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谢　淼

［内容摘要］ 在中国现代文学浩如烟海的作品中，萧红的小说创作始终以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和描写而特立独行于主流的宏大叙事。在巅峰之作《呼兰河传》中，她把她的儿童视角、主观色彩、忧郁气质和自由精神融入了那一个个关于生命的故事叙述中，在呼兰河的人们曾经怎样和可能怎样的生命故事里摸索到生命的应然与实然。

［关 键 词］ 个体叙事；儿童视角；主观色彩；忧郁气质；自由精神。

［作者简介］ 谢 淼，武汉大学文学院2006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萧红在她最为孤寂凄凉的香港岁月里完成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中，有一段关于火烧云的描写自1954年以来一直被小学课本选用。火烧云的绚丽和奇异使每一个孩子都感到新奇和神秘，很难想象如此生趣盎然的篇章竟然是作家在那样悲苦无助的情境下写成。萧红对于火烧云奇景天马行空的想象和行云流水的叙述，似与她艰辛坎坷、颠沛流离的命运构成一种反差，但这或许正是她天真烂漫、敏感多情的天性于文学上的一种释放。她的儿童视角、她的主观色彩、她的忧郁气质，尤其是她的自由精神——这些构成萧红作品特质的种种，恰恰都是源于她骨子里对生命的关注和对自由的追逐。

萧红于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官僚家庭，然而除了祖父之外，她和家人似乎并不亲近。幼年丧母使她的性格更加倔强而叛逆，“第一个剪掉长辫子，梳短发，拉上几个女同学上街示威”①。二十岁那年为了挣脱封建婚姻，萧红离开故乡呼兰并且永远也没有再回去。她辗转于哈尔滨、北平、青岛、上海、汉口、西安、重庆等地，甚至日本，1942年病逝于香港，而这一路上始终纠缠着她的，是贫困、疾病、婚姻不幸、心情抑郁等等几乎一切的身心痛苦。

尽管命运如此多难，萧红在性格方面依然“喜欢像鱼一样自由自在的”②，与人交际上“少于世故”③，“说话也是很自然而真率的”④。在闲谈的场面中，她更是一个“善于抽烟，善于喝酒，善于谈天，善于唱歌的不可少的脚色”⑤。她曾经和朋友们设想着开一个给予“作家灵魂之所在”的文艺咖啡室，并且说：“人必须为一种理想而生活着。”⑥“即使是日常生活上的很琐细的小事，也应该有理想。”⑦事实上，即使是在日本那段空虚无望的日子中，她在为埃德加·斯诺编译《Living China》（《活的中国》）所做的自传最后，仍然是以她的浪漫理想为残酷现实做结：

祖父时时把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后又放在我的头上，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

“快快长吧！长大了就好了。”

二十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

“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

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

所以我就向着这“温暖”和“爱”的方向，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⑧。

这永久的憧憬和追求，向着温暖和爱的憧憬和追求，成就了萧红独特的文学品格——对生命以及生命的自由永远葆有孩子般的热忱任性和信徒般的执著虔诚。

萧红最初的创作收在她和萧军的合集《跋涉》（1933）里，这些作品被认为很大程度地受了萧军的影响，然而故事中所展现的那种孤独无助的心灵处境与支离破碎的生命感觉，已然显示出了一种“萧红式”的对弱小个体的命运关注与灵魂告慰。与丁玲从“文小姐”向“武将军”的自觉调适以及张爱玲的远离“超人”、执著于“妇人性”的挖掘不同，萧红对动荡生活的叙述和对卑微人物的解读，是有着更直接的情感卷入的，“是用自己的青春作赌注，经历了逃亡、饥饿甚至陷于绝境之后得来的经验”⑨。带着这些亲身的经验来讲述时代，正是萧红早期小说不同于一般的左翼文学僵化之作的地方。

然而《跋涉》出版不几日，便因为被日军查禁而被陆续销毁，真正让萧红声名鹊起的是在1935年12月间出版的《生死场》。这部小说的出版得到了鲁迅的鼓励和支持，鲁迅为之作序和胡风作“读后记”，似是小说畅销的原因之一。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作品本身的反日题材适应了当时的抗战形势。但是多年以后，当我们重读《生死场》，更加让人感动的却是全书唯一最有力的主题，即从那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故事中反映出来的农民生活中“生”与“死”相走相亲、相生相克的生命哲学。农民和他们视为瑰宝的土地、牲畜艰难地“生”着，伴随着这“生”的是永无止境的病痛、衰老、难产、瘟疫、饥饿、意外、自杀、谋杀等等不同形式的死亡。事实证明，以个人日常观察和生活体验为素材进行创作，更加适合萧红，她日后关于此类题材的创作，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翌年八月，萧红最具自传色彩的散文集《商市街》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不到一个月即再版，足见其极受读者欢迎。萧红以她对人生独特的感受力与领悟力，细述了她和萧军在哈尔滨最后一年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她对那些细枝末节的生命感觉如数家珍的述说，她对那种优美简洁的文字表达方式收放自如的运用，使所有《商市街》的读者都忘记了萧红的以及自己的悲凉痛苦。洋溢在作品字里行间的“乐天知命”和“奋发进取”的精神，紧紧拥抱着那一个个寂寞孤苦的生命，也深深鼓舞了那一颗颗渴望自由的心灵。以创作性的笔调回忆往事，使《商市街》区别于当时的一般自传作品，虽然此书尚未得到评论界足够的重视，但作品本身的动人力量和它对《呼兰河传》创作方法的影响却是不容否定的。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萧红的《桥》《牛车上》《旷野的呼喊》《马伯乐》等作品和作品集相继出版，除开《马伯乐》中掺入的讽喻手法，在这些作品中，注重个体的生命悲欢、追求身心的自由感觉仍是其一以贯之的创作精神。

直到开笔于1937年底、完稿于1940年底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的最终出版（1942），萧红最重要的代表作终于呈现在了读者眼前。这部被茅盾评价为“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⑩的回忆小说之所以“最重要”，一方面从内容上它浓缩、并置、概括萧红之前的作品（《王阿嫂的死》《生死场》《家族以外的人》等）中几乎所有的思想素材与心情感觉，尤其重视那些被时代所遮蔽的弱小个体对于生命自由的现实需要与精神诉求；另一方面在形式上《呼兰河传》是萧红延续了她很多作品（如《广告副手》《商市街》《后花园》等）自传体式之后的巅峰之作，她的那些对于往事有选择的、加以主观想象的动人的再创造，她的那些简洁流畅、稚拙可爱的表达方式，都铸造了她独具风格的注册商标式的“萧红体”。

《呼兰河传》不仅在萧红的创作生涯中很重要，把它放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背景上，也有其特殊的价值与意义。从现代叙事伦理角度来看，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作家们纷纷投身战时报导文学（确切地说是抗战宣传品）创作，很多原本很有创作个性的作家也在写作中自觉地调适和转向，萧红却始终执著地坚持着自己的创作理念：“现在或者过去，作家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11}《呼兰河传》在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同时，也显示了当时人民伦理大叙事占据主流的创作环境下，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在萧红作品中的存在方式——天真的儿童视角、鲜明的主观色彩、浓郁的忧郁气质、特别是那些“对着人类愚昧”的故事所散发的强烈的自由精神。

在《呼兰河传》关于故乡景象和孩提生活的叙述中，萧红兴致勃勃讲述的那些或者美丽温馨、或者奇特有趣的记忆，似是一个个绚丽多彩又栩栩如生的梦，令人神往也令人感动，甚至萧红本人也几乎被自己的妙笔所欺，似是回到了童年时代。在这首萧红重新编织的童年心曲中，充满着稚气可爱的语言、天真烂漫的行为以及那个说故事的小女孩强烈的好奇心和惊人的想象力。

比如写她家后面的大园子：

我家有个大花园，这园子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

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的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

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12}。

不管这个园子究竟是什么样，浮现在萧红记忆中或者说流淌在她笔端的“大花园”，实在是一个应有尽有、无忧无虑的好地方。萧红如数家珍般地描绘着园子里昆虫的种类、颜色、大小、形态，淋漓尽致地展现着那里的五彩缤纷与生机勃勃。那种行家般的评论，那种孩子气的夸张，那种属于儿童特有的观察方式和炫耀口吻，足以让任何原本灰暗的年月变得明亮，而原本就闪光的记忆变得更加的熠熠生辉。

虽然萧红曾经试图在她的文学实践中进行一种宏大叙事，事实上在这些尝试里也会有偶尔的神来之笔，然而从本质上而言，她仍然是个内观型和自传体式的作家。萧红说：“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家的情感熟悉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13}于是她写她热爱着的家乡呼兰河，写她依恋着的家人祖父和有二伯，写她同情着的女性同胞团圆媳妇，写她赞美着的邻居冯歪嘴子。萧红笔下那些拨人心弦的故事和感人肺腑的情感，正是她私人的一种生命体验与现实思考，是她看过、听过、爱过、恨过的那些人和事，也是她压抑过也发泄过、珍惜过也厌倦过的那些情绪和感受。

比如写她和祖父在院子里：

祖父到鸡架那里去放鸡，我也跟在那里，祖父到鸭架那里去放鸭，我也跟在后面。

我跟着祖父，大黄狗在后面跟着我。我跳着，大黄狗在后面摇着尾巴。

大黄狗的头像盆那么大，又圆又胖，我总想要当一匹小马来骑它。祖父说骑不得。

但是大黄狗是喜欢我的，我是爱大黄狗的{14}。

这些文字尽管经过了萧红的再创造，但是在题材攫取上显然是她儿时生活场景的写照，或者说是童年生命轨迹的留痕。在表现手法上，更是在以“我”为中心的自叙中，沿单一线索展开对其他人或事的描述，所有生活画面都离不开“我”的观察视角与情绪油彩，“处理一个问题时，也许情感胜过理智”{15}。

由于贫病交加，更由于生活不幸，由于天生的性格，更由于后来的遭遇，忧愁和苦闷从来都和萧红形影相随、纠缠不休。即使来到她最崇敬的鲁迅先生家里，即使和她最信任的许广平先生谈心，她也“更多的是勉强的谈话而强烈的哀愁，时常侵袭上来，像用纸包着水，总没法不叫它渗出来”{16}。这些溶化到了血液中的哀愁，流淌在萧红小说的字里行间，与她独有的那种句式语调碰撞在一起，逐渐蒸发出了一种忧郁伤感的诗性品质。

比如她写呼兰河跳大神的风俗：

满天星光，满屋月光，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过了十天半月的，又是跳神的鼓，当当地响。于是人们又都招了慌，爬墙的爬墙，登门的登门，看看这一家的大神，显的是什么本领，穿的是什么衣裳。听听她唱的是什么腔调，看看她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跳到夜静时分，又是送神回山。送神回山的鼓，个个都打得漂亮。

若赶上一个下雨的夜，就特别凄凉，寡妇可以落泪，鳏夫就要起来彷徨{17}。

跳大神这一活动，几乎成了呼兰河的农人们最期盼、最牵挂、最津津乐道也最百结愁肠的一项精神生活。他们为之倾巢而出、奔走相告，也为之欢腾，也为之怅惘，在那花样百出、热闹非凡的场面背后，是一种怎样的孤苦悲凉和自欺欺人！

萧红“文章上表现相当英武，而实际多少还赋予女性的柔和”{18}，然而尽管她的内心柔和、敏感甚至脆弱，但是对于自由的憧憬和追求，她又从来都是那么的勇敢、倔强甚至叛逆。为了身体的自由，她离开了家、离开了呼兰河；为了心灵的自由，她执著于写作、执著于自己的文艺观。她写自然风景，展现万物在自由状态下的勃勃生机；写社会生活，勾勒人类在失去自由后的沉默死寂；写乡村农民，写城市下层，写老人，写女性……萧红小说的关注视野和观照人群，表明她比她的那个时代很多整天喊着自由的人，更加具有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精神。

看看萧红关于女子跳井的一段议论：

古语说：“女子上不了战场。”

其实不对的，这井多么深，平白地你问一个男子，问他这井敢不敢跳，怕他也不敢的。而一个年轻的女子竟敢了，上战场不一定死，也许回来闹个一官半职的。可是跳井就很难不死，一跳就多半跳死了。

那么节妇坊上为什么没写着赞美女子跳井跳得勇敢的赞词？那是修节妇坊的人故意给删去的。因为修节妇坊的，多半是男人。他家里也有一个女人。他怕写上了，将来他打女人的时候，他的女人也去跳井。女人一跳下井，留下来一大群孩子可怎么办？于是一律不写。只写，温文尔雅，孝顺公婆……{19}

虽然看热闹的村民们对于跳井者悲惨命运的好奇远远胜过对生命本身的关注，然而跳井于那时那地却是女性摆脱痛苦屈辱或者反抗压迫蹂躏的一种方式。显然男性认为这不可取，并非认为以生命为代价的方式不可取，而是这种试图摆脱和反抗的态度不可取，女人只有温文尔雅、孝顺公婆……类似这样的议论在萧红的作品中屡见不鲜，萧红也借此标明自己坚定的女性主义立场，显示出了她的睿智达理与难能可贵。然而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的萧红在面对男性时似乎总是不够坚强，无法摆脱“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20}，这大概也是她一生追求自由却在与男性的关系中始终不得自由的悲剧原因之一吧！

注释：

①张秀琢：“重读《呼兰河传》回忆姐姐萧红”，载《海燕》1979年第1期。

②{15}{18}许广平：“追忆萧红”，载《文艺复兴》1946年第1卷第6期。

③④丁 玲：“风雨中忆萧红”，载《谷雨》1942年第5期。

⑤绿川英子：“忆萧红”，载重庆新华日报《新华副刊》1942年11月19日。

⑥⑦罗 荪：“忆萧红”，载《怀念萧红》第37、3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⑧萧 红：“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载《报告》1937年第1卷第1期。

⑨陈国恩：《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第16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⑩茅 盾：“《呼兰河传》序”，载《呼兰河传》第9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1}{13}萧 红：“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载《七月》1938年第5期。

{12}{14}{17}{19}萧 红：《呼兰河传》第64、111、40、5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6}许广平：“忆萧红”，载《怀念萧红》第1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0}聂绀弩：“在西安”，载《怀念萧红》第3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