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声

卫　鸦

卫鸦,生于1978年,原名肖永良,湖南娄底人,现居深圳,于2004年开始小说创作,作品散见于《花城》《人民文学》《天涯》《中国作家》等文学刊物。作品多次被《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广东小说精选》等刊物转载。短篇小说《唢呐不哭》获“金小说——全国中短篇小说大赛”优秀奖。

这个叫马梁的男人是我表婶的儿子,他回家的方式有点特别,出去的时候是个生龙活虎的有志青年,回来后却浓缩在了一个四四方方的有机玻璃盒子里。这盒子由我表婶捧着,从深圳一直带到家里。回到村子里的时候,表婶步履沉重,低头弓腰,目光尘土一般垂落到地面。当她偶尔把头抬起时,我注意到她的目光像骷髅一样苍白而又空洞。表婶就那样把马梁带回了村子,乡亲们在路两边候着,她有如电影中的慢镜头一般,无声而又缓慢地从乡亲们惋惜的凝视当中移过,她和盒子里的儿子都是那样地沉默。我看不到马梁死后的模样,一块宽大的白布把那个盒子遮盖住了,但我知道他的一生已经化为灰烬。

马梁是我表弟,从村子里出去的时候,是一个很健壮的小伙子,那时他刚从武警部队退役,从部队回家后,他只在家里呆了两天,就带着一张二等功的证书去了深圳。其实他在服役期间表现不错,原本是很有机会提干的,被他放弃了。没留在部队里,是因为我表婶的缘故。我表叔很早就去世了,是我表婶辛辛苦苦将马梁拉扯大的,在他看来,母亲和父亲一直就是同一个人。他觉得他母亲与一个健壮的男人没什么分别,只要是男人能干的活,母亲全都干过了。在马梁眼里,母亲就是座屹立不倒的大山。可是当他长大了的时候,他发现母亲一下子就衰老了。所以他退伍了,他觉得自己既然是个男人,就有责任从母亲手里接过养家糊口这个担子。他说,子欲养而亲不待啊。他去深圳,就是为了让母亲能够无忧无虑地安享晚年,他听说那是个遍地金子的地方。

马梁跟我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在两年以前。那时我刚读完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报社工作,业余时间喜欢写点小说。马梁是我一部长篇小说里的主人公,在小说中我为他铺设了一条阳光大道。事实上,这两年他在深圳闯荡的经历暗合了我在小说中为他设计的奋斗历程。去深圳之后,他先是进了天虹商场当保安,后来因为表现出色被提升为保安队长,再后来,就跳槽去了一家物业公司当治安主任,月薪四千多,比我这个记者高多了。他的工资以及治安主任的头衔足以让我表婶颜面生辉,她逢人就夸赞自己的儿子有出息,说她的苦日子算是熬到头了。

的确是这样的,辛苦了那么多年,我表婶总算熬出了头。马梁是个孝顺的儿子,每到逢年过节,都会给家里打电话,或是寄钱,把我表婶的生活安排得很是优越。我为表婶感到欣慰,真是苦尽甘来啊。可是我表婶的清福没有享受多久,就宣布告终。那时我的小说还没写完,也就是说,我还没有为小说中的马梁安排一个满意的结局,这个现实中的原型人物就已经死了。我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即使是我后来亲眼目睹了马梁僵硬的遗体,我仍然无法将我那个风华正茂的表弟与残酷的死亡联系在一起。那时他已经安静地躺在太平间里,但我表婶认为他只是睡着了。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写小说的时候,从没想到过马梁会突然从我生活中消失,然而现实生活的力量比起虚构来要强大得多。我在小说中没有考虑到的地方,生活已经提前为马梁安排了。

那个传达死讯的电话是从深圳的一家医院打来的,那院长像拉家常那样问我表婶,马梁是你儿子吗?

表婶说,是啊。

院长说,他死了。

表婶说,你才死了呢。

表婶不相信马梁已经死了,她觉得自己的儿子生机勃勃,怎么可能说死就死呢?但表婶还是被吓着了。那边的电话一挂,她痉挛般地抖了一下,伸手就去扶墙壁,没扶住,而是更厉害地抖一下,歪着身子把屁股和话筒一起摔到地上。她坐在那里愣了半天,张着嘴巴说不出话。

等表婶回过神来后,她没有像我预料中的那样嚎啕大哭,她只是拍拍屁股站起来,平静地对我说,这电话肯定是骗人的,我儿子没死,前两天他还给我打过电话。说完后,表婶扶住门框,眼睛眯起来往门外的阳光里看。她看到太阳还好端端地挂在天空,当时风很大,在不远处的丘陵上掀起连绵不绝的麦浪,明亮的阳光从地面反射到空气中,像金子一样灿烂。这就是我故乡的金秋十月,秋风把收获时的气息从田野中刮来,我表婶扇动鼻翼,贪婪地呼吸着来自于原野的浓郁麦香。她觉得一切都那么美好,世界跟以前比起来没什么两样。她不相信她的儿子就这么死了。

表婶去深圳,自然是由我陪同。我在报社工作过几年,虽然没能混到一官半职,但每年天南地北地跑,大半个中国都留下了我的足迹,见识还算积累了一些。最主要的是,我是我们这个家族中惟一一个吃公家饭的人。家族里发生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喜欢找我。尽管我的建议或是决定对他们作用不大,但他们还是热衷于让我裁决发生在家族中的一切重大事情,这已经成为习惯。我买了两张去深圳的车票,表婶没做任何准备,甚至连换洗的衣物都没带,就仓促地跟着我上路了。

我还是第一次如此沉重地登上火车。以前坐火车出门,不管是因公出差还是因私探亲访友,我都是抱以轻松的心态,因为前方的路至少代表了一种希望。此次我和表婶坐上火车,却是奔向一场早已知道结果的悲剧。我的表弟,那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青年,就那样无声无息地陨落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顿时领悟到,原来生命竟是如此脆弱的一个名词。我想起马梁生前与我共同度过的那些时光,眼泪夺眶而出。火车离深圳越近,我心中的悲伤就像滚雪球般越来越浓。我表婶的表现与我截然相反,她一路上沉默不语,我没看到她掉泪,从她脸上丝毫看不出她有什么丧子之痛。她表现出来的那份从容让我惊讶万分。火车呼啸着前行,把一个又一个地名甩在身后,她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的景物在火车两边闪成模糊的两条直线,后来太阳沉入地平线,这两条直线被黑暗吞没,窗外偶尔有灯火在黑夜里划出流星雨般的亮丽轨迹。

表婶似乎成了个哑巴,从湖南到深圳,她只跟我说过可以忽略不计的几句话。车子从湖南驶入广东的时候,她说,现在的火车真快,我儿子那时就是这么出门的。然后她问我,深圳远吗?我找出地图,指给她看。她用手指比了比,按着比例粗略地估算了一下,说有九百多公里吧。这让我感到惊讶,她随口算出的结果竟然与我们那座小城到深圳的实际距离丝毫不差。

表婶是个精明的女人,放在她们那个年代,她绝对算得上是个文化人。她年轻时是个戏剧演员,在市文工团上班,那时她多才多艺,京剧中的青衣和花旦都能演,花鼓戏也唱得很好,所以她是团里的台柱子。她没能留在城市里生活,是因为不肯嫁给当时的团长。那位团长半夜三更偷偷溜进她房间时,被她狠狠扇了一个耳光,当贼一样赶了出来。后来知青下乡的时候,那位团长公报私仇,将她下放到了我们这个村子。这些事情是表叔在世的时候告诉我的。

表婶跟表叔是那样走到一起的。下放之后,由于有表叔照顾,她可以继续在田埂上唱她的戏,农活都被表叔一个人干了。表叔是她最衷实的戏迷,只要她婉转的嗓音一响起,表叔干活的劲头能抵得上两头牛。第二年秋天,我表叔把她推倒在收割后的田野里。那时表叔一点都不像后来那个死于痨病的男人,表婶像件瓷器一般被我表叔剥光了衣服压在身下。在一堆风干的稻草上面,表叔让表婶发出了她这辈子最动人的声音。赤身裸体的表叔就像个古罗马的角斗士一样虎虎生威,完全把我表婶征服了。后来我们村里那批知青陆续返城,只有我表婶因为舍不得我表叔而留了下来。

我最遗憾的事情就是,表婶的嗓子好得出奇,但我却从没听她唱过戏。当我知道她拥有一条清亮嗓子的时候,她已经不唱戏了。乡下不是个唱戏的地方,唱了也没谁听得懂。我表叔去世之后,表婶惟一的观众就没有了,接踵而来的是孀居的艰辛,表婶唱戏的才华也彻底被生活淹没,她必须独自面对表叔扔给她的烂摊子——一屁股的债务和马梁这个嗷嗷待哺的儿子。对任何女人来说,这些都算得上是灾难性的打击。表婶是个坚强的女人,她学会了一切农活,从而让自己变成了一个不亚于任何男人的农村妇女。

我听到表婶的异于常人的嗓音,是从她的哭声里。有一年表婶给人送葬,送到半路的时候,她触景生情,想起了我表叔,她突然就抑住不住内心的悲痛,放声痛哭了起来。这一哭把大家都镇住了,她那用来唱戏的嗓门用在哭丧上面同样出色。她的哭腔婉转而又悲怆,凄凄切切地从她嘴巴飘出来飞上天空。此后,我表婶就成了专业哭丧的人。哪里死人了,就去哪里哭。在我的故乡,哭丧比丧事本身更加重要,送葬的那天,全家族的人都得来哭,声势越大越好,哭声越高,去阴间的路上就越是畅通无阻。如果嘴巴不够,就得专门请一些人来帮着哭,这时那些闲置在家的妇女们就派上用场了。表婶跟其他哭丧的妇女不一样,别的妇女是假哭,只知道扯着嗓子干巴巴地嚎啕,光出声音不掉眼泪,要是碰到主人有要求,就往眼皮上抹点万金油,她们的目的只是把红包装进口袋。我表婶用不着去使用这种笨拙而虚伪的方法,她是演戏出身,葬礼上的那些场景,她看两下就进入角色了,眉头耸两下,眼泪就吧嗒吧嗒地往下流。她不但哭声嘹亮,而且哭得情深意切。所以只要她的哭声一起,全场的声音都会被镇压下去。她的名声就那样传出去了,在我们镇上,无论谁家办丧事,到了送葬的那天,都得请我表婶去帮哭,别人付给她的报酬不会低于一个优秀的唢呐手。

马梁就是那样被我表婶拉扯大的,她靠着年轻时唱戏练出来的嗓子,把泪水和哭声变成粮食,再喂进马梁嘴里,直到把马梁喂成一条五大三粗的汉子。想一想,这些年来表婶真是不容易啊,表婶的一生,全部转移到这个儿子身上了。现在马梁说没就没了。我想,这桩从天而降的横祸,它所夺走的不仅仅是马梁的生命,与此同时它也夺走了我表婶的一切。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表婶对这件事并没有表露出多少悲痛。到了医院,表婶还是很平静。她过分的平静让我突然对她和马梁之间的母子关系产生了强烈怀疑。这有点不可思议。我和表婶在太平间里看到了马梁,这时我才强迫自己相信,他已经站在世界的另一头了,那个曾经朝气蓬勃的小伙子此时面容苍白,就像个纸人一般僵硬地躺在太平间的床上,他真像是睡着了。表婶怜爱地伸出手去抚摸他僵硬冰冷的脸庞,她说,他睡起来可真沉。我点点头,眼泪刷刷地从鼻梁两边挂下来。

表婶没有哭,她只是向工作人员要了盆清水,还有一条毛巾。东西送来之后,她把毛巾浸入水中,再拿出来拧干。她展开毛巾开始给马梁洗脸,擦拭得很仔细。她一边擦一边不停地唠叨,声音很清晰。她说儿子啊,你都这么大了,还是像以前一样不会照顾自己,你看你,脸那么脏。洗完脸后又去给马梁洗手,表婶把马梁的一条手臂扳起来架到腿上,再把那些像枯枝一样僵硬的手指扳开,一根根地擦洗。她的手很沉稳,一点抖动的迹象都没有。这场面让我想起遗留在我儿时记忆中的某些温暖的生活场面,我记得那时我表婶就是这么给马梁洗脸洗手的。在我心目中,母爱这个名词就是由表婶与马梁之间的那些细节构成的。然而现在,这个从容而又温暖的动作却让表婶看上去跟这马梁的死亡毫无关系。表婶一点悲伤的表情都没有,就仿佛陷入悲伤情绪的只是我这个陪客。我不忍心再看下去,转身出了屋子。况且我也不愿意呆在这个叫太平间的地方,这地方全是死人,就像战乱时期的沙场。我一辈子都没看到过那么多的尸体,脸上无一例外地疑结着一层僵硬的表情,想起来就阴森森地让人觉得发冷。

接下来我去处理有关赔偿的事情。法医鉴定的结果是,马梁死于血管瘤爆裂,而医院的诊断书上写的是高血压,这是纯粹的误诊。我不禁想起医生这份职业,我认为判断一位医生的标准是双重的,当你称职的时候,你能救死扶伤,当你不称职的时候,那么,你就是个残忍的刽子手。来深圳之前我已经咨询过律师,按马梁的条件,院方至少得赔偿三十万。我在这个数字的基础上多报了十万,对于一桩命案来说,我的这个要求一点也不算过分。我想,有了这四十万,虽然买不回马梁的命,但最起码可以让我表婶后半辈子衣食无忧。这也是我来深圳的目的。然而院方不肯答应,他们最多只给十万。我不禁拍桌而起,这时我才发现,这些嘴巴里成天喊着济世救人的医生,比起太平间里的那些尸体要可怕得多,在他们眼里,十万块钱居然就能把一条人命买下来。我毫不犹豫地去了律师事务所。既然私自谈判解决不了,那么,我就得通过法律来维护死者的利益。可是等我把律师找来的时候,却发现表婶已经在相关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就这样,马梁变成十万块钱被表婶攥在了手里。对我的恼怒她视而不见,她只顾着垂头凝视马梁僵硬的面容。签下协议之时,表婶只向院方提出了一个可笑的附加条件,就是让她在儿子身边多呆几天。这样的条件院方当然满口答应。我怀疑表婶神经出了问题,可是协议上的那个名字被她签得端端正正,一个神志不清的人不可能把自己的名字写得这么规矩。

此后两天,我表婶都呆在太平间里,一步也不曾离开,她每天做的事情就是目不转睛地看着马梁,早晚给马梁洗脸,洗完脸再洗手。两天之后,尸体开始腐烂,院方通知她,要火化了。表婶死活不让,后来被人架着胳膊硬生生地拖出来,她才眼巴巴地看着儿子被殡仪馆的车运走。那时她眼睛里才闪过一丝恐慌,但也只是片刻之间的事,就犹如一颗石子落在水中,晃一下,归于平静。

第二天一早,马梁变成一个盒子被交到了我表婶手里。表婶仍然不肯相信这个盒子里装着的就是她的儿子,她问院方的工作人员,我儿子呢?那人指着盒子说,就在这里面了。我表婶恍惚地盯着那盒子看了几眼,相信了。但她还是没有哭,她脸上甚至连一丝悲伤的表情都没有。在这一瞬间,我觉得表婶在我眼里突然变成了一个陌生人。这个为死人掉了一辈子眼泪的女人,当她看到自己死去的儿子时,却有如老僧入定一般的从容镇定。这完全不是我那个感情无比丰富的表婶。最后我万分惊讶地看着这个怪异的女人小心翼翼地把那个盒子捧进了怀里,就像抱着一个刚出世的婴儿。她说,儿子,我们回家吧。她就那样把马梁抱回了家里。

接下来的事情是操办丧事,准备妥当之后,我表婶总算接受了马梁死去的事实。那个四四方方的骨灰盒已经摆进了棺材,不相信也得相信了。相信了她也不哭。她只是像具雕像般麻木地坐在那里,腰背挺得笔直,双手规规矩矩地搭在膝盖上,目光有如藤条般死死缠住那副黑色的棺材,一刻也不肯挪开。

马梁不到三十,在我们那里,活不到三十的人属于短命鬼,下葬前的仪式叫丧事,而不叫白事。既然是丧事,自然也就不能像白事那样操办得太排场。请来的村子里的那套鼓乐班子,以前很红火,村子里哪家有红白喜事都离不开他们,那时进了鼓乐队的人就像进了国营单位一样风光,从此不用再去下地种田,吹吹打打就能养家糊口。可是现在时代变了,前几年镇上出现了两支西洋乐队,由清一色的女人吹打,服装是统一的素白,成员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身段和眉眼都要出色,挑出来后再统一培训,除了吹打乐器,还能歌善舞。碰上红白喜事的时候,十几个人排成长龙,一边吹奏一边挥动长袖曼妙起舞。那种排场,一下子就让由锣鼓和唢呐组成的鼓乐班子黯淡下去。因此,村里的鼓乐班子大部分时间都被闲置起来,只有碰到马梁这样英年早逝的短命鬼,才派得上用场。

我为马梁的死感到不值,十八岁那年他就离开家乡去了部队,退伍回乡后也没在家里呆过几天。他生前没什么朋友,死后也照样惨淡,前来参加丧事的人没几个,点人数的时候十个手指头都用不完。灵堂也只是草草地布置一下,能省掉的东西都省掉了。主持丧事的道士是我同学,上高中的时候他成绩比我好。当时看他勤学苦读的那股劲头,完全是奔着清华北大去的。然而他读到高二就辍学了,半路出家当了道士。他的理由很简单,读了大学又怎么样,反正国家也不包分配,还不如学门手艺。所以他选择了当道士,当道士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会失业,社会再怎么进步,生老病死总会有的。现在我才觉得他的选择是对的,哪里黄土不埋人啊。我虽然去了城市,但这些年来一直被生活追着跑,从工资里挤出来的那点积蓄至今连个卫生间都买不起,婚姻遥遥无期。而他早已儿女成群,能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生活,看起来比神仙还快活,只是跟死人打了几年交道,他整个人莫名其妙地变得有点神秘。他跟我表婶一样脸色沉郁,不说话,枯坐在那里等天黑下来,这副沉默忧郁的形象倒也符合他的职业和身份。

天一黑下来,丧事就开始了。土铳轰地一响,把屋梁上的尘土震落下来,细碎的尘土纷扬着在红烛和油灯昏黄的光线里盘旋。我的道士同学摇头晃脑地吹响了笛子,鼓乐队也跟着开始忙碌,锣鼓冲天而起。吹奏手把唢呐叼在嘴上,瞪圆眼睛,两腮一鼓,脑袋随着锣鼓的节奏摇晃起来,唢呐咿咿呀呀地发出哭腔,空气中顿时飘扬起一种悲伤的气息。那些前来围观的人对着我表婶的背影窃窃私语,他们说她虚情假意地为别人哭了一辈子,这下子真有她哭的了。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表婶一辈子就是个哭命,以前是哭别人,现在却轮到哭自己的儿子了,其间的悲伤是难以言表的。我估计我将在这场丧事中听到婶子最生动的一次哭丧。我喜欢表婶的嗓音,那种清澈的音质纯净得一尘不染。然而我没有听过她唱戏,对此事我至今感到遗憾,这辈子她只为一个男人唱过,那就是我死去的表叔。这个男人一死,我表婶作为一位演员的天赋似乎也就跟着死了。

丧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因为表婶的表现过于安静,其他人也下意识地跟着沉默。除了鼓乐队偶尔发出的喧闹,这场丧事更像是在进行某种肃静而又庄严的仪式,时间在沉默中过去了一大半,还没体现出一场丧事应有的悲凉。再到后来,前来帮哭的人开始上场了。我的道士同学把笛子从嘴巴里撤出来,他挥挥手说,开始哭吧。十几张嘴巴就争先恐后地哭起来了,这时才总算有了点丧事的气氛。然而毕竟都是些请来的外人,除了应该得到的那几个报酬,马梁的死与她们并无多少关系。她们哭着哭着就变了样,形形色色的干嚎声凌乱地交织在一起,与锣鼓争鸣,越听就越不像是哭声,倒像是一伙人在一起喊着生硬整齐的号子。我望着马梁的黑白画像开始流眼泪,这一切他无法知晓,他安静地挂在墙上,带着微笑凝视着这个可笑的场面。表婶还是没有哭,她仍然是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两眼茫然地盯着黑色棺木,脸上的表情冻住了似的僵住不动。她就那样盯着马梁的棺材,像个木头人一样枯坐到凌晨。直到那伙前来帮哭的妇女们疲惫不堪地停止了嚎啕,灵堂再次安静下来。鼓乐队的那些吹打手也放下了手里的乐器,把身体支在墙上,眼皮垂下来歪着脖子打瞌睡。只有我的道士同学依然坐在那里,对着一本线装古书默念经文为马梁超度,他工作起来永远不知疲惫。

我也撑不住了,找张椅子靠下来,眼睛一闭就开始做梦。在梦中我迷迷糊糊地听到,有京腔响了起来,在这漆黑的夜里,这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天边传来,就像一枚细针尖锐而又清晰地穿进我的耳孔。我心里一震,睁开眼睛看到表婶正在吃力地推开棺盖,她把马梁的骨灰盒从棺材里拿出来,又捧在了怀里。我耳中的京腔很明显是来自于表婶,她翕动嘴巴正在字正腔圆地唱着:“容易芝兰膝下生,一朝缘尽夜三更。阿娘知汝《离骚》熟,苦诵《招魂》坐到明。顷刻书堂变影堂,举头明月望如霜。伤心拟拍灵床问,儿往何乡是故乡……”那一串串清澈透亮的音节从她唇间流转出来,仿佛天籁之音。这让我感到震惊,当我认真打量投入到唱戏中的表婶时,我才发现,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女人是如此神采奕奕,她脸上的衰老一扫而光,就仿佛是穿越了二十几年的时光,重又站在了那些青春蓬勃的时期里。我突然发现,其实表婶不属于表叔,也不属于马梁,她完完全全属于戏剧。当她与自己的唱腔结合在一起时,她与生活中的那个表婶完全判若两人。

就这样,我终于听到了表婶唱戏,果然是名不虚传。然而,除了惊喜之外,这声音带给我的只是无尽的凄婉。表婶的唱腔一起,四周的空气仿佛突然之间就死掉了。这婉转的曲调从表婶嘴巴里发出来后,其哀伤程度盖过世上任何一首悲凉的挽歌,那声音里就像有无数只手伸出来,将众人的心紧紧地揪住。我不禁联想起表婶多年前在田埂上为我表叔唱戏的情景,虽然那种场面我未曾亲临,但我可以猜想到,那时的表婶一定双颊通红,酡红的脸上绽放出少女思春时才有的甜蜜笑容。可此时的表婶却脸色苍白,像个纸人。这黯然的神色配合着她凄婉的声音,把她心中的那股悲痛表现得如此彻底。那伙妇女的哭声,跟我表婶的唱腔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表婶一遍接一遍地唱着,我觉得肚子里的肠子一把一把地被揉断,在她心中积压了几天的悲伤,突然间就通过她的声音释放出来了。她的声音咿咿呀呀地飘到天上,掉不下来,这时候我似乎看到,马梁的灵魂从骨灰盒里飘了出来,被我表婶的歌声缓缓地托上了天堂。

到了天亮,表婶撕心裂肺的声音才逐渐衰弱下去。后来,表婶的声音嘎然止住了。笛子和唢呐声扬起来,然后是那班前来帮哭的妇女们又发出了职业性的哭声。我的耳朵里一下子被噪音塞满。跟我表婶的唱腔相比,这世上的任何声音都显得生硬而又枯燥。我看到太阳在灵堂外升了起来,酡红色的阳光从窗棱间照进了灵堂。门口守土铳的人弓腰点燃了引子,一阵青烟过后,他把土铳举起来,发出砰的一声巨响,他的人和土铳剧烈地摇晃一下,丧事到此就算是结束了。我的道士同学说,准备下葬吧。

我对表婶说,该下葬了。表婶摇摇头。她抱着马梁的灰骨盒,两片苍白干枯的嘴唇仍然在不停地翕动,却听不见她发出任何声音。这时我才知道,她失声了,她将她这辈子最宝贵的东西——嘹亮的嗓门和唱戏的才华全部奉献给了儿子。我一时找不到言语来安慰表婶,我只有去拉她怀里的那只盒子,可是那只骨灰盒就像在她身上焊死了一般,任我怎么使劲都拉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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