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代文学中的农业祭祀求雨

2009-06-17 06:48
社会科学论坛 2009年10期
关键词:旱灾阴阳

张 影

[内容摘要] 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古代,农业的丰歉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十分重大。因此为了农业的丰收人们要举行一些重要的祭祀活动,如每当旱灾发生的时候要祭祀求雨。祭祀求雨是古代人民生产、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宗教活动,本文以汉代文学中的农业祭祀求雨为研究对象,来展现汉代农业求雨这一神秘的宗教行为及其这种行为所蕴含的思想内涵。

[关 键 词] 求雨;阴阳五行;灾异。

[作者简介] 张 影,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06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农事活动是古代人民重要的生产活动,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古代,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影响十分大,每当有灾害发生时,为了农业的丰收农事禳灾是必不可少的,可以说农事禳灾是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重要的农事祭祀活动。所谓农事禳灾,是指在农事遇到灾害时通过一种非理性的手段,借助对神灵的祈求、或对某种超自然的控制和施法,来预防或驱除产生于自然界的各种农业灾害。比如干旱、暴雨、水涝、虫灾等。我的文章主要以汉代文学中农业旱灾祭祀求雨这种农事祭祀禳灾活动作为我的研究对象,来展现汉代人民农业求雨这一神秘的宗教信仰行为极其所蕴涵的思想内涵。

自从人类诞生之日起,干旱就一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直到今日干旱还是时有发生的,古代人民对干旱这种自然灾害的认识还出于低级阶段,尤其是远古先民认为世间万物有灵,认为雨水由神灵掌管,每当旱灾发生的时候人们只能向冥冥之中的某些神灵进行祭祀朝拜。

一、先秦时期对旱灾的认识及祭祀求雨

1.驱旱魃求雨。先秦时期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还处于早期阶段,认为旱灾的发生与某种神灵有关,如《诗·大雅·云汉》云:“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惔如焚!”①人们认为旱灾的发生是女魃在作怪,所以要驱逐女魃来达到获雨的目的。

旱魃亦作“女妭”,神话中的旱神。韦曜《毛诗问》:“《云汉》之诗,旱魃为虐。传曰‘魃天旱鬼也。笺云‘旱气生魃,天有常神,人死为鬼。不审旱气生魃奈何?答曰‘魃鬼人形,眼在顶上,天地此物,则将旱也,天欲为灾,何所不生,而云有常神者耶。”②《神异经》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南方有人,长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顶上,走行如风,名曰魃,所见之国大旱,赤地千里,一名狢,遇者得之,投溷中乃死,旱灾消也。”③《山海经·大荒北经》则云:“系昆之山者……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北。”④魃,郝懿行笺注:“《玉篇》引《文字指归》曰:‘女妭,秃无发,所居之处,天下不雨也,同魃。”⑤从以上记载可知女魃:相传是不长一根头发的光秃女神,眼睛长在头顶之上,她所居住的地方,天不下雨。是黄帝之女,但在这里已经被神话化为旱神。所以当有旱灾发生的时候人们认为是旱魃在作怪,要进行驱逐旱魃。于是先秦典籍就有了曝巫的记录。《左传·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⑥《大荒北经》:“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乡(向)。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⑦《大荒西经》:“有人衣青,以袂蔽面,名曰女丑之尸。”⑧共工之台即祭雨之地,女丑为尸即巫,女魃是女丑所扮的旱魃的形象。魃主旱,当大旱发生之时,女丑扮旱魃求雨而被曝死,使旱神得到惩罚,驱走旱神以达到降雨的目的。

2.雩祭求雨。古代人们在旱灾发生时除了驱旱魃外,还要进行祭祀求雨。古籍所记载较早而详细的求雨,是商汤之祷。《吕氏春秋·顺民》:“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悦,雨乃大至。则汤达乎鬼神之化,人事之传也。”⑨到了周代祈雨已有定制,并特称为“雩”。雩祭有两种。一种是天子亲祭的常规定时祭祀,这是为了预祝风调雨顺。另一种是遇旱而祭。雩祭一般在孟夏(四月)举行,所谓“四月龙见而雩”,因为此时苍龙(东方七宿)昏见于天,万物开始旺长,需要雨露滋润才能茁壮,所以举行雩祭以求苍天普降甘霖。因此谓为常雩。另外,大旱时也举行雩祭。春秋时,国君亲临城南郊外主持雩祭,读过祭文后,使童男童女各八人“舞而呼雩”。秦汉时期对雩祭非常重视,“遇旱则雩”。在雩祭时,文武百官依次行雩礼求雨。

3.以龙求雨。人们认为旱灾除了旱魃在作怪外,还有一种掌管降雨的神,那就是龙。龙,自古被认为能够兴云布雨,从而成为求雨巫术中的主角。

《山海经》记载:“泰华之上,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鸟兽莫居。有蛇焉,名曰肥遗,六足四翼,见则天下旱。”⑩可见这是龙的早期雏形,接着《山海经》又曰:“东荒北隅有山名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数旱,旱而作龙应之,乃得大雨。”{11}卜辞中至少有两条关于作土龙求雨的记载:“其乍(作)龙于凡田,又(有)雨”{12}、“十人又五囗囗龙囗田,又(有)雨”{13},与《淮南子·地形训》“土龙致雨”(高诱注:“汤遭旱,作土龙以象龙。云从龙,故致雨也”){14}的记载相互印证。因此可以确定,在商代已经有借龙求雨的巫法。但是,无论卜辞还是文献,关于商代借龙求雨巫术的记载都比较少。

根据巫术思维可知,凡相似的东西可以相互感应,只要通过模仿便可以实现施术者的任何愿望。因此,如果想求得雨水,模拟龙的形貌即可。古人将龙与云、水联系在一起,《吕氏春秋·召类》曰:“以龙致雨,以形逐影。”高诱注:“龙,水物也,故致雨。”{15}天旱时,通过模仿龙形,便能感应真龙求得雨水。不同的求雨日期有不同的要求,《神农求雨书》称:“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命为青龙,又为火龙,东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为赤龙,南方壮者舞之;戊已不雨,命为黄龙,壮者舞之:庚辛不雨,命为白龙,又为火龙,西方老人舞之:壬癸不雨,命为黑龙,北方老人舞之。”{16}

二、汉代祭祀求雨及其意蕴

1.阴阳观念对汉代求雨的影响。汉代承袭了先秦求雨的一些习俗,在承袭先秦求雨习俗的同时,祭祀求雨受阴阳观念的影响比较大。在西汉时期,先后有黄老道家和新儒家被统治者所提倡,形成两股强大的社会思潮,但是除了这两股思潮之外,阴阳之术在社会上也是广泛流行的,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把阴阳列为六家之首,并且说:“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17}当时很多学派都受其影响,儒家、道家与其结合,吸收利用形成黄老新道家和新儒学。阴阳观念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汉代的求雨处处留有其影子。

汉代关于农业求雨祭祀主要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求雨》和贾谊的《旱云赋》。《春秋繁露》关于汉代的农业求雨记述的较先秦典籍详尽。

在汉代有一种重要的求雨方式就是用蛙求雨,这在先秦典籍中很少见到,在《春秋繁露·求雨》中记载春、夏、季夏、秋、冬五个时节求雨都要用到蛙,为什么在求雨中用蛙来祭祀呢?笔者以为,最基本的原因是古人在农业生产中发现蛙与农业有着密切的关系,故在求雨时用蛙在巫术仪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用蛙来取得好兆头“取五蝦蟇”,《焦氏易林》曰:“蝦蟇群聚,从天请雨,集聚,应时辄雨,得其所愿。”{18}用五只青蛙求雨,阚绪良先生在《汉代的青蛙求雨》中认为是“五”意在以此祈求雨水充足、粮食丰收、五谷丰登之意。笔者认为汉代阴阳五行观念盛行用“五”除了表示五谷丰登之意外,还应该代表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希望各地都能雨水充沛、风调雨顺。同时蛙在古代被认为是生殖神的象征,用蛙来表示多子,蛙应是女性的象征,用蛙还应该与阴阳观念有关,发生旱灾人们认为是阳胜阴所导致所以在求雨时“令民夫妇皆偶处。凡求雨之大体,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乐”{19}。

汉代儒家董仲舒鼓吹“天人感应”学说,认为“龙与风相招,虎与风相致”,所以董仲舒雩祭之法,是设土龙跪拜以请雨。汉代,作土龙求雨巫术较先秦兴盛,求雨巫术内容的重点已经转向用龙方面。《春秋繁露·求雨》求雨法虽然沿袭了先秦传统的雩祭、曝巫、聚尪等,但是更多的规则在于作土龙、舞龙,同时受阴阳五行观念的影响每个季节求雨所用龙的颜色及方位的要求是不同的:“春旱求雨……以甲乙日为大苍龙一,长八丈,居中央。为小龙七,各长四丈,于东方,皆东向,期间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啬夫亦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夏求雨……以丙丁日为大赤龙一,长七丈,居中央。又为小龙六,各长三丈五尺,于南方,皆南向,期间相去七尺。壮者七人,皆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啬夫亦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季夏……以戊己日为大黄龙一,长五丈,居中央。又为小龙四,各长二丈五尺,于南方,皆南向,期间相去五尺。丈夫五人,皆斋三日,服黄衣而舞之。老者五人,亦斋三日,衣黄衣而立之……秋……以庚辛日为大白龙一,长九丈,居中央。为小龙八,各长四丈五尺,于西方,皆西向,期间相去九尺。鳏者九人,皆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马亦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冬……以壬癸日为大黑龙一,长六丈,居中央。又为小龙五,各长三丈,于北方,皆北向,期间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四时皆以水日为龙,必取洁土为之结盖,龙成而发之。”{20}

除了作土龙舞龙祭祀外,汉代求雨还要祭祀一些神灵,如:“春旱求雨……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鱼八,玄酒……祝斋三日,服苍衣……皆东向。”“夏求雨……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鸡七,玄酒……皆南向……祝斋三日,服赤衣。”“季夏祷山陵以助之……其神后稷……祝斋三日,衣黄衣……以戊己日……皆南向”“秋暴巫尫至九日……其神少昊,祭以桐木鱼九……衣白衣……皆西向。”“冬舞龙六日,祷於名山以助之……其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六……皆北向。”{21}《春秋繁露·五行对第三十八》认为:“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22}可见在求雨时间的选择是按五行的要求进行的。在求雨的时候还要祭祀五祀:門、戶、井、竈、中霤。《白虎通疏证·右论祭五祀顺五行》:“祭五祀所以岁一徧何?顺五行也。故春即祭户。户者、人所出入,亦春万物始触户而出也。夏祭灶。灶者、火之主,人所以自养也。夏亦火王,长养万物。秋祭门。门以闭藏自固也。秋亦万物成熟,内备自守也。冬祭井。井者、水之生,藏(任)〔在〕地中。冬亦水王,万物伏藏。六月祭中溜。中溜者、象土在中央也。”{23}从《春秋繁露》可知汉代求雨祭祀的神灵比较多,而且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神灵祭祀,从祭神的方位东、西、南、北和祭服的五色:青、赤、黄、白、黑上看,体现了五行学说的观念在人们头脑的根深蒂固。

2.阴阳灾异思想影响下的旱灾求雨。阴阳灾异是先秦思想文化中,一项重要内容。古人很早就采用阴阳和灾异的概念来解释“天”“地”“人”之间深刻而神秘的关系《国语·周语》云:“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24}阴阳之气的和谐会使人间风调雨顺。相反,则会引起灾异《国语·周语》记载周幽王二年,泾、渭、洛三川发生地震,“山川崩竭”其言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25}阴阳家的思想经过《管子》、驺衍等人的发展,到汉家一统之时已经蔚为大观。灾异思想在汉初也得到了重视和传播,灾异学说是与阴阳学说相伴而行的,被儒家学派吸收利用,得到广泛传播。在汉代初期,统治者很迷信神仙方术和阴阳灾异,阴阳灾异学说和思想一度盛行。“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祠”{26}。可以说阴阳灾异思想促进了神学的发展,使其又增添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每当有灾害发生时人们认为是阴阳失调,人的行为违反了天理造成的如京房《别对灾异》:“阴倍阳则地坼,臣判君则义废,此人君不亲,上下不厚,致此灾也。”{27}元帝三年夏天发生旱灾,六月下诏曰:“盖闻安民之道,本繇阴阳。间者阴阳错谬,风雨不时。朕之不德,庶几群公有敢言朕之过者,今则不然。媮合苟従,未肯极言,朕甚闵焉。”{28}

不但统治者认为灾害的发生与阴阳失调,君主言行有失常道,一些儒者也持有此种观点如贾谊《旱云赋》“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29},揭示夏日大旱的根源在于天地“失精和之正理”即阴阳之气的失调,那为什么阴阳会失和呢,贾谊认为:“惜稼穑之旱夭兮,离天灾而不遂。怀怨心而不能已兮,窃讬咎於在位。独不闻唐虞之积烈兮,与三代之风气。时俗殊而不还兮。恐功久而坏败。何操行而不得兮,政治失中而违节。阴气辟而留滞兮……终怨不雨,甚不仁兮。布而不下,甚不信兮。白云何怨,奈何人兮。”{30}指天斥地,阐发阴阳灾异之理,抒发责人主伤民生之情,希望统治者能够引以为戒,贾谊的思想里不乏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借助阴阳灾异思想达到讽谏的目的。

阴阳灾异是汉代人认识旱灾求雨的主流思想,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持有此种观点,对古代求雨做出大胆批判的应当首推王充。王充认为旱涝是自然现象,与政治没有必然的联系,下不下雨不取决于政治的得失,而是自然的运行规律。“天之运气。非政所致。夫天之运气。时当自然”{31},不对应实际的治水实践,不会有效果。而求雨只是一种礼仪或民俗,“雩祭者之用心。慈父孝子之用意也。无妄之灾。百民不知。必归于主。为政者慰民之望。故亦必雩”{32}。可以说,从唯物主义哲学和历史总结方面,来揭露批判雨祭中的政治欺骗和愚昧迷信。他认为求雨中唯一合理而有益的机制是基于古代礼仪文化大背景的人们的补偿报应心理。即借预酬谢天之意来缓解人们对灾害的恐惧、自我谴责等心理。这一认识不能说错,但并准确深刻。

从汉代文学中求雨祭祀的活动可见,人们对自然灾害的发生的理解已经较先秦人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宗教神学思想、阴阳五行、阴阳灾异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仍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注释:

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第1598页,中华书局,1957年版。

②③{16}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第1721、1723、17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

④⑤⑦⑧⑩{11}袁 珂:《山海经校注》第430-431、400、22、352、35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⑥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390页,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⑨{15}陈其猷:《吕氏春秋新校释》第485、13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2}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第29990、2702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1年。

{14}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第141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17}司马迁:《史记》第3289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18}{19}{20}{21}{22}苏 舆:《春秋繁露义证》第429、436、426-436、426-435、315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23}陈 立:《白虎通疏证》第79页,中华书局1994年版。

{24}徐元诰:《国语集解》第111、26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26}{28}班 固:《汉书》第1215、285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27}颜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69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29}{30}费振刚、仇仲谦等:《全汉赋校注》第17、17—18页,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31}{32}刘盼遂:《论衡集解》第314、315页,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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