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闻来学　未闻往教

刘　炜

一九三七年九月，淞沪会战失利，上海沦陷，日寇进逼杭州，马一浮（一八八三—— 一九六七）携外甥丁安期和弟子王星贤两家，共十五人，避寇南迁，辗转流离半年后，至浙江开化，再欲避难赣中而不得，处境十分困窘。马一浮迫不得已，写信求救于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时浙大已迁至江西泰和，希望竺能帮助觅车觅屋，转徙江西。竺可桢心领神会，不计前嫌，决定由浙大“收容”，聘马至浙大开设“国学讲座”（《竺可桢日记》第一册，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209页）。马于是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抵泰和，四月九日“国学讲座”开讲，讲稿题为《泰和会语》。一代大儒马一浮，终于结束三十年的隐居生活，出斋讲学于现代大学之内。

马一浮在一八九八年与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等同应绍兴县试，中榜首，为绍兴著名乡绅汤寿潜（后任民国浙江第一任都督、交通总长）激赏，招为东床。 一九○三年六月，应清政府驻美使馆聘，赴美国圣路易斯留学生监督公署任中文文牍，并兼任万国博览会中国馆秘书。一九○四年五月，离美赴日本，在日本停留半年后，十一月回国。此后，长期隐居杭州，闭门读书，不涉时事。

一九二一年，民国初立，蔡元培长教育部，邀马一浮往南京，担任教育部秘书长。马到职不足三周，便向蔡元培表示“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让我回西湖”，挂冠而去。马之辞职教育部，并非如他所说，而是在根本上不赞成蔡元培所推行的教育变革。多年以后，马回忆这段经历说：

南京临时政府收罗人望，拟以（汤寿潜）为交通总长，以蔡孑民长教育。蔡君邀余作秘书长，余至而废止读经、男女同学之部令已下，不能收回，与语亦不省。又劝设通儒院，以培国本。聚三十岁以下粗明经术小学，兼通先秦各派学术源流者一二百人，甄选宁缺毋滥，优给廪饩，供给中外图籍，延聘老师宿儒及外国学者若干人，分别指导。假以岁月，使于西洋文字精通一国，能为各体文词，兼通希腊、拉丁文，庶几中土学者可与世界相见。国本初张，与民更始，一新耳目。十年、廿年之后，必有人材蔚然兴起，此非一国之幸，亦世界文化沟通之先声也。蔡君河汉吾言，但云时间尚早，遂成搁置，而余亦去。时方议定学制，欲尽用日本规制为蓝本，为荐叶左文、田毅侯为备参订，亦不能听。使通儒院之议见用，于今二十六年，中国岂复至于此？今则西人欲治中国学术者，文字隔碍，间事译，纰缪百出，乃至聘林语堂、胡适之往而讲学，岂非千里之谬耶？（《马一浮集》第三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1084页）

蔡元培教育变革的宗旨，在反对尊孔、废止读经，彻底摆脱传统儒学教育的影响，以日本教育体系为参照，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而马大概在一九○七年前后，就已确立了致力儒学的学术志向。因而他不但反对蔡元培的废止读经，还进一步建议创设通儒院，弘扬儒学，以培国本。但蔡元培的教育变革乃大势所趋，传统儒学教育终被废除，而现代学校教育通行全国。马欲以儒学兼济天下不得，只能回西湖以儒学独善其身，成就了近代中国的一位“隐士儒宗”。

一九一七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又一次想到马一浮，邀他往北大任教。马回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八字电文，拒绝了蔡的邀请。马的意思是说，中国教育的传统是学生来就老师受业，而不是现在这样老师去学校教授学生，其反对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意思是很明显的。在随后写给蔡的一封书信中，马详细说明了自己不能往北大任教的原因：

承欲以浮备讲太学，窃揽手书申喻之笃，良不敢以虚词逊谢。其所以不至者，盖为平日所学，颇与时贤异撰。今学官所立，昭在令甲。师儒之守，当务适时。不贵遗世之德、虚玄之辩。若浮者，固不宜取焉。甚愧不能徇教，孤远伫之勤。幸值自由之世，人皆获求其志。委巷穷居，或免刑。亦将罄其愚虑，幽赞微言，稽之群伦，敬俟来哲。研悦方始，统类犹乏，以云博喻，实病未能。若使敷席而讲，则不及终篇而诟诤至矣。（《马一浮集》第二册， 453页）

一方面是“研悦方始，统类犹乏”，自己的学术思想（即马一浮的六艺论）还没有成熟；另一方面，则主要是现代学校教育一味趋新务时，遗弃传统儒学，与自己平日所学不合。所以宁愿“委巷穷居”、“幽赞微言”，继续做隐士、讲儒学。一说，蔡元培请马一浮，是到北大任文科学长，蔡元培请不到马一浮，改而邀请陈独秀，这才有了“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此说若属实，那么一九一七年的蔡元培邀请马一浮，倒颇具象征意味，它是近代中国知识阶层彻底抛弃传统儒学、全面接受现代新文化之前的最后一次深情回眸。

一九二九年八月，陈大齐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上任伊始，即力邀马一浮前往北大任教。又请马的好友邓伯成、邓叔成兄弟和马叙伦等人代为劝说。在回复马叙伦的信中，马详细说明了自己辞谢陈大齐的原因：

久谢人徒，遂成疏逖。迩者陈君百年以讲学见招，亦既电辞。未蒙省察，乃劳手书申譬，殊愧无以堪任。夫学有诸己，岂不欲转喻诸人。然义在应机，亦非一概。故道逢尹喜，始出五千；退老西河，乃传六艺。感然后应，信然后从。是知教化所由兴，不必尽在明堂辟雍也。今儒术方见绌于时，玄言亦非世所亟。乃欲与之扬周鲁之风，析夷夏之致，规改错，则教不由诚；称性而谈，则闻者恐卧。以是犹疑未敢遽应。虽菏敦勉之切，虑难仰称所期。与其不能解蔽于一时，吾宁俟悬解于千载耳。希为善谢陈君，别求浚哲，无以师儒责之固陋。（《马一浮集》第二册，455—456页）

马说，“夫学有诸己，岂不欲转喻诸人”，自己并非不想出斋讲学。但现代学校教育既已罢黜儒学，自己违背潮流以宣讲之，只怕闻者恐卧，不能应机。陈大齐心有不甘，一九三○年再次相邀，希望马能往北大担任研究院导师。这一次马亲自回信给陈说：

乌君来，奉惠书，不遗鄙远，以大学方拓研究院，欲使备员导师。但有牖启之责，初无讲论之劳。是所以待名儒显学，浮愚，何以当之。方今学子务求多闻，则义理非所尚。急于世用，则心性非所先。平生粗究始终，未尽玄微。耻为一往之谈，贵通天下之志。亦知语默道同，物我无间，酬机赴感，教所由兴。但恐无裨仁贤厉学之心，不副髦俊研几之望，是以未敢遂承，匪欲自隐其陋也。若谓孟荀亦预稷下之游，生肇并集逍遥之肆。备鸿都之礼乐，四裔犹愿来同；萃观听于桥门，严谷不容自远。处以学职，则余病未能，暂接清言，则犹或可逮。亦须干戈载戢，弦歌无虞。虽不设与皋比，将无辞于游履，但今殊未可必耳。此乃诚言，非为虚让。率尔奉答，诸维朗照，不宣。（《马一浮集》第二册，516页）

马说，现在的学生只求多闻博识和经世致用，儒家心性义理之学则非其所好，自己前去讲学，恐怕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对他们有所裨益。但在这封信里，马非常隐微地提出了一个新办法，就是像孟子、荀子往齐国稷下学宫和道生、僧肇往后秦逍遥园自由讲学一样，自己可以往北大与陈大齐等学者，相与论学，自由讲道。也就是说，自己可以往北大讲学，“暂接清言”，但须独立于现代学校教育制度之外，不“处以学职”，不受其制约和束缚。但可惜的是，陈大齐似乎未能洞悉马的微言大义，没有按这一办法邀马前往北大讲学，错失了时机。

马一浮可以在现代学校教育制度之外，往现代大学独立讲学的隐微想法，在一九三六年面对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时，非常明确而具体地表达出来。一九三六年四月，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到任不久，就得知马一浮乃杭州“瑰宝”。经人介绍后，两次登门拜访，希望马能至浙大讲国学。又托马的好友王子余代为劝说。马在回复王子余的信中详细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惠书具道竺君藕舫见期之意，久而未答。良以今时学校所以为教，非弟所知。而弟平日所讲，不在学校之科，亦非初学所能喻。诚恐格不入，未必有益，不如其已，非以距人自高也。今竺君复再三挽人来说，弟亦不敢轻量天下士，不复坚持初见。因谓若果有学生向学真切，在学校科目系统之外，自愿研究，到门请业，亦未尝不可。此实勉徇来教，不欲过拂竺君之意。昨竺君复枉过面谈，申述一切，欲改来学为往教。为体恤学生计，此层尚可通融。但竺君所望于弟者，谓但期指导学生，使略知国学门径。弟谓欲明学术流别，须导之以义理，始有绳墨可循，然后乃可求通天下之志。否则无星之秤，鲜有不差忒者。群言淆乱而无所折衷，实今日学子之大患也。若只泛言国学，譬之万宝全书、百货商店，虽多亦奚以为？且非弟之所能及也。此意竺君如以为然，能喻之学生，使有相当了解，然后乃可与议。否则圆凿方枘，不能收教学相长之效。与竺君相见两次，所谈未能尽意。在竺君或以为弟已肯定，然弟实疑而未敢自任。不欲令种子断绝，此天下学者所同然。虽有嘉谷，投之石田，亦不能发荣滋长。故讲即不辞，实恐解人难得。昔沈寐叟有言，今时少年未曾读过四书者，与吾辈言语不能相通。此言殊有意味。弟每与人言，引经语不能喻，则多方为之翻译。日日学大众语，亦是苦事，故在祖国而有居夷之感。处今日而讲学，其难实倍于古人。师严而后道尊，道尊而后民知敬学，亦难责之于今。乐则行之，忧则违之，吾行吾素而已。竺君不以弟为迂阔，欲使诸生于学校科目之外更从弟学，大似教外别传，实为特殊办法。弟之所言，或恐未足副竺君之望、餍诸生之求。其能相契，亦未始非弟素愿。若无悦学用力之人，则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此当视诸生之资质如何，是否可与共学，非弟所能预必，非如普通教授有一定程序可计日而毕也。故讲论欲极自由，久暂亦无限制，乃可奉命，否则敬谢不敏。此意当先声明，并希代致竺君谅为荷。以左右与竺君相望之意甚诚，故坦直奉答，不敢有隐。（《马一浮集》第二册，517—519页）

马说，他可以接受竺可桢的邀请，往浙大讲国学，但是有条件。首先，自己的讲学应独立于学校科目系统之外；其次，自己的讲学，并非泛言国学，而是要讲儒家的义理之学。这其实是从体制和宗旨两方面，对自己的讲学做了规定，两方面都不同于现代学校教育。在现代学制之外讲儒学，乃马之“素愿”，他甚至还兴致勃勃地为竺校长代拟了《浙江大学特设国学讲习会之旨趣及办法》。但在随后的几次磋商中，竺可桢和浙大同人却对马讲学的名义和名称表示了反对。《竺可桢日记》记载了此事：

九点至青年路晤张圣征，应子梅之邀谈及马一浮事，适圣征之兄天汉亦在座。据张云一浮提出一方案，谓其所授课不能在普通学程以内，此点余可允许，当为外国的一种Seminar（研究班课程）。但一浮并欲学校称其谓国学大师，而其学程为国学研究会，则在座者均不赞同，余亦以为不可。大师之名有类佛号；名曰会，则必呈请党部，有种种麻烦矣。余允再与面洽。（《竺可桢日记》第一册，47页）

马坚持以“大师”，而非“教师”或“教授”的名义讲学。其讲学的名称为“国学讲习会”，而非一般的课程名称如“国学讲习”或“国学研究”。竺可桢等人认为，“大师”之名有似佛号，于现代学校不类，课程为“会”也非现代学校所有，须呈请政府批准。正如竺可桢虽然可以允许马所讲授不在普通学程之内，但以之相当于外国的一种Seminar（研究班课程），其实还是把马的讲学纳入现代学校教育制度之内一样，竺可桢等人反对“大师”的名义和“讲习会”的名称，仍是不能接受马欲讲学于现代学校教育制度之外的独立姿态。竺可桢建议马取消“国学讲习会”之“会”字，马则坚持己见，双方互不相让。在马看来，自己不能讲学浙大，“于弟毫无加损”（《马一浮集》第二册，519页）；在竺可桢看来，自己“对于请马一浮，可称仁至义尽”（《竺可桢日记》第一册，48页）。

回到本文开头，马一浮和竺可桢的僵持，在一九三八年初打破。患难之中，马不再坚持“国学大师”的名义和“国学讲习会”的名称，接受“国学讲座”一名，竺则同意马讲学于现代学校教育制度之外的要求，给予充分的讲论自由。在写给妻弟汤孝佶的信中，马说明了自己讲学浙大的原因：

所以来泰和之故，已具前书，又于答韦存书中亦详言之。左文亦颇以弟为不智，谓今日岂复尚有讲学之事。弟以为钧是人也，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其见接也犹若以礼，是可与也；若逆计其不可与而遂绝之，非所以待人之道。其词曰：可以避地，可以讲学。吾方行乎患难，是二者固其所由之道也。非以徇人而求食，乐则行之，忧则违之，不居学职，则去住在我；不列诸科，则讲论自由。羁旅之费取足而止，义可受也。彼中诸友以前年曾一度相要，颇能了解弟意，故待之以客礼，略如象山白鹿洞故事。来此匝月，亦颇相安。（《马一浮集》第二册，557页）

讲学于浙大，当然首先是为了避难，但讲学也的确是其心愿。而关键所在，还是浙大同人能待之以礼，他的讲学不居学职、不列诸科，不在学制系统之内，略似陆象山之讲学于白鹿洞。马之所以将其讲稿称之为“会语”，也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国学讲座”比作了宋明书院的讲会，“用明人讲学例，且示不在学官所立之科也”、“不在学校系统之内”也（《马一浮集》第二册，823、848页）。也就是说，马之所以讲学浙大，根本原因还是自己虽在现代大学之内，却又能超然独立于现代学校制度之外。但讲学浙大毕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避难，难免有“徇人而求食”之嫌。且身在大学之内，也难保不受学校制度的干扰。而自己讲儒家心性之学，似乎也激不起现代学子的兴趣。马写信给熊十力说：

古德云：“门庭施设，不如入理深谈。”弟今所言，但求契理，不必契机。佛说《华严》，声闻在座，如聋如哑。孔子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此虽圣人复起，直是不奈伊何。吾纵不惜眉毛拖地，入泥入草，曲垂方便，彼自辏泊不上，非吾咎也。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吾亦称性而谈斯已耳。且喜尊兄证明，言固不为一时而发。承告以方便善巧、曲顺来机之道，固亦将勉焉，冀饶益稍广。然此是弟所短也。弟在此大似生公聚石头说法。翠严青禅师坐下无一人，每日自击鼓上堂一次。人笑之曰：“公说与谁听？”青曰：“岂无天龙八部，汝自不见耳。”弟每赴讲，学生来听者不过十余人，诸教授来听者数亦相等，察其在坐时，亦颇凝神谛听，然讲过便了，无机会堪辨其领会深浅如何，以云兴趣，殊无可言。其间或竟无一个半个，吾讲亦自若。今人以散乱心求知识，并心外营，不知自己心性为何事。忽有人教伊向内体究，真似风马牛不相及。弟意总与提持向上，欲使其自知习气陷溺之非，而思自拔于流俗，方可与适道。此须熏习稍久，或渐有入处。今一暴十寒，一齐众楚，焉能为功。然彼不肯立志，是伊辜负自己。吾今所与言者，却不辜负大众，尽其在己而已。（《马一浮集》第二册，529页）

这一契理而不契机、似聚石头说法的尴尬寂寥场面，使马在浙大的讲学了无兴味。凡此种种，决定了马不可能长久滞留浙大。

一九三八年七、八月间，持“中国本位文化”说、大力提倡中国固有道德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有心恢复宋明书院的讲学传统。而当时在重庆政府部门任职的马一浮私淑弟子刘百闵（时任陈立夫秘书、中国文化服务社社长）、及门弟子寿毅成（时任官商合办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从旁赞议，希望能由自己的老师来创办书院，讲授中国传统文化。陈立夫、蒋介石等人对马一浮的大名早有所闻，亦极仰慕，于是以国民政府的名义邀马入蜀办学。对马来说，跳出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直承宋明书院讲学的传统，自由而独立地讲习儒家义理之学，正是自己长久以来的心愿，虽然并不看好书院的创办，犹豫再三，但最终还是接受了邀请。经过半年的往复商讨后，马于一九三九年二月八日离开浙江大学（时在广西宜山），乘交通部专车经贵阳至重庆，再转至四川乐山。又经过半年的筹备，复性书院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在四川乐山乌尤寺开讲，复性书院正式诞生。当然，马一浮在复性书院也远非称心如意，那一段不开心的往事，其实和上面所讲马一浮和现代学校教育反反复复的纠葛一样，颇有意味，不过那是另一篇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