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题角度论析《剪灯新话》的小说史地位

［内容摘要］ 《剪灯新话》以元末战乱为背景，从乱世文人心态、婚姻悲剧的根源、处处碰壁的生存境遇等角度叙写，本文就此展开论述，认为作者在小说叙述中寄予了深沉的人生悲慨，这是一部有自觉创作意识的小说，正因为这一点，它在文言小说发展流变的长流中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关 键 词］ 《剪灯新话》；乱世；自觉创作意识；小说史地位。

［作者简介］ 赵素忍，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文学硕士。

小说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攀附史书，以丛谈小语的形式记录着作者认为是真实的事，发展至“有意为小说”的唐代，作者们用它来显示自己的“史才、诗笔、议论”，并且由于作者多是诗人气质的士子们，因此写作兴趣多聚焦于诗酒风流，很少涉及民生疾苦。宋人传奇“拟古且远不逮，托远事而避近闻”，元代又只有一篇《娇红记》堪称传奇之作。所以，文言传奇小说一体只有发展到明代时才有可能反映时代的风貌，《剪灯新话》委运承化，实现了这一点。

元顺帝昏庸，各处军阀纷纷起兵征讨，互相混战，连年不断的征战在瞿佑的小说中经常被提到。我们先来整理一下这些内容：《牡丹灯记》提到“方氏之据浙东也”；《三山福地志》提到“其后张氏夺印，达丞相被拘，大军临城，陈平章遭掳”。夺印一事指的是公元1364年，张士诚弟张士信夺元朝江浙右丞相达识铁木耳印，自为丞相；《天台访隐录》中“今天子神圣文武，继元起运，混一华夏，国号大明，太岁在于逢摄提格，改元洪武之七载也”；《爱卿传》“至正十六年，张士诚陷平江。十七年，达丞相檄苗军师杨完者为江浙参政，拒之于嘉兴”“未几，张氏通款，浙省杨参政为所害，麾下皆星散”；《翠翠传》“至正末，士诚辟土益广，跨江南北，奄有浙西，乃通款元朝，愿奉正朔，道途始通，行旅无阻”“时李将军为国朝所戮，无从诘问其详”；《秋香亭记》“适高邮张氏起兵，三吴扰乱，生父挈家南归临安，辗转会稽、四明以避乱；女家亦北徙金陵”等，都涉及到了元末明初这一特定时期的社会现实。

可以说，从瞿佑开始，小说开始深广地反映时代社会风貌，勾勒下层民众的痛苦生活，反映他们的生活情趣。《剪灯新话》是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它映射出了战乱社会的人生百态，通过它我们可以深刻了解当时的社会全貌，这在以前的文言小说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而在这之后只有堪称优秀的小说才有此特征。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剪灯新话》不失为一部好小说。

一、乱世悲歌——士子文人心态

元末政衰，元顺帝荒淫失政，各路军阀纷纷起兵讨伐，造成当时人们生活于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生存不定的焦灼状态中，作为一个学博才赡的文人，瞿佑少负“折桂枝”“千里驹”之才名，可惜时乖运謇，少年时即饱经乱离之苦而“随父辗转”“寄居外家”，这段本应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却在诗人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又大肆屠戮功臣，酷虐文士，实行残酷的文字狱，在这样的统治氛围中，文人们的心态可想而知。瞿佑的多才更造成了他的多感，一些在诗词中无法充分排遣的情怀，他在小说中再次寄予，《剪灯新话》充分表现了一个乱世多感才人的“劝善惩恶，哀穷悼屈”。

《水宫庆会录》中，潮州士人余善文于“所居白昼闲坐”，忽然广利王派人来请，倍加礼遇，只是要请他做一篇上梁文，余善文一挥而就，文不加点，充分施展诗才，倍受诸神礼遇和夸奖，最后又设宴赠宝，善文从此成为巨富，但他却不以功名为意，遂弃家修道，悠游名山。这篇小说，如果我们抽掉其志怪成分，简直就是一篇典型的封建士子们理想的挽歌。有才华得以施展，受人青睐，因而功成名就，这是多么自然而然的事，然而在瞿佑生活的年代，“袖中一把龙泉剑，撑拄东南半壁天”只能是一种不可实现的理想，那个年代的士子们有什么冤屈不平之事，能做到的也不过是“以纸笔置柩中”“诉之于天”，他们只能在文学作品中驰骋想象，小说中的高车骏马更反衬出其实际心境的悲凉。瞿佑把这篇小说置于全集之首，恐怕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吧，对于一个士人来说，有什么比才华得以充分施展更痛快呢！

从全集之首找到这把解开《剪灯新话》思想内涵的钥匙后，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新话》的篇目都是在沿着这一内涵扩展。《华亭逢故人记》中鬼魂现身拦住友人，只是要饮酒赋诗发表自己对时事的不平与见解：

漠漠荒郊鸟乱飞，人民城郭叹都非。

沙尘枯骨何须葬，血污游魂不得归。

麦饭无人作寒食，绨袍有泪哭斜晖。

生存零落皆如此，唯恨平生壮志违。

平日大言雄辩，吟咏极宕的全、贾二子所吟的诗“何其哀伤之过”，只能愀然长啸数声，告别而去。战乱社会中士子们沉郁下僚、坎坷不平的遭遇，在这个传统人遇鬼小说模式中表现了出来。旧瓶装新酒，作为一个高才博学的失意人，瞿佑满腔的愤愤不平即使在小说这种叙事文体中也能得到淋漓尽致、生动形象的体现。

除了表达要施展抱负才华、哀悼有才无处施展这一主题外，《新话》中有很多篇章更多的是在关注文士的生存状态，“寒一裘，暑一葛，朝、晡粥饭一盂，初无过用妄为之事。然而遑遑汲汲，常有不足之忧，冬暖而愁寒，年丰而苦饥，出无知己之投，处无蓄积之守。妻孥见弃，乡党见交，困厄艰难，无所告诉”。这种穷困潦倒的悲苦命运，瞿佑是那么谙熟！士子们潦倒的生存状态只能在虚妄的想象中靠判官的指点才略有好转，性情倔强的士子通过勇敢无畏的斗争也可以胜利，除妖去害，他们不会像现实生活中那样处处碰壁，时时低头。作者也深切的明白，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应祥拜谢而返。及门而寤，乃屈肱几上尔”①。梦是短暂的，梦一醒就要回到郁郁不得志的无奈现实之中。

在冥冥之中有那么一个地方，用人“选擢甚精，必当其才，必称其职，然后官位可居，爵禄可至，非若人间可以贿赂而通，可以门第而进，外貌而滥充，可以虚名而猎取也”。而这种美好的想法只有在冥间才能实现，而生命一旦失去一切将归于虚无，徒作想象而已。可以说，这些美好的理想是乱世中士子们的悲歌，是他们郁郁不得志的悲苦心情写照，反映了动荡生活中的文人心态。

二、乱世战争——婚姻悲剧的根源

在几千年的文学长廊中，封建社会中年轻人的爱情悲剧往往来自于家长的阻挠或由门阀制度而造成，像刘兰芝和焦仲卿、崔莺莺和张君瑞。而《新话》中的父母都很开明，翠翠的父母说“婚姻论才，夷虏之道，吾知择婿而已，不计其他”。罗爱爱本为嘉兴名娼，家资巨万的赵子即可以慕其才色，纳礼聘焉，母亲没有任何阻拦，也没听说别人有什么非议，其他的以神鬼等超现实力量出现的女性更不会受到这些约束，可见在瞿佑的作品中封建势力、家长制已不再是美好婚姻的障碍，以往作品中站在青年人对立面的家长们也尽其所能的帮助年轻人们，兰芳、蕙芳的父亲主动“以书抵生之父，喻其意”，生父亦“如其所请”；《渭塘奇遇记》中的肆主也积极成全儿女的婚事，见生来“甚喜，延之入内”，促成年轻人于飞而还。

《新话》把矛头直指元末战乱。正是因为军阀混战，烧杀抢掠，民不聊生，到处流离迁徙，所以翠翠被李将军掳掠为妾，爱爱被刘万户欲逼为妾。在这些故事里，时事战乱成了情节发展的必然依托。《翠翠传》中翠翠与金定双方父母都很通达，很容易就结成了夫妻，如果没有元末的战乱，他们的婚姻生活将是无比幸福的，后面的感人至深的夫妇恩情将无以叙述，也同样因为“至正末，士诚辟土亦广，跨江南北，奄有浙西，乃通款元朝，愿奉正朔，道途始通，行旅无阻”，才有后文的金定历尽千难万险寻到翠翠，最终夫妇双双殉情的故事。在那个年代，有情人只能以死来实现爱情的飞升，团聚在一起。就像把弓拉的圆满只是为了把箭射的更远一些，前面对于美好爱情的铺垫只是为了后面的悲剧结局更具有感人力量。“好姻缘是恶姻缘，只怨干戈不怨天”，《秋香亭记》中采采的深切体验道出了那个时代有情人们的深哀剧痛，战争是一切痛苦的根源，人们痛恨战争，可在历史的洪流中他们没有反抗的力量，只能被淹没。

三、乱世民生——处处陷阱的生存写真

除了文人心态，婚恋故事外，《新话》的另一重要主题就是记载鬼神怪异之事，从而折射乱世社会中人们的生存状态。先秦六朝作为史之流的志怪作品，为志怪而志怪，唐宋作家“作意好奇”，以此去骋史才、诗笔、议论，从瞿佑的小说开始，文言传奇开始触及到民生疾苦。小说中有很多当时历史上的真实事件，这些或成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如：方氏之据浙东也……②或成为故事发展转折的关键，“至正末，士诚辟土亦广，奄有浙西，乃通款元朝，愿奉正朔，道途始通，行旅无阻。生于是辞别内、外父母，求访其妻……”③或成为故事中人物谈话的内容，“今天子圣神文武，继元启运，混一华夏，国号大明，太岁在于逢摄提格，改元洪武之七载也”④。除了这些，“几年兵火接天涯，白骨丛中度岁华”的青少年时期的人生经历，让作者也生发出许多相同情趣的鬼怪故事，如《太虚司法传》中的冯大异夜行经历，让人不由得想起乱世中人们步步得咎，处处碰壁，时时面临死亡威胁的生存境遇。《令狐生冥梦录》中乌老“吾殁之后，家人广为佛事，多焚楮币，冥官喜之.，因是得还”，这里恐怕不仅仅是在说冥间，身处那个时代的人们分明会深切感受到人世间的这一黑暗。《修文舍人传》中的议论也不是在勾勒冥司的清明，而是借此控诉人生的黑暗。

“漠漠荒郊鸟乱飞，人民城郭叹都非。”瞿佑借这些神仙鬼怪描写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元末的战乱，给人民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正如小说中的滕穆凭弔宫女卫芳华的祭文所说：‘中原多事，故国无君。抚光阴之过隙，视日月之奔轮。然而精灵不泯，性识长存。归根到底还是那一缕凄婉的怀旧之情，在明初而怀念动乱之前的元末那一段承平生活。《剪灯新话》对读者的魅力不在于小说的情节紧凑，故事生动，而在于他感情的深沉和执著，这恰恰是它作为《乐府遗音》的作者所独有的，如果以一般的小说艺术来要求它，未免不着边际了”⑤。

综而观之，这一点来自社会生活，也源自文学承传，但更多的是作家的再创造，作者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采用传奇体文言小说的形式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慨，寄托“孤愤”，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认为《剪灯新话》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有自觉创作意识的小说”⑥。它既脱离了志怪、志人体的实录精神，又超越了唐传奇的大规只在“文采和意想”。既是有意识的小说虚构之作，又揉和进了时代背景和个人的身世之感，既有文言的外壳与文人思考社会、感受人生的内质，又有话本小说所特有的市井生活气息，并且上承文言小说经历元代的百年创作洪荒，下有近一个世纪的文言小说创作萧条期，突然出现这样一部小说集真是令人惊喜，后世对其仿作、续作也很多，很多篇目被改编成话本、拟话本和戏曲，另外，它对东亚汉文化区小说创作也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种一枝独秀的情形值得我们研究。它为文言小说的发展打开了两扇窗，一扇指向了用传奇体而以志怪的方向，让我们看到了《聊斋志异》；一扇指向了市井的俗艳与大胆，爱情的曲折与缠绵，让我们看到了繁盛于明代中期的中篇传奇。看清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的勾勒中国文言小说的发展历程，探讨文言与白话两体的交汇与分流。

因此，《剪灯新话》为我们诠释了这样一条真理:文学价值的高低并不是评价作品的唯一标准，文学演变本身也是很有影响力的。我们都非常清楚《剪灯新话》很难与《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红楼梦》等名著珍品比肩，但从小说发展史的纵向角度来审视，《剪灯新话》又是不可或缺的。在名著研究陷入困境的今天，关注这类作品，无疑将为我们研究古典小说打开一条新的思路。

（本文系2006年度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中国文言小说研究史”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0605013）

注释：

①［明］瞿 佑：《永州野庙记》，载《剪灯新话·外两种》，周愣伽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②［明］瞿 佑：《牡丹灯记》，载《剪灯新话·外两种》，周愣伽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③［明］瞿 佑：《翠翠传》，载《剪灯新话·外两种》，周愣伽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④［明］瞿 佑：《天台访隐录》，载《剪灯新话·外两种》，周愣伽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⑤徐朔方：《小说考信编》第4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⑥马振方：“论《剪灯新话》的小说艺术自觉”，载《文艺研究》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