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仡佬族史诗带来的启示

2009-11-21 05:29章闻哲
山花 2009年21期
关键词:仡佬族史诗距离

章闻哲

李发模先生近著《呵嗬》是一部描写仡佬族人民受压迫史和反抗史的史诗。全书共十章,5000余行诗,以明万历年间平播战役中逃进深山老林的仡佬族人民山蛮一家和水妹母女两代人的遭遇为主线,以仡佬族神话、民俗、宗教信仰为副线,从一个少数民族的生存史及其所衍生的文化与文明的角度深刻而鲜明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热爱和平、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歌颂了仡佬族人民以山为魂、以水为魄,充满智慧、灵性以及天地般宽广与豪迈的心灵;赞美了纯洁、坚贞而炽热的爱情。全诗以民间叫魂仪式“喊魂”开头,从天地间的一声“呵嗬”发轫,又以一声声“呵嗬”响彻宇宙而收尾,前后呼应之声,虽于纸上而尤感其震聋发聩、荡气回肠;“呵嗬”之寓意民族英雄豪迈之气、寓意不折不挠、生生不息之精神不言而明;《呵嗬》中,副线一脉,既是贯穿全诗的枢纽,也是形成史诗肌质的重要元素,同时它们又凝聚和再现了仡佬族民族之魂。

一、《呵嗬》作为史诗的意义

“仡佬”今发声为“gelao”,但“仡”字却另有发音“yi”(四声),如果把“仡佬”读成“yilao”,其声刚好与“夜郎”疑似,巧合乎?史载夜郎国从战国到西汉之间存300年后便杳然无踪。《史记·西南夷列传》云:“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又云:“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西南夷君长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由此可见当年夜郎国之盛。那么国富兵强又深得汉帝宠信的夜郎何以会人间蒸发呢?读完《呵嗬》后。虽然并不能找到确切的答案,但其中主人公的命运路线及其人生观和宇宙观却给我们一种暗示:受道家思想影响颇深的仡佬族人民在受到压迫后由开始的反抗到后来的隐归自然。这种始末经历对于夜郎国行踪的秘密是否是一种解释?它与后来闭关自守700余年的杨氏统治下的播州是否也有着某种联系?以上种种虽然是考古的范畴,亦虽然并非诗人直接的叩问,却是读《呵嗬》后带来的必然思索。鉴于此,《呵嗬》之于仡佬族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历史和文化上的资料性价值,也在于它同时向历史提出了问题,文本的意义因而在其自我辩证与同现实和历史的互辩中变得更加丰富而立体。发模先生在诗集后记中提到他在创作《呵嗬》的过程中曾得到仡佬族学者的支持,我相信,他们在看完《呵嗬》后也会有新的启示,相对于他们手中掌握的原始资料片段而言,《呵嗬》所展示的仡佬族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民族的呈积极与消极、豁达与宽容、勤劳与智慧、朴实与善良等都在书中一一得到了体现。骨、肉、魂分布恰如其分,在我看来,诗人手中那把诗意的楔子已忠实地还原了仡佬族兼具浪漫和理性的形神。仅从这一点来说,诗人之于仡佬族,《呵嗬》之于“史诗”的这一蕴含着民族光荣和传奇的命名,都将是无愧的。

《呵嗬》从底层劳动人民这一视角较为系统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种种,包括民族起源、历史事件、文明进程、地域文化、道德与宗教信仰(儒、道、禅,包含人生观和宇宙观)、神话传说、图腾(竹)、风俗习惯、技术(包括艺术与巫术)等,这无疑是史诗的一种新的演绎方式。

通常。我们认为,史诗叙述英雄传说和重大历史事件,或者歌颂集体性的战斗,并有较为连贯的故事、复杂而众多的人物关系、庞大的叙事背景等等。如果按此俗成,作为仡佬族史诗《呵嗬》也许该让文本时空返回到2000多年前,选择从西汉封夜郎王写到明万历平播战役止,以战争为主线进行抒写,这当然是比较合乎平常逻辑的选择;但实际上,仡佬族这个以道家为思想主导的民族,他们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却对这种宏大的英雄叙事不甚热衷。他们更关注个人命运的去向和超脱;这一客观条件限定了诗人的选择。另一方面,仡佬族被改土归流后,人口剧减,其土地更是少得可怜,有民间故事讲道:一个人总是找不到他要开垦的最后一块地,后来却发现那块土地就在他的帽子下。由此可见仡佬族生存状态之严峻。这种生存的窘状在历史上可能发生过多次,这与他们与世无争的道家思想当有很大的渊源。因此关于整个民族的命运记载大致可以推想是这样一种遭遇:抹杀和忘记。《呵嗬》忠实地折射出这样一种思想,或者,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潜文本”。从平播战役中退隐深山的仡佬人。从水妹母亲被石沉河中而寄鱼虾解放自己的“累”,从山蛮和水妹游九重天。最后归于自然等等“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仡佬人一直在步步退居,从人世淡出。但被逼至无路可退时,仡佬人照样会奋起反抗,(平播战役是否也源于此因?)然而最终还是会选择归隐。这个酿茅台、炼朱丹、诞生过六祖慧能的民族所表现的并非懦弱,实是超然之态。但生于尘世,岂能出世?《呵嗬》最终留给我们的还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民族剪影。当然这个悲剧来自罪恶的封建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尤其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让各民族安居乐业共同繁荣是民族政策最终目标,民族悲剧也将随之消失。这层意义也是《呵嗬》能指范围所属,它必然要带给读者。

二、宗教的文学功能

(宗教在文学中所表现的那种若即若离欲远还近的朦胧姿态,与其它空间领域的属性表现在文学中所呈现的似合非合的距离感相仿。譬如科学、哲学等在文学中的表现。)

从序诗“喊魂”到尾声“心悟太极”,从天机道人说到猎人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儒、道、禅三种信仰中,道家思想是影响仡佬族最深的宗教;从全诗来看也是如此:山蛮和水妹从积极反抗到最后归于自然,这与道家从最初颇为唯物的思想到后来炼丹成仙(消极避世)的思想发展轨迹一脉相承。诗人忠实地维护了仡佬族这一原始宗教形态,其谋篇布局,乃至以天支为章数,都无不使得这种形态浮溢于纸面,这一有着浓郁宗教色彩的长篇叙事诗很自然地令我想起我国另一部民族史诗: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从审美角度看,《格萨尔王》因保持了藏族原始意识形态与浓厚的佛教色彩而产生了审美距离,(布洛的“审美距离”谓:“在审美中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使得客观现象无从与现实的自我发生勾搭,因而能使它充分显示其本色。”——布洛所指的乃是主观创造距离,我们在这里所言乃是客观距离)由此距离故,《格萨尔王》充分显示了藏族本色和藏传佛教之于教外读者的陌生化之美,我们(藏族以外的读者)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审美体验,这一距离造成的视觉和心理冲击如果导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它是大于发模先生的《呵嗬》所带来的震撼,我认为当属常情;这正如有人说西方史诗《伊利亚特》带来的审美快感大于《格萨尔王》一样,我觉得同样是属于可理解的范围,“距离产生美”,这是由人类心理和认识能力所限制决定的。基于这个认知,我想如果西方读者阅读《呵嗬》,而被其中陌生而神秘的、奇异的族风,以及渗透民族背后的宗教人文哲学思想所震摄。我认为这也是必然而更可理解的。因此,若要说《呵嗬》之得失。我认为正在“距离”。而“宗教”作为史诗中常用的共同元素,在《呵嗬》中却是被诗人用来产生“距离”的法宝。尽管这个距

离已在“汉化”的大前提下显示甚微(不仅如此,其中的神话传说也大多与汉族有类似相通处),仡佬族的信仰实际也为汉族所有,然而汉族中信仰宗教与无宗教信仰人士的人数比例以及宗教信仰人士之于地域的分布比例当大大低于其他民族,宗教氛围也随之淡化,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正是如此,文学正是因此而获得了这方面的“距离”。当然这个“宗教距离说”仅对宗教分布不甚密集的地区而言。

我这么说,也许强加给人一个概念:诗人的宗教只是他创作的工具或材料。这显然不太令人信服,有故意忽略了诗人本身的宗教文化修为在创作中自然映射的嫌疑,也有陷民族宗教信仰于“纯属虚构”之虞。那么客观一点说(也许是更主观的认识,从政治和社会学角度看):在文学或任何一种文本中,以庄严和虔敬之态抒写的宗教,正是尊重民族信仰,促进民族团结发展的一个有所担当的举动;另外,宗教意识形态其“独特的文学话语、词句、形式,尤其是它们营造的氛围与意境”。确是可以达到审美需求的,因此,宗教倾向性在《呵嗬》中既是构成史诗的必要元素,也是审美价值之一所在,这两点也是宗教在史诗中的共性。

三、艺术表现特色

《呼声》以来,发模诗歌一向悲人民所悲,哭人民所哭,认为“‘为人类灵魂劳作的脊梁才是站起的诗歌”。因此在《呵嗬》中,底层劳动人民仡佬族小伙子山蛮和他的恋人水妹再次成为诗人诗歌圣殿中的主人公,我们实不以为意外。只不过基于一般的经验,认为史诗必须是由英雄和围绕他的神话传说构成而造成初次阅读上的障碍。但这种障碍不会持久,我们不久就醒悟: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性格等差异的现实决定了文艺表现手法的异同。依据民族传统和现存文明书写,不作虚饰浮夸空穴来风之语,不弄华丽辞藻,用真情谱写。用贴近劳动人民的语言去创作诗歌。这延续了发模先生一贯的现实主义手法。《呵嗬》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区别于往常我们所熟悉的史诗,它完全脱掉了贵族珠光宝气的外衣,而换上了平民自己的布衣,即使在描写幻境的浪漫主义篇章中,也时时回首,反观和对照现实人心。这是真正属于人民的史诗。进一步论,《呵嗬》其实并无英雄的缺失,它所赞美的英雄正是以诗中主人公山蛮为代表的仡佬族人民群体,山蛮历尽九九八十一难而依然未失去生存的希望,百折不挠,顽强拼搏。体现的正是英雄的本质。因此我们说,《呵嗬》既表现了仡佬族在道家与佛家思想影响下消极避世的一面,又体现了他们勇于反抗、催打不挎的意志和精神,积极与消极两线矛盾交织并行,这有助于更为立体和真实地刻画一个民族的内在。《呵嗬》艺术表现中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借鉴戏剧结构方式中的“卷轴式结构”来表现和推演人物及民族精神核心。采用“剪影式”的方法展现社会地域、风俗、人物画卷,与电影艺术手法相似。其中大段的议论在故事背景中的呈现更与电影艺术中的声画蒙太奇极类。我们发现诗人其实是一个极为出色的电影艺术家,集取材、摄影、导演、剪辑于一身,原本零散的民族元素在诗人的重新组合和打磨后,已凝聚为一个鲜活而个性突出的民族体。仡佬族的粗犷豪迈而又儒雅智慧、勇敢坚强而又达观乐天等刚柔并济的性格通过人物、祖训、传说、宗教一一得到了体现。

伽达默尔说过:“一种名符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我想这正是《呵嗬》对仡佬族的诠释意义。没有诗人对一个民族的透彻的了解。就没有一部史诗对民族的真诚而忠实的表达。而就“史诗”到目前为止尚属世界文坛的少数民族这一点来说。《呵嗬》的诞生无疑对史诗结构与题材以及艺术表现手法等都是一次意义不凡的探索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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