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第三任夫人胡友松的人生归结

2009-08-17 09:53
文史月刊 2009年8期
关键词:胡蝶李宗仁台儿庄

庚 辰

李宗仁一生前后有三任太太。元配夫人李秀文早年在广西临桂老家持家教子,没有随李宗仁走南闯北。第二任夫人郭德洁,1906年生于广西桂平县一个手工业者家庭。20世纪20年代初,还在桂平女子学校念书的郭德洁被时任广西陆军第五独立旅旅长李宗仁将军看中,遂结为伉俪。1964年,与李宗仁居住在美国纽约的郭德洁被查出患了乳腺癌。1965年7月20日,郭德洁随同丈夫李宗仁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于1966年3月在北京医院病逝。

沉浸在丧妻之痛中的李宗仁,亲属都远在海外,生活乏人照顾,情绪非常低落。为日常生活方便,他想找一个生活秘书或贴身保健护士。他的秘书陈思远,按照他所要求的条件,着手为他物色这方面的人选。通过朋友介绍,联系上有护理知识的27岁的单身女护士胡友松。

这胡友松是何许人也?当时她虽还名不见经传,但是她的母亲却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谁不知道电影明星胡蝶呢?当时,在上海、北平、南京等各大城市的照像馆和影剧院里都悬挂着笑靥如花的胡蝶的大幅照片。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上海《时事新报》曾刊载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写的后来被广为流传的一首打油诗: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这首打油诗,说的是发生“九一八”事变的那个晚上,身为东北军统帅的张学良,在北京一家豪华的舞厅,忘情地跟赵四、朱五、胡蝶这些风流美女狂舞。当急如星火的军情接二连三传进舞厅时,张学良竟置诸脑后,还要搂着这些美女舞一舞。

丢开赵四、朱五不谈,诗中的那个“翩翩胡蝶”,便是胡友松的生母。胡友松小时候名叫若梅,就在小若梅六七岁的时候,突然患了湿疹,而且百治无效。医生对胡蝶说:“南方气候潮湿,如能在北方干旱地区生活几年,孩子的病不治自愈”。这时正好一位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姨太太,也是胡蝶的好友,无儿无女,在北京居住,她又很喜欢若梅,胡蝶便将女儿托付给她,让若梅认她为义母。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胡蝶只身奔赴香港。从此,胡蝶与若梅母女便天各一方。1960年,胡蝶在亚洲影展上,凭借影片《后门》封后之后而移居加拿大。1989年,81岁高龄的胡蝶在加拿大病逝。

建国后,胡友松的养母生活无着落,常用打她骂她来泄气。她凭自己的努力考入一所卫校,毕业后被分配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当护士,后又调入北京复兴医院当护士。因为她出身不好,又有海外关系,不易寻找到满意的对象,直到27岁还未婚配。

当程思远把胡友松的照片给李宗仁过目时,李宗仁表示满意。于是,胡友松马上被请进李公馆。李宗仁对长相漂亮,天生丽质,落落大方的胡友松一见倾心。

消息传到周总理那儿。周总理对此事很慎重,考虑得也很周到,对有关方面负责人说,中国和美国不一样,没有私人秘书;护理工作有上下班制度,下班后,护理人员要回家休息。李先生要是喜欢,只要女方同意,可以明媒正聚。于是年逾古稀的76岁的李宗仁,突发忘年恋,向27岁的风华正茂的胡友松发起火热的爱情攻势。

1965年7月20日,胡友松正随医疗队在通县农村给贫下中农巡回医疗。这在当时很是项光荣的政治任务。晚上,从收音机里传来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和夫人郭德洁女士从海外归来,在北京机场受到周恩来、彭真等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隆重欢迎的特大新闻。

对李宗仁这个名字,胡友松并不感到陌生,当时全民学“毛选”,她在《毛泽东选集》里读到过国民党南京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小学历史教科书里不再有“台儿庄大捷”,但她时常从大人们的闲谈中听到过,李宗仁打日本很坚决,1938年,他指挥的台儿庄战役,歼灭侵华日军万余人。李宗仁的英雄壮举和崇高的民族气节,深深地打动了胡友松的心。面对自己崇拜的抗日名将李宗仁先生热烈的求婚,她同意了这桩婚事。1966年7月26日,李宗仁和胡友松在北京西总布胡同51号“李宗仁公馆”举行婚礼,成了李宗仁第三任太太。

当时,李宗仁和胡友松的婚事,只是在极小的范围为极少数人所知晓,绝非如当今网上所言的什么“轰动一时”。

胡友松后来披露,当初李宗仁向她求婚,她也曾犹豫过,毕竟相差49岁,但她仰慕这位大将军,而且周总理又知道了这件事,胡友松觉得她的婚姻能被周总理批示,在那个年代是很幸运的。

无庸讳言,凡在那个历史时代生活过的人都会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在1966年7月那个阶级斗争已到疯狂的日子里,如火如荼的红卫兵运动正在大张旗鼓地在全社会“扫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在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分子成为极可憎极可怕的社会成员的时候,社会关系那是决定人的命运甚至生死存亡的。尽管李宗仁曾贵为“天子”,归国后受到党和国家的最高礼遇,但他毕竟是跟蒋介石齐名的“反动头子”。如果胡友松不是一个无嫡系亲属的单身女孩,放在有父母、兄弟、姐妹、伯伯、叔叔、姑姑……历史清白的家庭,这门亲事是很难成功的。试问,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社会底层的百姓谁敢跟李宗仁攀亲?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旦亲成,将后患无穷,刨起根底来要株连多少无辜善良的亲友?那么,阶级成份不好、历史又不清白的人家,怕被扣上政治大帽子而雪上加霜,更是不敢将女孩嫁给李宗仁。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

胡友松也曾坦言,和李先生结婚,一方面是出于我本身的政治压力,都说我是国民党大军官的女儿,这使我在单位很压抑。李先生毕竟是属受保护的社会上层人士,只要跟李先生结婚,我的一切都会改变。医院不用去了,生活条件变了,个人处境也变了。但在举行婚礼的时候,胡友松的思想忽然波动起来,有种身不由己的感觉。想到自己的生世和辛酸的往事,心却突然揪了起来,“我突然想,自己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她借口醉酒,独自走进卧室,泪水止不住地涌了出来——“这是我的归宿吗?我将怎么办?”

但李宗仁很为这桩成功的婚姻高兴,他把他和胡友松合影照片冲洗了好多张,分别寄给国内外的朋友,在每张照片后面,他都激动地写上:“这是我的夫人胡友松!”

婚后,这对老夫少妻分床而栖。李宗仁每天夜里总要去胡友松的卧室看一看,给她盖个被子,聊上几句。但胡友松很快就烦了,让李宗仁以后不要再在深更半夜来吵醒她。但李宗仁还是去。在胡友松熟睡时,他光着脚在地板上走,怕惊扰妻子的酣梦。“一次,”胡友松回忆道,“我肚子着凉,医生开的方子是吃4两南瓜籽,李宗仁就亲自为我嗑,一直为我嗑到深夜。”胡友松开始为李宗仁的真情打动,渐渐地从感情深处接纳了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双方总算有了共同的语言,开始了融洽的家庭生活。胡友松亦从人称,尊称自己的夫君为德公。非常钟情自己新婚妻子的李宗仁,十分喜欢“若梅”这个民国色彩很浓的名字,他希望自己的爱妻能像梅花一样,经得起人生的风霜雪雨,故都以“若梅”称之;而李宗仁的旧友和部属则多称呼胡友松为“少夫人”。这样的称呼,大家都很开怀。平日,两人就呆在“公馆”里画画、看报、下棋消磨时光。

天有不测风云,这种平静而恬淡的生活仅仅持续了两年有半。李宗仁病了,而且病得很重。李宗仁住院后,胡友松精心护理他,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使李宗仁感到了莫大的慰藉和满足。然而,胡友松有心爱人,却无力回天,李宗仁于1969年1月30日撒手人寰,永远地离开了年青貌美的爱妻。留给胡友松最后一句话是:每年清明别忘了给我扫墓,让人知道我还有一个年轻的妻子。

短暂的婚姻结束了,对于刚刚30岁的胡友松来说,无异于天崩地裂,顿觉孤独无依,陷于无限悲凄之中。更有甚者,她被赶出“李公馆”。随着阶级斗争愈深入,胡友松被扣上了“港台特嫌”的帽子,被公安部门拘押审查。1970年,胡友松被送到“五·七干校”——湖北沙洋农场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和思想改造。有关领导不想让人知道胡友松的真实身份,便建议她改个名字。于是,胡友松不得不更名叫王曦。

周总理听说李宗仁遗孀胡友松被“下放”到湖北沙洋农场劳动时非常生气,拍着桌子大光其火:这么大个北京城,难道还放不下一个胡友松?赶快叫她回来!在周总理的干预之下,胡友松回到北京,被安排在一家工厂当工人,有关部门又很快给她安排了住房,胡友松终于有了一个新家。

胡友松是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才得以“平反”,被摘掉“特嫌”的帽子,并且恢复正常的平静生活。

后来,胡友松又被突然调到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前身——笔者注)工作。原来,这还是周总理给予她的深切关怀所致。周总理在病重期间,还常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打听胡友松的情况,问胡友松年过得好不好?一再交待有关负责人,要对胡友松作妥善安置。

后来,在朋友撮合下,胡友松又结了一次婚。但是,这次的婚姻并不幸福,很快便离了婚。

胡友松尽管学历不高,但是她的心里十分清楚,李宗仁是个重量级的历史人物,即便是他的日常生活用品,也许将来有一天会成为珍贵的文物,有的还可能是无价之宝,自己有责任好好保护它们。在她生活最艰难的时候,她也没有想过变卖这些旧物。

李宗仁生前常把台儿庄比作他的“第二故乡”。台儿庄的领导和各界民众也在四处打探李宗仁将军夫人胡友松的下落。1996年8月的一个日子,在台儿庄籍人贺茂之将军的帮助下,台儿庄的人民终于找到了胡友松。

胡友松被接到台儿庄参观考察,受到台儿庄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回到北京,她打开了尘封30多年的一个又一个箱子,把李宗仁60多件遗物和200多帧照片以及书信一一取出,悉心整理后,全部捐献给台儿庄李宗仁史料馆。为了感谢李将军夫人,台儿庄把胡友松列为台儿庄荣誉市民。

早在此之前,胡友松先后两次将国家发给她的特别补助费13.7万元,李宗仁的私款20余万元,以及大宗名人字画上交国库;与此同时,她还把李宗仁的160帧照片捐赠中国历史博物馆。同时向政府表示,她不要国家任何照顾,完全能够自食其力。胡友松永远忘不掉李宗仁,在李宗仁逝世后的每一个清明节,她都到八宝山公墓,将一束鲜花奉献在李宗仁的墓前。

1990年3月,作为李宗仁最后一位夫人,胡友松到广西临桂县两江镇头村瞻仰和凭吊夫君李宗仁的故居。在瞻仰了桂林文明路的李宗仁官邸后,胡友松在有关工作人员陪同下,去叠彩路一号李宗仁元配夫人李秀文女士的住宅拜望。

1949年,李宗仁去美国时,李秀文也离开了中国大陆。1959年,李秀文辗转到美国,同长子李幼邻、儿媳珍妮一起生活。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李秀文回到祖国的怀抱,在家乡居住。她和长子李幼邻深为胡友松的高尚品德所感动。李幼邻曾向中国有关部门表示:“我父亲最后的日子是她照顾的。我感谢她,她是李家的人。”

当胡友松到李秀文住宅时,方知李夫人已住进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当时叫市工人医院——笔者注),她便又赶往医院。只见李秀文床头病员卡上写着:1988年8月28日入院,脑血管硬化。老夫人因年事已高,处于长期的“醒状昏迷”状态,已无意识。胡友松没有讲话,她在近前仔细地观察了好一会才依依惜别。这是李宗仁的第三位夫人和第一位夫人之间唯一的一次会面。

两年之后,1992年,102岁的李秀文在广西仙逝。

进入人生黄昏的胡友松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不写回忆录,也不写传记,只在心里留个记忆!她听说,在电视连续剧《霍元甲》中主演“霍元甲”的著名香港影星黄元申先生看破红尘,于1989年舍弃父母、妻儿到香港大屿山宝林禅寺削发为僧。这件事对她触动很大,她也步黄元申的后尘,于1993年到北京广济寺皈依佛门,法名妙惠居士。

她习惯了一个人独处的清静生活。她的生活颇为简单——读书,练字,画画。上午时光,她在自己的屋子里虔诚地潜修佛学,客厅里摆着莲花灯,灯轴上是一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下午,胡友松一般是画画、练字。她擅长画牡丹,她画的牡丹花经常参加海峡两岸的名人画展。她描摹齐白石大师的画已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她将卖画所得款项全部捐献给灾区人民。她打算在适当的时候举办个人画展,但不幸这却成了她的遗愿。

2008年2月5日那天,胡友松兴致很高,买了很多年货回到台儿庄,说要在台儿庄过一个丰盛的春节。谁知,傍晚突然感到腹部疼痛,到医院检查确诊是直肠癌。她很乐观地对身边的人说,“我是直肠癌,和李先生一样的病,到死的时候我们也是同病相怜。”她已看淡了生死,正月十六在枣庄市市立医院上手术台的时候,医生要亲属签字,她笑笑说,“我自己签吧,我孤家寡人一个!”

2008年11月18日,胡友松感到时日无多,便前往德州庆云县名刹金山寺小住。一周后,在几十位僧侣与佛友们的虔诚祈祷中,她以妙惠居士的法身,安然圆寂。

(责编 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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