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篇小说的“写什么”

胡　平

当前长篇小说创作中存在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写什么”的问题。从1985年文学革新以来,我们一直在说,写什么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怎么写。二十多年过去了,怎么写的问题已经解决得比较好了,尤其是中、短篇小说,也包括一部分长篇小说,在怎样写上有了很大进步,可是,写什么的问题又突出出来了。“写什么”三个字,包含的东西很多,牵涉很多方面。你在写长篇小说,但可能,你正构思的这个东西,一开始就不很值得写,这个问题就太严重了。我有时觉得,现在一年出版八百部以上的长篇小说,有百分之六十是不值得写的。作者从开始就错了,没有解决好写什么的问题。如果一开始就有人提醒你,你构思的这个东西并无太大价值,不必要耗费这个心血,或者你需要修改你的创作计划,就要好得多。

写什么的问题,关键在对文学性的理解,大约有以下的方面:

1.关于平凡与不平凡,平常与不平常现在的小说大都为开放式结构,注重生活实感,主要属于模仿生活的写作。而生活呢,一般是比较平淡无奇的。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小说也平淡无奇行不行呢?现在的长篇小说,以及一部分中短篇小说,其内容和实际生活内容在形态上比较接近,重在刻画琐碎的日常生活面貌,这个本无可非议,但如果大量作品都停留在从平凡中写平凡,在平常中写平常,是否可以?实际上许多这样的作品读完后,给人带不来多少触动和震撼。认为小说越像生活越好的写作观念是片面的,小说可以写平凡,但要在平凡中写出不平凡的一面,这才是小说。

小说无非两种方式,一种是从不平凡中写出平凡,一种是从平凡中写出不平凡,你至少要占一条。比如,马尔克斯的《巨翅老人》,写一个年老的天使,在风雨中折断了翅膀,掉在了一个农民的院子里。农民可怜他,给他吃的。后来村里人知道了,都跑来看,对天使很好奇,最后,天使成了大家观赏的对象,都来戏弄他。院子的主人见有利可图,开始收门票。天使很痛苦,伤好以后就飞走了。小说写一个带翅膀的天使,到了农家,这个就是不平凡,一般人是不会有翅膀的。但是,小说通过这不平凡写出人情常态中平凡的一面,即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男主人公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为一只大甲虫,在床上翻个身都很费劲。他家里人也很吃惊,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尽力去照顾他。再过些日子,家里人就开始烦他了,嫌恶不已。妹妹厌恶他,还用苹果打他,苹果嵌在壳里拔不出来。这也是在不平凡中写平凡,人怎么会变成一只大甲虫呢?令人惊奇。在惊奇中,作者写出平常生活的另一面,即人们之间掩盖在温情脉脉的面纱之下的真实关系。

更多的作品,是从平凡中写出不平凡。如《烦恼人生》,写一个普通工人印家厚的普通的一天。半夜里,孩子掉下床了,印家厚和他的老婆忙爬起来忙活,弄好了接着睡。一会儿,天亮了,闹钟响了,该上班了。两人忙着给孩子穿衣服、洗脸。然后印家厚带孩子出门,上公共汽车,车上和人家吵了架,又上轮渡,歇了会,船上遇见熟人。下了船,把小孩送到幼儿园,赶着去上班。上班后写了黑板报,发生了些别的事。后来下班了,接了孩子,又回到家里。池莉写的就是普通人普通的一天,满篇都是日常生活,并无戏剧性,这种生活每个人都很熟悉。如果小说仅仅停留在这里,就没意思了,关键在于池莉赋予了这些普通生活一个主题,一个观照,就是《烦恼人生》,于是作者笔下的生活就一下子显示出它的令人惊奇的一面。读者会惊讶地发现,生活真是这么回事,充满了烦恼,于是有了感悟。所以,作家从日常生活中写出不平常的东西,才是他的工作。而我们现在的许多小说,都在平凡中写平凡,仅以写生活的原生态为圭臬,作品内容始终平淡无奇,这是目前的小说整体上缺乏吸引力的一种原因。

2.关于呈现与照亮关于写什么,有一种普遍的见解,认为作家应该只管呈现生活的原貌,不要企图去解释生活,生活的意义要由读者和作者共同创造,这是对的。但创作也要讲格局,如果全部小说都是在呈现而没有“照亮”的话,恐怕也不行。我们长篇小说总体上很大的问题就是呈现有余,“照亮”不足,“照亮”的小说太少了。刘醒龙的《圣天门口》是企图“照亮”历史和对历史进行概括的,但遇到一些批评,认为这种写法是费力不讨好的。意思是说,你只要把几十年的历史客观呈现出来就够了,不要掺杂什么观点进去。其实,目前主要的问题正是作家缺乏对生活的概括。呈现是并不错的,写人的生存、生活状态的本真面貌,写原生态,没有什么不好,是一种很好的写法。比如,浩然写《艳阳天》时,有那么丰富的生活体验,如果忠实于这种体验,而不是企图用主观观点(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去解释生活,这个小说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此外,所谓呈现,里面也必然有主观色彩,是有秩序和有选择地呈现给读者,这里面已经有概括的因子。但是,仍然应该有一部分创作是“照亮”式的,必须有一部分创作在思想主题上震撼人心,给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带来直接的冲击。现在,这样的作品太少了。我们总是容易把部分当做全部,总是在随大流,有时还很偏颇。再比如,《白鹿原》也是一个“照亮”的作品,倘若《白鹿原》没有“照亮”的一面的话,不会在文学史上占有目前这样重要的地位。

我们需要提倡“照亮”的创作,也在于,当代作家正在逐渐丧失把握当下现实的能力。我们在强调“三贴近”,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百姓,可是,当你贴近的时候,就会发现,只有呈现没有“照亮”,这个贴近也是缺乏力量的。我读了不少长篇小说,真正能在思想上震撼人心的,近期很少看到。再说,当下生活又是非常复杂的,难以认知和判断的,读者更需要在作品里看到作家的观照。近三十年来,社会现实处于剧烈的变化和发展中,使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如农村的变化就是很大的,面对这种变化,有人认为是历史的进步,有人却叹息人心不古,叹息田园情调、乡土气息的丧失。我们正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但也不是全体人拥护改革,有部分人是不喜欢改革的,有人希望回到“十七年”的社会形态中去。这些问题就很复杂,值得作家去深入思考,读者也希望从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一些启示。可是,我们目前反映现实的作品,是比较肤浅的,越反映现实越肤浅,当然这种现象在电视剧创作中更为突出。过去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思想家,现在没人敢这么提了,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远了,最后,只能采取一个办法,就是呈现。我们也别当上帝了。我们就把生活的原貌原封不动地写出来算了,这也是造成我们今天文学边缘化的一种原因,因为读者并不佩服你,你的思想水平也并不高于中等读者。创作不能仅仅是描绘生活,而且是要教会读者如何看待生活呀,没有这个能力,不能保持读者对作家的尊敬。我们今天的作家,面对现实时思想上显出的苍白是令人惊讶的,这和不大学习有关,文学界与学术界相比,落后了若干年。只是一本接着一本往下写,一个研讨会接着一个研讨会往下开。

3.其他问题有关写什么的问题还可以提出很多,也都重要。譬如,关于大主题、小主题和无主题。现在很多长篇小说主题太大了,大而空,一开始就没有确定一个有价值的主旨。许多小说写史诗,一写写一百年。一定是写两个家族或者三个家族。从辛亥革命写起,写到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反右、“文革”、改革,一直到当下。这样的小说都号称史诗,一般是两卷至三卷,看多了以后令人生畏:不是怕它长,是怕没有主题,或主题太泛。三本书乃一百万字,一个家族三代,从爷爷写到孙子,这么大时间跨度,不可能没得写。应该说主题越大越好写,主题越大,适合往里装的东西越多。问题是,我们读完以后,总觉得这一部和那一部是一样的。如写到“文革”,都是那些镜头,造反狂热和非理性。虽然只占不长篇幅,但每到这部分都是败笔,因为作者根本没有仔细研究过“文革”的由来是怎么回事,只是按时间顺序该写到“文革”了就写到“文革”。其实,“文革”和辛亥革命就没有关系吗?归根结底,问题在于没有主题,没有思想,也就没有内在的发展线索。

文学的自足性与依存性的问题,个人经验、集体经验、民族经验的问题,主旋律创作的问题,工业题材创作问题,行业文学创作问题,底层写作问题,等等,也都涉及创作最初的构思,涉及写什么的问题。

总之,写什么的问题是不可忽视的问题,直接关系创作的成败,需要认真讨论和廓清。

(胡平,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