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邓友梅

胡世宗

没想到今年夏天在北戴河我又一次见到邓友梅!

1981年7月,我参加春风文艺出版社在大连大长山岛举办的笔会,那次笔会来的作家比较多,分别住在海岛别墅样的小洋楼里:林斤澜、浩然、张长弓、程树臻、顾骧、张笑天、彭荆风、叶辛、单超、祝兴义、金河、王栋、吴文泮……在笔会作家队伍里就有高个子、精明的邓友梅。我们在一起待了一些天。有一次大家去游泳,我出现了险情,差一点把命丢在大海里。过了两天,因我们部队机关有事,我要提前离岛,大家备酒加菜为我送别。邓友梅举杯站起说:“为世宗老弟完完整整地回沈阳干杯!”想起前两天遇到的险情,友梅兄的话令我感到十分温暖。

1999年6月,我们沈阳军区为了提高长篇小说创作质量,从京城请来了徐怀中、邓友梅、陈忠实、朱亚南、王宗仁等多位作家及出版社、刊物的编辑,帮助我们指点迷津、出谋划策。他来沈阳那天,我去接站。从火车下来都快走进贵宾室的大门了,他忽然发现自己的帽子丢在了车上,便跑回去取,我跟着他跑,等我跑到车厢门口,他已从车上下来了,手里拿着他那顶浅色的凉帽。他一再和我说:“我和你19年没见了!再过19年,我就85岁了!”他的时间概念十分精确、严谨。

没等到19年,可是也已过去10年了,我们又见面了!这一次是参加2009年中国作家协会北戴河创作之家的休假活动。报到的当天我就见到了依然神采奕奕的邓友梅,他穿着时尚休闲的深色圆领衬衫,浅色短裤,一双运动鞋,走起来很轻便。只是他的头发全白了,右手上还有一只小拐杖,说它是小拐杖是因为它不粗不大,很随手,且有一个套环连着手腕,友梅说这样就不必因掉在地上弯腰去拣了。

友梅很注意饮食,他说他一日三餐只在早餐吃主食,午餐和晚餐都不吃主食,主要吃蔬菜。他不怎么吃水果,不喜欢吃。他说为了身体健康必须注意饮食。可他的烟仍未戒掉,他说他在全国政协开会的时候,一位专家说,希望年轻人戒烟,年纪大、烟史长的可以不戒。因此他仍吸烟,只是烟瘾不重,而且吸了这么多年的烟,他不讲究牌子,他说对他来说抽什么牌子的都差不多。

那天下午没安排集体活动,我和田永元跑到邓友梅的房间聊天,他很高兴地放下手头的活儿,与我们攀谈起来。他的电脑还开着,满篇的小五号字密密麻麻,他怎么可以看这样小的字?为什么不把字搞大一点?我坐下很久仍盯着那台电脑的显示屏,想着这样一个让我费解的问题。

记得1999年那次,邓友梅说到他小时候的事情。他说他上过三年小学,第四年失学了,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能认多少字?郭沫若写的《李闯王》中有一个放牛的小孩儿,还要会说国语,国语就是普通话。文工团找了几个小孩去面试,只有他被选中。他在天津大城市生活过,又去日本当劳工见过大世面,不怯场。他就这样进了剧团,演小孩儿。他除了演戏,还点汽灯,管小道具,给演员提词儿,在幕侧挖个圆洞,蹲在里面,那时是演秧歌剧,他读三遍自己就会演这个剧本了。他参军就在新四军文工团,白文是戏剧股股长,郑重、丁峤是副股长,这些人演戏时他给提词。有时还要现编词,现编的也要记下。由于他表现出色,大家纷纷要求给他评功,那时的奖励就是二斤柿子、半斤花生。

抗美援朝回来,成立创作组,在大连,邓友梅写了个小说给《北京文艺》,赵树理看了说行,让他把人名、地名写清楚。他连写八篇小说,赵树理给发了两篇。正因为这个,他才被送到文学讲习所。有一次文讲所请曹禺先生上课,曹禺先生问他:“小邓,你认为我讲得怎么样?”他回答:“好,没打盹儿。”接着他让曹禺先生告诉他点儿窍门。曹禺先生说:“你要听真话还是听假话?”他说:“当然是真话了。”曹禺说:“有用的就几句,说实在的就一句,如果你想写剧本、小说的话,你背下莎士比亚三本书,你就会写了。你一个不会背,你写不了。”由此邓友梅发奋读了很多书,背了很多书。

邓友梅26岁时写了《在悬崖上》,因此被打成“右派”,22年后小平出来拨乱反正,才恢复他写作的权利。一次听广播,说陈毅逝世了。陈毅是新四军军长,他从小就在新四军军部文工团工作,与陈毅有接触、有了解、有感情,就写下很多回忆性的文字。恰好他在文工团时的老班长、写出著名小说《百合花》的作家茹志鹃来他家作客,他妻离子散一个人在家,就亲自到厨房给老班长、老大姐做炸酱面。只这一会儿,茹志鹃看了他写的素材稿,认为很有滋味,让他改成小说。他改好后发表在茹志鹃任副主编的《上海文学》上。这个题为《我们的军长》的短篇小说获得了1978年中国作协举办的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篇作品发表时,邓友梅本人还没得到“落实政策”呢。

邓友梅善于思考,他明白要想取得好的创作成绩,必须有自己的个性。他说,王蒙是聪明的,写异城风情;刘绍棠就写乡土;从维熙就写《大墙下的红玉兰》。搞文艺创作要拿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找一个长处是别人没有的。他说,王蒙住在知识分子圈,我是在市民圈。1949年我18岁,大刘绍棠6岁。我参加了三年解放战争,看见了旗人最后的生活。我去看赵树理,他两个沙发上全是书。他给我一本言情小说,一本武侠小说,他说要找老百姓爱看的去写。我吃完饭就到天桥,听评书,一年365天,从不误。文学艺术要求同存异,失去个性的追求不可能出色。金庸可以提高,但不是提高成鲁迅,而是更高的金庸。就像通俗唱法提高,不是提高成美声唱法一样。

说到出文集的事,邓友梅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作协给我出过一回,就是五卷本的《邓友梅自选集》。后来又写了许多作品。中宣部领导拜年时对出版社说过要给我出选集,现在有两家出版社想签约。年纪大了,没兴致,更没精力,想不起来在哪儿发过什么小说,收集不全。从新华社退下来的夫人倒是说给我当助手,帮我做这件事,可什么都得我来想啊,包括发表在香港、上海、杭州、天津报纸上的,根本想不全。这时,我看到友梅眼神里有一丝无奈。我劝他还是得自己下力气编好文集,这是后人根本无法代替的。

永元和我无拘束地与他聊着,他聊起来很有精神,我发觉他那双眼睛是那么地年轻!如果你没有见过他,或见过他没有注意他的眼睛,你一定不会知道他的眼睛是那样灵动,那样有生气,那么有魅力。

邓友梅打了几十年的太极拳,我发现每天早上我们包括王蒙都在学打太极拳时,他却不打,他在一边站着或坐着观看,或自己走出大院去散步。

邓友梅说到1973年之前他在天津上学,学了一段很长的顺口溜:“直隶省,天津卫,督察衙门保安队,有水局,有火会,急忙快跑消防队。高台阶,华家门,丁教胡同许善人……”他还说:“天津卫,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此处“阁”字发音为“高”。这炮台打过八国联军呢!邓友梅说,他虚岁六岁就上学了,念的是私塾,每个胡同都有老师办私塾,一个私塾没有多少人,不像现在学校的班级。邓友梅的文化底子就是小学三四年级。

我说,童年和少年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到了部队文工团好多了吧?邓友梅说,在战争中,人人都很勇敢,仗一打起来,与大家一起往前冲,打死你还是打死他是说不准的,枪子儿没长眼睛。战争年代经常吃不饱饭,我走不动时,指导员背着我,我才十三四岁,每天要走七八十里路,多时要走一百二十里路,那时我学会了坚持,咬牙也要坚持。所以以后被打成“右派”,包括“文革”,都挺得住,顶得住。这与我在战争年代里的磨练绝对有关。战争年代有时几天几夜不睡觉,有时吃路边老百姓地里的萝卜、白薯,洗都不洗,擦一擦,边走边充饥,还边打瞌睡。

邓友梅曾在鞍山文联工作14年。这次从鞍山来北戴河的作家董俊生与他聊起了熟悉的鞍山老熟人的情况,他很感兴趣。董俊生还把自己主编的《诗友》拿给他看。

我问邓友梅:现在写些什么呢?他回答:写点随笔。

我说,小说不写了?他说,不写了。

我问,随笔的题材主要是哪些方面的?他说,没有固定的题材,一时兴之所至,想到了就写。一般是一两千字,看见一个事,引起一些联想,就把它写出来。

我问,还有精力看什么东西吗?他说,兴之所至,翻一翻。

我问,上网吗?他说,在网上看新闻,比报纸快,比报纸丰富,能看见海内外的新闻。接着他笑了,说,我是按毛主席的教导,关心国家大事。说完自己先哈哈笑起来了。

我问,都去过哪些国家?

邓友梅说,访问过的国家太多,记不清了,几十个吧。亚洲、欧洲、美洲……许多国家都去过了。因我在作协外联部工作(他这个作协副主席分管外事工作),到一个国家访问,其他成员都去游览观光了,我们要去谈事,民间外交,国家不好交涉的都要通过民间沟通,我们要与被访问国家的有关领导交谈。有时谈得好,有时就谈得差,也有拍桌子瞪眼睛的时候。

我问,最后一次出访是什么时候,到哪个国家?

邓友梅说,是前年去印度,与他们的作家交流。一般惯例是我们邀请他们一个团来,他们邀请我们一个团去。

说到印度,我想到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曾来旧中国访问,我问那时是怎么接待的,邓友梅说,国民党不花这个钱,也不限制。咱们现在是国家管理,谁来谁去,国家批准,纳入国家工作。

我问,负责作协外联工作,遇到过头疼的事儿吗,最头疼的是什么?

邓友梅说,有啊。最头疼的事儿有的能跟你说,有的不能说,说了也不能向外界披露,不能发表。有的是官方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一个国家与我们签约互相翻译出版对方诗人的诗集,中国的诗集交给他们,他们不到一年就给印出来了。可是他们给我们的诗集咱们虽然翻译出来了,却不能出,因为他们的一位首要诗人被另一个国家也看作是第一诗人,如果我们出版这部诗集,另一个国家会向我们抗议,国家间要发生纠纷。为此,邓友梅带一个团访问了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有关人士对他说,你要不承认这位诗人是我们的人,将来发生战争你要负责。邓友梅说,我不怕这个,中国人就是靠打仗起家的。我不管这位诗人是哪一个国家的,关于他的诗集我们不能出,另一个国家要出,我们也一样对待,坚决不出。这个国家的副总理都出面接见了。别人都游山玩水去了,邓友梅要谈这些事情。

出国访问让邓友梅的视野异常开阔,他看到了各国各民族的文化瑰宝美不胜收。他在《柏林归来》中曾这样有趣地写到:“在民主德国,走路要格外小心,稍一疏忽就会漏掉一个文化圣地或历史遗迹。在柏林我在菩提树下大街散步,看到了马克思当过学生、黑格尔、爱因斯坦等人教过书的洪森堡大学、看到了希特勒焚烧书籍的广场、看到了列宁读过书的图书馆、看到了季米特洛夫、倍倍尔、李卜克内西活动过的场所,满以为无所遗憾了。回来后人们问我对海涅的故居有什么印象,我却茫然,再问我别的几个地方,我更傻了。从此就特别紧张而小心。到魏玛的时候,看到一块石头我也要问一下是否贝多芬或歌德在这儿坐下来沉思过、休息过,哪怕是系一下鞋带。后来进了植物园,我才松弛下来,心想在这些棕榈树、龙舌兰之间总不会有什么历史遗物了。恰在这时,一个中年人过来问我有没有时间看一点他负责保存的‘有趣的东西。我当然要看。他领我进了一个较大的房间,我竟在那里看到了拿破仑从莫斯科城下逃跑后一路所乘的那辆马车。我还看到了另一辆马车,是嫁到魏玛来的俄罗斯公主乘的。我从没想到马车会造得这么精美,甚至带有厕所!还有一次,主人请我吃饭,我无意地朝窗外一瞥,主人立刻对我说:‘对面这个小楼安徒生居住过……”

继《我们的军长》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话说陶然亭》获全国第二届优秀短篇小说奖,《追赶队伍的女兵》获首届全国中篇小说奖,《那五》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烟壶》获全国第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邓友梅喷发性的底蕴深厚的激情创作和取得的辉煌成就令人瞩目,令人仰视。

说到《那五》,我问其在国外翻译出版的情况,邓友梅说,法、德、英、意等国都翻译过,我怀疑这种翻译。这几个国家的文字我看不懂,可我稍懂日文。我看过日文版的《那五》,事件、故事都行,但韵味不行了,生活中的语言是很有魅力的,这恰恰是很难翻译出来的。

说到《那五》被改编拍成影视剧,我问能打多少分?邓友梅说,打不了多少分。他说,咱们文学创作的原则是能写五千字,决不写六千字;搞电视连续剧,他们是能拍30集,决不拍20集,是尽力扩张,剧本里要注水。我问,这剧本不是你自己改编的吗?他说,不是,我与他们签了协议,允许他们改编。

邓友梅还是中华名人垂钓俱乐部的副主席呢,他介绍作家赵大年入这个会,说钓鱼可以磨炼性情。赵大年说,他钓鱼的技艺实在无法恭维,他经常坐在池边看别人的鱼儿上钩,自己的浮漂一动不动,最终空竿而归。

可是,邓友梅人生的竿、文学的竿却是不空的,他总是满载而归!

责任编辑 高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