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统文化基础

孙金华　张国富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植根于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沃土之中。探究其传统文化基础，对于我们深刻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B018；G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81x(2009)04—0401－0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植根于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其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因此，探究其传统文化基础，对于我们深刻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传统文化底蕴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有着相通之处。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之间的水乳交融，马克思主义才真正完成和实现了从西方到东方的传播、生根、发芽和结果，赓续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指导思想的内在基础与文化底蕴。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都与中国优秀文化有着相通之处，中国优秀文化为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中介和桥梁。

(一)科学社会主义最终社会理想与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相通性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其最终社会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与此有相通性，它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之一。

中国古代儒家的“大同”思想最早见于《札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Jf-(第58页)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是试图在人间再创造一个理想的天国，他要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康有为的《大同书》也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未来社会的大同思想。孙中山更是集中了中国大同思想之大成，主张“天下为公”，他的“三民主义”就是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体现。正是“大同，理想代代相传，经久不息，始终存活在劳动人民心中，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传入中国后，人们感到“似曾相识”，从而对其怀抱一种可感知，可理解、可接受的愉悦的文化认同心态。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相通性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哲学内涵博大精深，它存在着丰富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与唯物史观的思想，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认同感，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便利的思想桥梁。

中国古代哲学有着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的传统，王充的“元气说”、张载的“气一元论”、王夫之的“气者理之依”等观点，就很具有代表性。尤其是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对“理气”(道器)、“心物”(知行)之辨作了批判的总结，达到了二者朴素的统一。中国古代哲学也有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如先秦时期《周易》、《老子》、《孙子兵法》等著作中都包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老子》提出了“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第241页)的命题，并且讲到“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等福和祸依据一定条件互相转化的道理。中国古代哲学还确着丰富的认识论思想。自《尚书·说命中》提出“知之惟艰，行之惟艰”的哲学命题之后，知行关系问题就成为中国哲学史上一个聚讼不已的哲学论题。如墨子的“三表法”、荀子的“行高于知”、王充的“知物由学，学之乃知”、王夫之的“行先知后”、颜元的“知从行来”以及近代孙中山的“知难行易”、“知行合一”、“因知以进行”等。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有“变易”历史观的优秀传统，虽然不是科学的历史观，但它关于人类历史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并要求社会、政治、法律措施需要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而不断变革更新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着相通之处。尽管中、西方文明有着巨大的差异性，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法某种程度的相通或相似，为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文化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相通性

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丰富的经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有相通之处。首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在商品与市场问题上的观念有相通之处。早在神农氏时代，从事畜牧业与从事农业的部落之间便出现了产品的相互交换。随着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发生与发展，交换范围进一步扩大，以交换为目的的简单商品生产得以产生并发展。人们逐渐从交换实践中认识到商品与市场的某些内在逻辑，如战国后期墨家关于价格变动与货币购买力变动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就是最好的说明。《墨子·经说下》写道：“刀氽相为贾，刀轻则氽不贵，刀重则汆不易。王刀无变，汆有变。岁变，则岁变刀。”(第157页)就是说，在交易(“买”象征交易)中货币(“刀”)与商品(“汆”以购进粮食象征，商品买卖)相互体现对方的价格。如果货币贬值(“刀轻”)了，商品的价格虽然上涨也不算贵。相反，如果货币升值(“刀重”)了，则商品价格下降也不算便宜。法定货币(“王刀”)是不改变的，但商品价格却不时改变，如果商品价格年年变动，则货币价值也将年年变动。其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在货币理论方面有相通之处。中国货币产生在夏商时期，牲畜、粮食、布帛、珠、玉、金、银、铜、贝等在商、周时代都曾起过货币的作用。进入战国以后，逐渐出现和形成了一些货币的理论。《管子》把货币概述为通货，交换手段或流通渠道，“今君铸钱立币，民通移”，“黄金刀布者，民之通施也”(第198页)。刀布即古代的刀形货币，泛指货币，通施指流通，很明显地说明了货币流通手段的职能。第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在宏观调控政策方面有相通之处。战国后期的《管子》一书，阐述了重视国家调控市场供求以稳定物价的问题。《管子》说道：“万物之满虚随时，准平而不变。”(第200页)满指供过于求，虚指供不应求，准平指国家调剂市场供求以稳定物价的措施，有时也泛指物价平稳。桑弘羊承继管子的经济思想，巧妙地设计了“均输”和“平准”政策，“平准”类似于当今的价格平准制度，即有关当局通过吞吐相应物资而保持物价稳定。“均输”的实质，在今天看来就是各地的地方当局将符合本地比较优势从而成本低廉的物品集中收购，运往高价的地区销售，所得利益充作地方财政资金。以上这些合理的思想为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奠定了文化基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传统文化渊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指对国家、民族追求的未来美好发展前景的价值认同。在现阶段，我党把其共同理想

具体化为三大内容：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目标正是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的民本思想、和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一)民本思想的传统文化底蕴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民本思想。古代民本思想发端于商周，故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第227页)之理。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成为系统、完罄的思想理论。孔乙己子主张“为政以德”(第15页)，要行德政，务以“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第17页)。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第133页)，认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第65页)。荀子也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为君，以为民也。”(第713页)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提出“我无事而民自富-CTl(第362页)的富民主张。唐宋时期，传统民本思想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加强，在治国策略上更加注意采用宽民、抚民、利民、爱民政策。唐太宗李世民多次引用荀子“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沦述，强调“民水君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载舟覆舟，所宜审慎”的道理。宋代在治国方略上已把“民本”观念作为一种“天理”固化于统治阶级的内心，在治国主张上注重功利思想，体现为“安民”“宽民”“顺民”“足民”政策。明清时期，民本思想有了新的发展，黄宗羲提出以“万民忧乐”。王夫之说：“君以民为基。”(第281页)“严以治吏，宽以养民”，“藏富于民”。顾炎武主张“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第71页)，“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第5页)。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也很看重民情、民意和民权。康有为主张“君民同体”。谭嗣同在《仁学》中指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第72－73页)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比维新派进了一步。他主张“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第75页)，“何谓三民主义呢?简单地说，便是民有、民治、民享，详细地说，便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项主义的意思，是要把全国的主权，都放在本族人民手内；一国之政令，都是由人民所出{所得的国家利益由人民共享。(第563页)这种民本思想的转化，比历史上任何政治家、思想家都走得更远、更彻底。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尽管有局限性，但其精华已内化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从更深的层面上制约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

(二)“和谐”思想的传统文化底蕴

“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中国古代，从理论上剥和谐思想进行系统论述的当首推儒家。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所提出的理想人格是善于以宽厚处世，协和人我，从而创造和谐的人际环境。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第265页)，“礼之用，和为贵”(第3页)；又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第31页)其意是说，保持和谐而不结党营私，行为庄重而不与他人争执，善于团结别人而不搞小团体，才称得上君子。孟子也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第57页)可以说，儒家是“和谐”思想的集大成者，“和谐”是贯穿于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主线。随着儒家思想上升为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和谐思想也随之得到广泛的传扬。历史上著名的思想流派亦不约而同地认可“和谐理念”。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倡人与人之间“无欲”、“无为”、“无争”，彼此和谐相处、宽大为怀的道德准则。他说，“为无为，事无事”(第254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口(第246页)。老子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依归。道家的另一代表人物庄子也强调人必须遵循自然规律，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第246页)。“和谐”思想也深深浸润于民风民俗和民众朴素的意识中。民众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推崇和睦、和善、和平、和解、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和睦相处、和衷共济等等，均反映出了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已经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风俗、心理、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各个方面，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谐思想，为我们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提供了思想基础。

三、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传统文化沃土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沃土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是对实现共同理想的动力之源的价值认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力量。

(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熔铸

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是千百年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感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之中。从孔孟时代的“匡正天下”到屈原的“生为楚国人，死为楚国鬼”，从贾谊的“国耳(而)忘家，公耳(而)忘私”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岳飞的“精忠报国”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林则徐的“苟利国家身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到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从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到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从我国近现代史上无数爱国志士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前仆后继，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批批海外留学人员放弃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毅然回国，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都无不体现着民族自尊自强的精神。

团结统一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主要表现。自古以来，中国各民族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都以“炎黄子孙”而自豪，都有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整体感和责任感。唐代文成公主和藏族松赞干布的通婚、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明代郑和七下西洋，都是我国历史上促进民族融合和对外友好往来的佳话。爱好和平是爱国主义精神内涵的扩展和延伸，是其体现在处理本民族与世界其他国家各民族之间关系上的要求，是一个民族在同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平等相待，友好相处，求同存异，团结合作，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而努力奉献的精神。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数十年来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勤劳勇敢是在与艰苦的自然条件和严酷的社会环境作斗争的过程中锻炼和培育出的一种吃苦耐劳、艰苦奋斗、不畏艰险、勇于攀登、不屈不挠的精神。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勤劳、勇敢、智慧、富于创造力著称于世。中国人民正是依靠这种勤劳勇敢的精神，缔造了古老的中华文明，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自强不息是一个民族所具有的独立自主、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知难而进的精神。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天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说。自强不息体现出开拓进取精神，如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强调变革，主张向西方学习，号召中国人民起来维新变法，这种探索救国救民的精神是可贵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勇于探索、大胆创新改革的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延续、继承和发展，充分体现出“因时而变”、“与日俱进”的开拓进取精神。

(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传统文化依托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需要而形成的崇高精神。这种时代精神正是依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在传统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

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文化沉淀中具有丰富的变革精神。如《周易·乾·文言》的“终日乾乾，与时偕行”““(第7页)，说明了变通趋时之意。《周易·艮·彖》提出的“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第30页)，《礼记·大学》引汤《盘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第2页)，意即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间断地更新又更新。“变”是《周易》的核心观念之一，《周易·杂卦传》曰：“革，去故也}鼎取薪也。”(第777页)“革故鼎薪”即指除去旧的，建立新的。《周易·系辞传》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第243页)意即事物发展到极点，就是要因时变革，只有变革，才能打开前进的通道。《周易·系辞传》中强调“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第253页)。一切都是变动不居的，只有变革才能适存。《吕氏春秋》说：“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疡子矣。”意即做事要据情况而论，该变法时就必须变法。正是因为变革，中华民族才具有了旺盛的生命力。如春秋时代的孔子，改革了古代学术与教育的“学在官府”制度，推动了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改变了落后的面貌，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另外，东汉赵过改革农业技术、曹操改革选官制度、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唐代刘晏和杨炎进行的财务改革、宋代范仲淹倡导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商鞅变法如此等等，充分说明了中华民族变革的精神。正是这种变革精神，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时代精神最好的继承者和弘扬者。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者在革命斗争中创立和形成的时代精神，包括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者同样重视时代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强调指出：“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并一再号召全党要继承和发扬革命拼搏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一切困难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精神。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倡导“创业精神”、“98抗洪精神”、“新航天精神”。在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下形成的抗击非典精神和抗震救灾精神等都是对时代精神的最好诠释。

四、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传统道德基础

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传统---美德的提炼和升华。

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涌现出的思想家先后对荣辱观赋予了深刻的内涵。春秋时期，管仲认为“礼、义、廉、耻”与法相比，比法更为重要。《管子·牧民》中指出：“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日礼，二曰义，三日廉，四日耻，礼不愈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第5页)意即一个国家有四条准则，就好像四根绳索维系着国家的安全。断了一维，国家就要倾斜；断了两维，国家就有危险；断了三维，国家就要颠覆；断了四维，国家就要灭亡。倾斜了还可以把它扶正，危险了还可以使它平安，颠覆了还可以使它再起，灭亡了就无法重新确立了。那么维系国家的四条准则是什么呢?一是礼，二是义，三是廉，四是耻。礼能使人不逾越规矩，义能使人不擅自妄进，廉能使人不掩饰过错，耻能使人不服从恶人。所以，不逾越规矩，统治者的地位就可以安定；不擅自妄进，人们就没有机巧欺诈；不掩饰过错，人们的行为就自然周全；不服从恶人，邪乱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管仲还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第3页)的命题，把荣辱观念同物质生活水平联系在一起，说明了文化生活同经济发展的需求之间的密切关系。

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提出了以“仁”、“义”为标准的荣辱观。孔子重视人生对荣誉的追求，他说过：“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在他看来，一个人要被世人传颂就应该去追求荣誉。同时，孔子对“知耻”也高度重视，认为“行已有耻”即做人要对自己的行为报有羞耻之心。孟子也以仁、义、礼、知为标准阐明了他的荣辱观。他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第56页)意即对受苦受难的人，如果没有同情心，不能算是人；没有对自己或者别人的坏处感到羞耻和厌恶的心，不能算是人；没有谦辞礼让的心，不能算是人；没有是非善恶的心，就不能算是人。人应该有明辨是非的心。孟子从仁、义、礼、知的角度阐明了他的荣辱观。荀子也曾说：“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第119页)荀子阐明了荣与辱、利与害的荣辱观。

宋明时期，一些有影响的思想家也大力提倡知耻。宋朝理学家朱熹说：“耻者，吾所固有差恶之心。有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禽兽，故所系甚大。”南宋理学家陆九渊则说：“夫人之患莫大乎无耻，人而无耻，果何以为人哉?”明代的王守仁在《传习录》中也说到：”种书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这些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珠玑名言元不说明一个道理：知耻是做人的硬道理，只有知耻才能有所为荣。

清朝思想家顾炎武引《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第132页)。龚自珍说：“士皆有耻，则国家永远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康有为也说道：“人之所以不为，皆赖有耻心。如无耻，则尤事不可为矣。”这些沦述均反映出中华民族强烈的耻感意识，正是这种意识，才使中华文明能维系、昌盛数千年。

综上所述，前人荣辱观中涉及到的对义与利、公与私、美与丑、善与恶、苦与乐、生与死等关系的有益论述和思想，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道德遗产，对我们今天进行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提供了丰富的道德思想资源，它所具有的精神感召力和民族凝聚力也是我们民族走向世界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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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涂文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