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相关者民主化管理问题研究

卢山冰

摘要：为了把握现代管理前沿理论，应用文献研究法，对利益相关者民主化管理规范化概念进行了研究，认为代表性、参与性和审议性构成民主化管理的本质属性，“低层次代表性和弱影响力”是民主化管理的制约。利益相关者代表性和影响力取决于其民主参与频率与机制保障。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民主化管理；代表性；参与性；审议性；影响力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09)05-0134-05

近年来欧洲管理学界关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又出现了新的进展，其中融合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学、公司控制学和会计学，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学科，诸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研究的分支学科，倡导以“民主化管理”为核心的研究内容成为利益相关者研究的新的热点。

一、利益相关者民主化管理的研究对象

在利益相关者民主化管理研究的历史过程中，欧洲诸多的有关商业伦理方面文献刊发过相关研究文章都把利益相关者民主化管理视为“将是一个尚未充分发展的概念”。

世界上公认的最早对利益相关者问题进行研究的弗里曼(Freeman，1984)在他著名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分析》中，首次提出“利益相关者”的概念，他明确“一个组织的利益相关者是指可以影响到组织目标实现的人或群体”。在他的相关管理学思想导论的著作中，也明确加进了一个章节的内容讨论利益相关者民主化管理的理论问题，并且将这些内容看作自己管理学理论所属的重要内容。在后来的许多研究者加入进来后，利益相关者民主化问题研究便成为管理学界一个持续性议程，尤其是在商业伦理学家介入讨论后，更将这个问题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深刻化研究阶段。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有：琼斯(Jones，1999)、韦克斯(Wicks，1999)、斯托尼(Stoey，2001)、维因斯坦利(Winstanley，2001)、弗雷曼(Friedman,2002)和米里斯(Miles，2002)等人。在这个时期的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者中比较有影响的代表人菲利普(Phi]lips Freeman ＆ Wicks，2003)努力证实的是“什么不是利益相关者理论”(‘Whatstakeholdertheory is not)。凯利等人(Kelly et al，1997)则提出了“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StakeholderCapitalism)的命题和研究体系。正是在上述研究成果的支撑下，“利益相关者民主化管理”研究得到了持久性发展。

利益相关者民主化管理研究的第一个阶段所关注的是民主化管理的意义层面问题(GraRon，2004)。在利益相关者理论形成初期，弗里曼(1984)参照“现代公司民主制度”的概念，对公司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和利益等问题进行了评价，认为“民主化管理”的目的是“确保公司经营过程能够有公众参与或者代表大众利益者的参与”，这自然也成为了他的思想核心。可以发现，在弗里曼的理论中包含了现代利益相关者理论中几乎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即“消费者、生产者、雇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利益相关者民主化管理研究的第二个阶段，注重的是有关“雇员管理”作为利益相关者的问题研究。在后续的“利益相关者民主化管理”的研究成果中，有关“雇员管理”研究比较活跃，在许多研究成果中最关心的往往只是雇员，而很少深层次地去探讨其他利益集团。他们将雇员与公司关系的研究，放在“工厂民主化管理”的研究背景中。雷姆塞(Ramsay，1997)对“工厂民主化管理”的研究追溯到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时期，他认为从早期的工场制里都能够发现民主化管理的痕迹，甚至认为“工厂民主化管理”是利益相关者民主化管理的突出形式。无论是“工场”还是“工厂”，所谓的民主化管理基本内涵“都是强调雇员参与公司决策，其中包括雇员在公司管理过程中的参与，以及组织战略制定中的信息公开和雇员的决策参与”。可见，早期的企业民主化管理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为现代利益相关者民主化管理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素材和经验基础。在此基础上，威尔曼等人(Varman &Chakrabarti;，2004)特别注意把“合作制企业”当作公司民主化管理的典范，并且还将其当作超越市场和等级结构组织的一种管理形式。然而，由于一方面在公司管理上民主化程度高的组织能够从更忠诚、更有责任感的雇员那里获得高的收益回报，而提高雇员民主参与和自由决策的程度也自然会推动公司向更具有创新力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利益相关者参与民主管理又是一个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无形劳动”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导致低效率现象出现。考贝森和丹尼(Courpasson ＆ Dany，2003)的研究也证明，由于大多数情况下公司掌握权利的人是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他们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利，比较理想的应该是将职业经理人制度与雇员一定的自我决策能力相结合的民主化管理形式。

利益相关者民主化管理研究的第三个阶段，注重内外利益相关者问题研究。在有关研究成果中，凯尔(Kerr，2004)的研究比较深刻。他认为在依靠具有高度熟练的技能和创造力的劳动力的产业领域，或者在雇员灵活应对顾客并进行个性化服务的领域，民主化管理过程无疑更有助于公司运作和效率的提高。针对利益相关者民主化管理理论中许多人称道的“工场民主化管理”，他认为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即“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看，在损失组织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为代价的情况下，‘过度的民主化管理，就是那些过多地强调雇员利益的情况一定可能出现”，其结果就是公司之外的利益相关者或者被忽视或者其利益被损害。因此，在评价“民主化管理”时，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个利益相关者集团之内，还应该考察企业内外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程度，以及一个公正的同时也是能够处理和平衡所有相关者利益的方法。

可见，所谓的利益相关者民主化管理理论是随着民主化管理的概念形成而出现，并且随着民主化管理概念的不断完善其相关性研究也日益丰富起来，也为近年比较热点的关于公司社会责任、公司决策社会参与、公司控制过程代表广泛参加等“民主化管理”的理论要求奠定了研究基础。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一体化的逐渐完成，跨国公司竞争力对国家、社会、地区的政治、文化影响与日俱增，利益相关者民主化管理的思想陆续被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甚至于被纳入一个共同认可的概念体系之中了。

二、利益相关者民主化管理的科学内涵

“利益相关者民主化管理”的科学涵义到底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人们在进行利益相关者问题研究时不可回避的问题。比较具有权威意义的是考贝森和丹尼以及凯尔的解释。

考贝森和丹尼认为，界定民主化管理一定要考虑到4个方面：①包括所有关系到个人自由和个人

责任两个方面的承诺；②体现出人权和参与者之间政治上的平等权；③在日常经营管理中有关个人和集体力量的信念；④管理程序和过程的稳定性和相互信赖性。

凯尔根据自己的考察，也概括出民主化管理定义必须具备的四个属性：①民主化管理必须对被管理者负责；②民主参与过程中享有平等权利；③享有充分的信息沟通和交流的自由；④参与者能够代表被管理者的利益。

由于一谈论民主人们常常讲政治学上的民主并与经济学上的民主相混淆，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者们也对“民主化”问题进行了诠释和澄清。哈瑞森和弗里曼(2004)指出，“股东可以投票进入董事会，但是并不一定意味着这种制度应该被运用到所有利益相关者关系中去，以此体现民主”。与这种观点相呼应的是恩吉伦(Engelen，2002)的论述，即“利益相关者民主化管理并不是指公司必须变成一个城市议事机构或者国家议会那样。成功的民主化管理模式并不是赋予每个人拥有同等话语权”。在员工参与公司民主化管理中，每个人不仅参与的时间难以统一，而且他们是否愿意把时间花费在沟通交流、表达意愿活动的参与度上也有着很大不同。因此，哈瑞森和弗里曼(2004)通过对民主化管理概念分析，提出了在商业领域“建立在‘自治、‘自愿基础上的公司利益相关者关系”，并强调这是“民主化管理的哲学基础”，也是利益相关者民主化管理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于利益相关者民主化管理不仅存在于各个利益相关者集团的关系上，而且还影响到公司商业活动的所有领域，在对其进行明确定义时要把它当作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和发展型概念(Marten ＆ Crane，2005)。就利益相关者民主化管理的意义来看，它将“民主化”从政治领域运用到了商业领域，在“自愿”的原则上，以“自治”方式体现出利益相关者民主化管理，从而将“民主化”超出了传统西方社会政治领域的“代议民主”的概念范畴。

三、利益相关者民主化管理的本质属性

民主化管理属于高度政治化术语，其本意是“一种人们支配的管理形式”(8 form of governancein which people rule)，但它同时也是意义上最模糊的概念(Robertson，1985)。利益相关者民主化问题的研究者认为其本质属性应该包括“代表性”(repr-esentive)、“参与性”(participatory)和“审议性”(de.1iberative)。

就这三个本质性而言，代表性民主管理的形式来自“代议民主”制度，即通过选举代表人来实施民主化管理，这是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民主化管理形式；参与性民主化管理是指在进行公共决策时，倡导更广泛程度的民众参与，但是在决策过程和决策确定时由少数代表者来最终完成的观点；而审议性民主化管理又被称为“推论的或对话性民主管理”(discursive or dialogic democracy)，其意义为一个政策决策系统，包括能够平衡决策制定的具有代表性的民主化管理内容，而且公正的法律和规范通过自由和平等的公众作出公共性推断以及通过有效的对话和沟通得以实施。三个本质属性的关系是从代表性向审议性逐渐深化的过程，甚至于从一个更加广泛的政治性视域讲，西方世界也正在完成从代表性民主化管理向审议性民主化管理的转向，并且其影响必将日益深远。考虑到利益相关者民主化管理研究与政治学范畴的紧密关系，欧洲许多研究者非常注重从政治学的视角进行分析，并认为组织利益者相关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决策者的决策前提、决策过程乃至决策实施，从而对自身的利益产生直接影响，促进民主化管理实现的领域不应该单纯是商业企业，还应该包括能够与公共领域产生互动的各类相应机构。

为了保证利益相关者民主化管理得以实现，除了代表性之外，要求必须将参与性民主管理和审议性民主管理作为主要要素纳入公司管理。在利益相关者民主化管理的体现上，要以公司企业允许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的一系列实际活动为具体性表现。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利益相关者在问卷调查、特殊群体调研、专题性讨论会、经常性会议、内部刊物、网页网站或服务热线、会议简报、网络论坛等的参与，不仅能够在企业中拥有话语权，也将把利益相关者关系落到实处，在这些过程中有时利益相关者扮演了一个灵活的公司管理者角色，这样更能够激发其民主化参与和创新行为的产生。

在利益相关者参与性问题研究上，贝克斯瑞德和瑟沃德(Backstrand & Saward，2004)提出讨论利益相关者参与性的民主特征，必须考虑的两个问题：①利益相关者的代表性的程度；②利益相关者在决策事务上拥有的影响力。他们认为利益相关者代表其成员利益的程度和形式是民主化管理的核心。当利益相关者在企业沟通中被完全告知问题、事件或者结果时，这时的参与性就开始表现出来，并且会逐渐体现出民主化管理的效率性。为了实现和落实参与性，相关者的争辩、讨论、理解、强调、达成和解和双方互动过程等，都被赋予了民主化管理的深远意义。在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力上，分析其影响范围时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机制的形成；二是由推论或对话形成的决定。一般而言，稳定的机制能够保证利益相关者或代表人在公司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以及保持影响力的持续性存在，特别是这种机制能够保证利益相关者所关注的事件或信息得到企业的重视，并且将由此形成的观点和决定通过正式渠道带到公司决策过程。

四、利益相关者民主化管理面临的障碍

现代法学理论在讨论“正义”时，非常强调“程序的正义性”。分析程序正义性与现代公司管理和效率性关系，也是利益相关者民主化管理中的重要内容。在相关的研究成果中，有许多学者对当前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实践活动时的“低层次代表性和弱影响力”倾注了较多的注意力。这也就导引出利益相关者民主化管理实施中面临障碍制约问题。

针对障碍制约问题，格雷等人(Gray et als1997，Thomson ＆ Bebbington，2005)提出“强化程序的民主性特征”论断，波纳特等人(Bennett＆ Unerman，2004)则提供了一个通过程序去提升利益相关者的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方法。格雷等人在分析民主化管理障碍解决方法时，借用了哈贝马斯(Habermas，1978，1992)哲学思想中关于“理想的商谈环境”使伦理过程人性化的论述，提出在公司中建立协商的民主程序，以允许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有一个平等的机会参加到民主化的公司讨论中，而这些民主化的讨论目的就是为了达到一个主体间道德，使得不同利益集团的行为共同接受一致性意见。为了弥补公司内部在信息沟通上“把关人”的有意缺失和对信息的倾向性过滤与屏蔽，“理想的商谈环境”与“程序确立”成为民主化管理机制的不可或缺要素。与此同时，波纳特等人的研

究已经“公开承认民主化管理中利益相关者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存在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他们认为当很大范围内的利益相关者不能被认可或者被接受时，其代表性会出现妥协的倾向。加上利益相关者常常处于孤立无援之地，相互之间也往往难以达成一致。这样，有意义的参与、必要的妥协以及利益相关者对程序产生的影响就会受到限制。

近年来欧美国家一些关于利益相关者民主化管理实践方面的研究报告显示，非经常性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和实践活动，其代表性和影响力是低层次的。制约利益相关者民主化管理落实的情况是，在很多情况下即使是在代表者选举程序合法化背景下，或者说是具有一定的规范化机制下，他们作为利益相关者由于自身素质和信息不对称的限制，也常常不能完全代表任何自己所在的“集团”、“组织”或“群体”的意愿，或者没有形成具有权威性的、集中性的建议或意见。而在缺乏经常性的、周期性的、正式性的、规范性的民主参与机制保障背景下，利益相关者即使参与了所谓的公司民主化管理活动，其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可能非常渺小、微乎其微。汤普森等人(Thomson＆Bebbington，2005)通过对民主化参与中“议程”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主参与的议程是被组织控制和安排的，并且主要是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被安排的，而且各个利益相关者彼此之间缺乏必要沟通的单向信息传播活动。尽管我们承认利益相关者能够影响公司与利益相关者相互之间的沟通和对话，但是由于这些沟通和对话都是被公司自主选择的人员参与其中，沟通和对话也主要是在被公司挑选的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的，甚至于利益相关者代表人与公司之间隐秘性、非正式性交流中有意无意透露的意见暗示与倾向性内容，往往就帮助公司在进行公开对话时规避或排除了潜在的冲突风险。至于许多企业并不按照与利益相关者的约定而制定政策和采取行动，自主进行作为或不作为，都会导致民主化管理中的代表性和影响力缺乏，甚至于导致利益相关者的民主参与变得毫无意义。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我国学术界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而利益相关者民主化管理问题作为企业管理中普遍关心的问题，对于其概念进行细致性分析，框定利益相关者民主化的范围，规范民主化管理的本质属性，以及对民主化管理实施中的障碍性分析，从表层上看仿佛仅仅是在做学理意义上探讨，但是面对驱动着中国庞大市场迅速发展的而且明显已经问题丛生的中国企业来说，介绍、借鉴和研究利益相关者民主化管理，对于纠正我们企业发展的偏差，弥补企业诸多缺失，构建和谐的企业生态环境，推进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形成和可持续性发展，无疑也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