷霆收震怒”“矫如群帝骖龙翔”（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正是对健舞的绝佳写照。健舞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三大乐舞”的胡旋舞、胡腾舞与柘枝舞都来自西域{15}。

“胡风”是来自异域的一股清新风气，它对对初、盛唐固有审美文化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也许在当下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凸显的时代我们给它再多的赞誉之词也不过分。但我们必须看到事物的另一面。胡文化中的审美因素往往是为迎合社会上层的奢靡需要而被引进的。唐太宗虽焚马球以自戒，玄宗在即位之初也曾下决心要杜绝“胡风”影响下的社会奢靡风气。但这种社会风气往往不是通过君主个人的行为所能左右的，这种奢侈之风在唐玄宗亲自导演的动辄几百人、上千人的乐舞和几百匹随乐翩翩起舞的祝寿舞马中达到了顶点。歌舞升平之梦被大地震般的“渔阳鼙鼓”所击破。虽然，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匪首毕竟是作为粟特胡人的安禄山、史思明。胡人，“每破一城，城中衣服、财贿、妇人皆为所掠……羸病老幼皆以刀朔木杀之”（《资治通鉴》卷二）。而这场人间奇祸正是唐玄宗“诸道节度尽用胡人”（《资治通鉴》卷二一六）所直接引起的。唐肃宗为收复洛阳和西安而借回纥兵马，洛阳收复后，“回纥遂入府库收财帛，于市井村坊剽掠三日而止，财物不可胜计”（《旧唐书·卷一零八》）。叛乱被平后，立了功的回纥人“掠人子女，白昼杀人……入狱劫囚，而莫敢谁何”。那些在长安的九姓胡人也“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囊，与回纥为公私之患”（《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四）。这些都加剧了汉、胡民族的矛盾，使中唐对胡文化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转变，即由初、盛唐的惊奇、赞美、羡慕逐渐转变为厌弃。因此，在安史之乱后，唐朝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对胡人的攻击和对胡风的排斥{16}。“胡风”影响逐步减弱，胡文化逐步被汉文化所同化。

注释：

①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第１２１页，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②李泽厚：《美学三书》第１２８页，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③谢 弗：《唐代的外来文明》第８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④李云泉：《中西文化关系史》第８４－８７页，泰山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⑤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第１４８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

⑥向 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71页，三联书店1996年版。

⑦岸边成雄：“论西域艺术家及其对古代文化史的贡献”，载《交响》１９８７年第２期。

⑧王克芬：“古西域与中原乐舞的交流及互相影响”，载《影响世界的中国舞蹈》第２１５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⑨李时人、何满子：《全唐五代小说》第４１８页，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⑩赫·乔·威尔斯：《世界史纲》第１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11}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１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2}王松龄：《中国民族史》第３２２页，文化学社１９３４年版。

{13}鲁迅：《坟·看镜有感》，载《鲁迅论文学与艺术》（上册）第１４４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14}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日本杂事诗广注》第３４４页，岳麓书社１９８５年版。

{15}王克芬：《中国古代舞蹈史话》第１８页，人民音乐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16}纪宗安、汤开建主编：《暨南史学》（第2辑）第１０２－１０３页，暨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