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兴观群怨”说与亚里士多德“卡塔西斯”说比较

2009-06-17 03:00施雪琼岳浩然
中国校外教育(下旬) 2009年6期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孔子

施雪琼 程 元 岳浩然

[摘要]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同是中西方历史轴心时代的文化巨人。同时,他们也是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两人关于文艺相关问题的观点,尤其是兴观群怨说和卡塔西斯说的提出,都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用,具有可比性。

[关键词] 孔子 兴观群怨 亚里士多德 卡塔西斯

一、“兴观群怨”说与“卡塔西斯”说

1.孔子的“兴观群怨”说的提出

孔子从“诗教”观点出发,对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也作了极高的评价,《论语•阳货》篇记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这就是“兴观群怨”说,具体分析它们的含义:

“兴”,起的意思。朱熹解释为“感发志意”,即指诗歌生动具体的形象可以激发人的感情,使接受者情绪受到感染,并引起联想。

“观”,除了给当政者“知得失,自考证”外,也包括给普通人观,作为教育方式。

“群”,“合”意。孔子说诗可以群,讲的是文学艺术欣赏使个体产生群体向心的凝聚的力量,也即和睦人际关系之意。

“怨”,是指诗歌可以抒发、舒散怨恨、哀怨、烦忧等消极心理,刺也是一种怨,即怨刺上政。

2.柏拉图的“卡塔西斯”说的提出

亚里士多德从积极方面肯定了文艺的社会作用,提出“卡塔西斯”一词,对catharsis一词,历来研究者看法不同,朱光潜提出了净化说。“净化”的“要义在于通过音乐或其它艺术,使某种过分强烈的情绪因宣泄而达到平静,因此,恢复和保持住心理的健康。”他以《政治学》中的诗人讨论音乐功用的一段话作为印证,进行医学方面的解释,似乎更为妥当。

二、“兴观群怨”说与“卡塔西斯”的相似之处

1.感情的适中

孔子谈到“怨”,有一个附加的条件,就是怨而不怒。朱熹说《关雎》:“盖其优虽深而不害于租,其乐虽盛而不失甚正”(《四书集注》)。即具有“中和之美”,要求情感适度,达到中庸。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说:“如果每一种技艺之所以能作好它的工作,乃由于求适度,并以适度为标准来衡量它的作品(因此我们在谈论某些好作品的时候,常说它是不能增减的,意即过多或过少都有损于完美,而适度则可以保持完美》……只有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事物、对适当的人、在适当的动机下,在适当的方式下所发生的情感,才是适度的最好的情感,这种情感即是美德。”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技艺与艺术的概念尚未截然分开,所以这段话中的“技艺”包括了艺术。里士多德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反复使用“适当”的字眼;可见其对“适度”这种中庸之道的推重与格守。

2.务实的文艺观

这是纷乱时代的关系,需要经世致用的学术。

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周天子权势衰落,诸侯争霸,战乱纷繁,国家不幸诗家幸,同时又是一个思想大解放时期,各家学派大放光芒,并逐步走向融合。

亚里士多德知识渊博,著述丰富。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希腊雅典奴隶民主制收到北方马其顿的威胁,战争频繁,经济日衰,思辨哲学已经代替了昔日繁荣的古代文学艺术,曾就读于柏拉图门下。但是他对老师批判多于继承,把希腊早期和柏拉图的模仿说发展为一些具有辨证因素和唯物主义倾向的模仿说,为现实主义典型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古希腊创造了辉煌的文学成就,为欧洲文学奠定了基础。

三、“兴观群怨”说与“卡塔西斯”的不同之处

1.讨论对象不同

孔子文论主要论及诗歌《诗经》,当然,也有一些从乐论中衍化而来,但是古时诗乐舞一体,它们的功用是一致的。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它奠定了我国抒情诗的传统。

而亚里士多德主要讨论史诗和悲剧,主要是悲剧,他认为悲剧摹仿的是人的行动,而不是人,悲剧中一系列有因果联系的生活事件是由悲剧人物的行动构成的,行动表现了人物的生活和幸福,这里我们看到了后来的叙事学研究的若干影子,而史诗作为也是叙事诗。

2.两人文学效用的落脚点不同

亚里士多德“卡塔西斯”落脚点是人的心理(即文艺的审美效益),孔子则是社会道德,亚里士多德更加关注从文学本身出发表述认识、审美、教育意义。孔子则更多是从他的政治思想、道德修养出发来阐释诗的。

孔子关于文学批评的思想主要见于《论语》的零散言语,很多不是就诗论诗(《诗经》)的,而是由此衍生出人格修养和政治教化意义。

孔子是吸取西周文化资源建构自己学说的,诗歌在西周时期,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崇敬。首先,诗歌的功能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其次,是沟通君臣关系。孔子推崇西周的礼乐文化,要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严格等级制和以血亲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社会各个阶层既需要“各就各位”,也需要温情脉脉的情感联系。兴观群怨这四点就符合孔子乌托邦世界的要求。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则开宗明义说:“关于诗艺本身和和诗的类型,每种类型的潜力,应如何组织情节才能写出优美的诗作,诗的组成部分的数量和性质,这些,这些,以及属于同一范畴的其他问题,都是我们要在此探讨的。”他认为,悲剧的情节一般是好人由福转祸,结局是悲剧的,且由于微小的过失。这种情节和布局,若按照道德观点来说,是行不通的。看似矛盾,其实,这更加证明亚里士多德看重文艺的审美作用,这也是他作为心理学始祖,从观众心理着眼考虑的。

四、比较的意义

当前,学者们对于大量西方资源充斥学界的现状深感忧虑,提出了“失语症”问题,以及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但是,这种转化难之又难,因为我国古代文论发生的土壤是古代文化。其实,我们的古代文论不可能也不需重建一种新型的、中西合璧的系统,这固然是因为我们和古人的生活方式已经大不相同,因此决定了我们选择言说方式也会随之改变,更是因为即使在现在盛行的西方文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本土诗学的影子,无处不在。而且,我国古代文论极具特色,它的印象直觉思维,他的残存小语的写作方式等都有鲜明的民族性,在中外学术的交流中,这种独特性,将为我们赢得一席之地,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以后儒学几经变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因此,他的文化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格局与价值取向。

笔者正是从对比出发,加深我们对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文艺思想的理解,就能从源头疏浚中西文论资源的不同,对于我们现当代文论的理解也是大有裨益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中体会自己民族诗学的鲜明特色。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诗学[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2]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3]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4]王先霈.中国古代诗学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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