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猿》的存在主义解读

夏　雪

［内容摘要］ 本文以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自由观为基础，对奥尼尔早期剧作《毛猿》中主人公扬克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分析，通过解释个人面对自由所采取的态度，挖掘了造成扬克痛苦不安的深层原因并揭示出扬克的悲剧根源。

［关 键 词］ 扬克；自由；焦虑；痛苦。

［作者简介］ 夏雪，西南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英美文学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戏剧研究。

《毛猿》是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早期作品中寓意最为丰富、深刻的巨作之一。该剧描写了一个名叫扬克的邮船司炉工的悲剧人生。自上映以来，《毛猿》便赢得了人们的一致好评。然而，有些人却不太理解为什么米尔德丽德简单的一句辱骂会使扬克突然失去了往日的自豪与自信并且狂躁地想要在美国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就此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更多的是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普通劳动者的异化所造成的悲剧的角度进行分析的。而奥尼尔解释说：“其实，扬克就是你自己，也是我自己。他是每一个人。但看来，似乎很少有人领会到这一点……他努力想寻找归宿，寻找一根线索，使他能够成为整个生活编织物的一部分—我们大家努力在做的也就是这一点。”①“这是个古老的题材，过去一直是，将来也会永远是戏剧表现的内容，即人以及人与自己命运的斗争。这场斗争过去是与神，现在而是他自身，与他自己的过去以及寻找归属的努力之间进行的。”②由此可见，《毛猿》的主题意义绝非仅仅停留在社会政治层面，虽然剧中不少地方展现了对资本主义的谴责、对机械社会和物质主义的抨击。实际上，扬克在寻找归宿的路上遇到的挫折与困惑反映了现代人普遍的生存危机，也是奥尼尔作为一位敏感的、有责任心的艺术家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深刻思索，所以《毛猿》整部剧蕴含的哲学意味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20世纪的西方人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一方面，随着尼采的一声呐喊“上帝死了”，宇宙中失去了高于人类的绝对价值。人独立于世，感到处处无所适从，于是他们渐渐陷入迷惘、绝望的情况。另一方面，科学的飞速发展忽视了人对情感的渴望与需求，于是人与生活产生了疏离和对抗。而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更加剧了这种危机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把人的个体存在放在第一位，提倡个人自由的萨特的存在主义受到了人们的极大欢迎。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成为了全欧最流行的哲学思潮。

萨特存在主义的思想核心是：上帝并不存在，人的存在就是自由。因此，人就是在存在的过程中不断造就自己的，即“存在先于本质”。然而，自由并不意味着达到目的或者是否成功，而只意味着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选择是荒谬的自由，因为并非人选择了自由，而是自由选择了人。于是，在自由选择的可能面前，每个人都会产生“焦虑”的情绪，因为人是生来被判定为自由的，人不得不自由选择，但是人却自由得无所依傍，只有依靠自己的选择决定自己，而且只能自己承担选择带来的后果和责任。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为了逃避“焦虑”的情绪，选择了“不选择”的选择，即，满足于一种固定的生存状态，萨特将这种人生态度称之为“自欺”。“自欺”逃避了人的自由，所以人的存在就如同物的存在，是毫无价值和意义的。萨特认为:“对一个存在者来讲，最重要的并不是与物的闪烁一样的美的游戏……而是真正的生命，我的自由的不断的自由化，是对物的惰性、对自身和僵死思想的挣脱。”③

虽然奥尼尔在创作《毛猿》时，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尚未成熟，但是奥尼尔对于“人的悲剧”的关注使他在人的存在的问题上的洞察力丝毫不逊于萨特，而且《毛猿》中体现的哲学含义更是与萨特日后的思想遥相呼应。在第一场里，奥尼尔借扬克之口点明了“自欺”的第一种类型，就是完全“使自己成为一个物，也就没有必要选择自己的行动”④。扬克终日在地狱般的炉膛口干着沉重的劳动，但是他却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感到心满意足。他激昂地说道:“我是原动力……我是结尾！我是开头！……我就是使煤燃烧的东西；我就是喂机器的蒸汽和石油；我就是使你听得见的噪音里的那种东西；我就是烟、特别快车和轮船和工厂的汽笛；我就是使金子能铸成钱的那种东西！我就是钢铁使它成钢的东西！钢，代表一切！而我就是钢—钢—钢！我就是钢里面的肌肉，钢背后的力量！”⑤扬克将自己与物等同起来，实际上就是主动放弃了选择的自由。于是，他就如同“关在铁笼子里、不见天日的动物园里那些该死的人猿”，只能由别人来决定他的存在。与扬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的同伴派迪。派迪认识到扬克认同的这种存在是可悲的，是没有意义的。他怀念以前的帆船时代，抱怨道：“只有在那些日子里，人们在船上才算数，不是这会儿……在这个地狱一般的炉膛口里，我们的脊梁断了，我们的心碎了—喂这个该死的炉子—随着煤一道，把我们的性命也喂进去了。”⑥派迪意识到了自己和其他司炉工们的存在已经失去了人性，成为了机器的同类。然而，他却没有试图去改变现状，因为与这种物化的存在相比，具有人性的存在要烦恼得多，比如人由于自由得无所依傍，在面对许多不确定的选择时，就会不安恐惧，忧虑烦恼。因此，虽然派迪口头上将这种人性的缺失的存在归咎于轮船时代的大工业机器，他的意识却不得不承认自己对自由的放弃，所以他只能通过酒精来麻醉自己，“最后达到了完全无所谓的，甚至觉得有趣的沉醉状态”。

“自欺”的另一种类型是“使自己仅仅成为在他人眼中的物，让自己完全充当一个为他人的存在”⑦。在第五场里，从教堂里出来的人群就代表着这一种生存状态：“他们慢慢地、装模作样地游逛着，僵硬地仰着头，既不右顾，又不左盼，用一种单调假笑的声音说话。女人们都擦了口红，涂了白粉，染了发，身上穿得臃肿不堪。男人们穿着礼服大衣，带着礼帽、鞋套、拿着手杖等等。”⑧由于长期生活在上层社会，这群人无论是行为举止还是穿着打扮都是严格按照上层社会的标准进行的。他们充当着别人要求他们充当的角色，按照别人要求的样子安排自己的生活。所以，不管扬克怎样辱骂他们，他们好像没有听见似的。当扬克恶意冲撞他们时，他们却用“机械的、造作的”语气请求他原谅。而当他们驻足在皮货店的窗前时，他们却一致地表现出了对毛皮的着迷。在奥尼尔看来，他们就像“衣服华丽的活动木偶”“超然机械”地存在着。这种存在不但缺乏生机，而且带有一种“惨痛的自我毁灭”。

若是没有米尔德丽德的打扰，扬克很可能在炉膛口昏昏度日地终其一生。但就在扬克与米尔德丽德的目光相撞的一刹那，扬克的人生从此便发生了变化。在米尔德丽德惊愕的目光中，扬克俨然成为了物，而且是令人恐怖的物。扬克明显感觉到了这点，于是他“眼睛变得惊慌失措”，觉得“莫名其妙地受到侮辱”。这个场景使人不由得想起了萨特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注视”。萨特认为，“我”与他人的关系是通过“注视”发生的：“当一个他人的目光落到我的身上，注视我的时候，我本身就发生了变化……我被固定了……我接受了他人赋予我的存在，我被物化了……这样，在别人的注视下，我就感到痛苦、混乱与不安。因为在实际上，我又不愿意，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自在（物的存在）。”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要从他人的目光中解脱出来，一般有两种途径:或者心甘情愿做别人的物，或者使他人做自己的物，去操纵他人。然而，这两种途径都没有在扬克的选择范围中。从第四场起，扬克被反复描写成摆出似“罗丹的《沉思者》”的姿势。自发现自己在别人眼中竟与《毛猿》相提并论以来，扬克一直在思考，企图探究其中的原因。而根据萨特的存在主义，一个人思考得越多，就会越加清楚地意识到自由。于是，扬克对米尔德丽德产生了仇恨，因为仇恨是“对他人不宽容我的自由的一种反抗”⑩。也就是说，因为米尔德丽德在行使她的自由时，把扬克当作了非自由的物来看待，所以扬克心生恨意，打算对她报复。可是，扬克的报复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扬克在思考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的自由向他揭示出米尔德丽德目光中的他的存在却是他一直引以为豪的那个存在的真实反映——原来他一直如同动物园里的《毛猿》一般存在着，终日被囚禁在钢铁铸造的笼子里，失去了思想和行动的自由，从而失去了作为人的存在的意义。扬克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于是他试图对米尔德丽德采取报复行动，以证明他的存在是有意义的，他就是转动世界的人。

然而，扬克的报复却屡屡受挫。他逐渐明白，使他内心感到痛苦不安的根源既不是米尔德丽德或是她所代表的阶级，也不是禁锢他的钢铁。当他被世界产联扔出门外后，他再次做出近似罗丹的沉思者的姿势。这一次思考让他清楚地看到，人的自由才是他痛苦的罪魁祸首。他自言自语道：“一天三顿好饭，前院里种几棵菜花——平等权利——一个老婆几个孩子——一张倒霉的选票……那能解决什么问题？那玩意是在你心里，它并不是你的肚子问题。吃饭——吃油炸面圈和喝咖啡——那跟它不相干。它藏得深着呐——在根底上呐。你抓不住它，你也无法叫它停下。它活动着，一切都跟着它活动。它一停下，全世界也跟它停下。”{11}不难看出，扬克这里所说的“它”正是人的自由：人的自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与人的生计问题无关，而只对人自身的存在意义提出要求，即自由迫使人不断的自我造就，而不是单纯的像物一样存在。面对这样的自由，扬克丝毫不觉得高兴，因为自由让他感到无所依从，生活也变得漫无目的。这种孤独感和不确定感深压在扬克内心，使他想要逃脱，可是逃脱的尝试只能是徒劳，因为他“出生在世上…… 那就是罪名”。扬克意识到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命运，人无法选择，更无从摆脱，因此他“不能向前走了，他只好试图退化”。

扬克来到动物园关大猩猩的铁笼前，企图与它称兄道弟，尽管在此之前当米尔德丽德将他与《毛猿》等同时，他感觉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有趣的是，前几场反复出现的罗丹的沉思者的姿势在这一场中却被转移到了大猩猩身上。在明知道大猩猩不会思考的情况下，奥尼尔做出这样的舞台说明，其用意很明显：人因为会思考，所以才痛苦。人思考的过程就是自由不断对自身存在提出要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自由“只是一种令人发痒的疥疮，只是一种放逐”{12}，因此人“失去了与自然界原有的和谐”，虽然“人在动物时期与自然一向和谐相处”{15}。旧有的和谐被破坏，而新的和谐又成为不可能，这样扬克就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痛苦地悬在空中，只有死亡才是最好的解脱。

1929年奥尼尔在给内森的一封信中提出了他对所处时代的看法：“今天的剧作家必须对他所认为的时代弊端刨根寻源，即旧的上帝已经死去，而科学与物质主义又不能成为新的上帝来满足人们保留下来的原始的宗教本能，使他们找到生活的意义……”{16}这种原始的宗教本能就是人寻求归宿的本能。然而，随着上帝之死，获得自由的人类却被置于一种价值真空中，一切价值都要靠人自己建立。这样，人类就遭遇着与古希腊英雄俄瑞斯特斯（萨特戏剧《苍蝇》中的主人公）一样的处境：“昨天，你还是蒙在我眼上的一层轻纱，还是堵在我耳朵里的一个蜡做的塞子；就是在昨天，我还有一个借口：你是我生存的理由，因为你把我投入人世是要为你的目的服务……但是自由突兀地在我体内溶化开来，使我惶恐不安，大自然退居于后了……只感到自己像一个失去影子的人似的孑然一身……天空中什么也没有了，既没有‘善，也没有‘恶。”{17}失去了上帝的庇护，人只能把寻求归宿的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可是作为“人类象征”的扬克显然没有准备好去迎接这样艰巨的任务，因此扬克的悲剧变成了人与自我的斗争的悲剧。这种悲剧性伴随人的存在而来，所以即使当我们以今天的角度来审视《毛猿》时，我们仍然为其中所表现的“力量、热忱和深挚的感情”{18}所震撼。

注释：

①②{15}{16}郭继德选编：《奥尼尔文集》（第6卷）第323、249、249、2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版。

③④⑦⑨⑩《萨特引论》第165、85、85、118、134页，杜小真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⑤⑥⑧{11}郭继德选编：《奥尼尔文集》（第2卷）第419、418、442、4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12}{17}沈志明选编：《萨特精选集》（下）第868、867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

{18}毛信德选编：《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演说集》第294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