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驶向拜占庭》：哀叹中的呐喊

李　静

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毕生追求精神的不断超脱和灵魂的永恒重现，这在他晚年的诗歌里得到强调和放大。其诗歌《驶向拜占庭》明确地提出通过艺术涤荡人的灵魂才是让人灵魂不朽的途径，因此中古时期的拜占庭在叶芝的诗歌里象征了一个永恒纯净的理想之境。在叶芝看来，拜占庭帝国文明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一个巅峰，但是叶芝只强调拜占庭的绝伦艺术，因为拜占庭艺术集中体现了文明的发展程度，或者说艺术是文明的精髓体现。

叶芝一直就有怀旧情结，这主要是因为现实世界令他十分失望，所以他只能从过去相对和平富足的年代里寻找心灵的慰藉。长期处于动荡中的人们特别渴望安宁和稳定，叶芝认为爱尔兰的18世纪才是爱尔兰的浪漫感性时代，在世界范围则当属拜占庭帝国时期。1922年，爱尔兰共和党拒绝了人民投票通过的条约，爱尔兰自由邦因此镇压了共和党，爱尔兰的这次内战和世界经历大战之后的动荡局势，对于叶芝而言，意味着过去自由民主的理想最终破灭了。1923年到20世纪30年代的爱尔兰社会局势并不稳定，都柏林一方面是爱尔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另一方面也是道德瘫痪的中心。《驶向拜占庭》便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写成的。

叶芝将拜占庭喻比理想中的都柏林，赋予了它神秘的理想化色彩。拜占庭不仅代表了消逝的以贵族文明为代表的辉煌人类文明，还象征着理想的精神之境，而《再度降临》所描画的那个充满暴力的现代世界已经“不是老年人的国度”，因为现实中的世界充斥着各种欲望，人们已经丧失了精神追求。诗歌第一小节里“躺在彼此臂弯里”的“年轻人”，和随后出现的“树上的鸟们”、“鲑鱼”、“瀑布”、“鲭鱼”、“海洋”等意象代表了“整个夏天都称赞/孕育、诞生和死亡的万物”，代表了短暂的世俗世界。但是唯有“未老朽的智力”创造出的作品才是“丰碑之作”，足以超越短暂的物质世界而成为不朽之作。这一节将老年与青年对比，将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对比，说明老年人已经无法适应青年人的世界，而古老的爱尔兰文明也无法在它刚刚步入的现代社会里感到适从。现实世界里的各种生命体都要经历从生到死的过程，万物都免不了死亡的结局，只有人的“智力创造的丰碑之作”能超越短暂的物质世界而留存于世间。

第二小节继续写到人老之后就像“ 一根拐棍上悬着的破烂衣裳”，而衣服“必死无疑”，在幽默中也显出老年的无奈。既然世俗的世界不能满足人的精神追求，那诗人就只有回到过去的文明中寻找心理平衡，而人无法逃过死亡的结局，也只有在高尚华丽的“丰碑之作”里寻找永恒，“因此我已经出海远航/来到神圣之城拜占庭”，老人穿越历史的长河，前往艺术和心灵的圣地拜占庭找寻艺术的遗迹。

拜占庭是古罗马—— 拜占庭帝国的都城，最初由希腊人于公元前6 5 7年创建，公元3 3 0年君士坦丁一世皇帝选定拜占庭为帝国都城，欧洲的基督教民族称之为君士坦丁堡（意为“君士坦丁之城”），以纪念使它拥有整个中世纪文明和财富的这位皇帝。拜占庭因其独特的地理优势而成为连接欧亚古代两大文明的枢纽城市，但是拜占庭文化基本保持着希腊文化的特色。西罗马帝国在公元5世纪时受到蛮族人入侵而衰落，而东罗马帝国，尤其是其都城却得到了繁荣。

历史的车轮在不安中前行，过去岁月遗留给后人的财富却在岁月的沉淀中绽放出璀璨光芒。爱尔兰在19世纪盛行的考古之风一直吹到了20世纪，叶芝秉承了这一传统。不同的是，叶芝的考察触角延伸到爱尔兰之外的地中海沿岸，古希腊文明始终强烈地吸引着他。1925年叶芝游览了意大利东北部的拉文纳和南部的西西里，专程去欣赏那里的镶嵌艺术。叶芝在《幻象》中说：

如果能给我一个月重回古代，可以按我的意愿择地而居的话，我会在东罗马帝国皇帝打开圣索菲亚、关闭柏拉图学园前赶到拜占庭。想必我能在某间葡萄酒小店里找到某位镶嵌艺术的贤明工匠，他能回答我所有的问题，超自然的神会降临到他的近旁而不是柏罗丁的身旁，因为他的精湛技艺让人引以为豪……拜占庭镶嵌工艺， 即马赛克工艺， 通过把小的有色彩的石块或瓦块嵌入一个表面制成装饰性的镶嵌画或图案，通常见于教堂内墙装饰性的彩色玻璃工艺和绘画中，最初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宫殿和贵族宅邸内镶嵌地板图案的装饰艺术。拜占庭艺术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精华，其色彩鲜艳、富丽堂皇的风格反映了拜占庭文化的东西合璧，尤其是对希腊文化的吸收，以及拜占庭上层社会的奢华生活。在叶芝的诗歌中，拜占庭充满了神秘和传奇色彩，更多地代表了以贵族文明为代表的人类文明。《幻象》中接着写到：

我认为在早期拜占庭， 也许以前从未有过， 或者既然在有记载的历史里，宗教的、美学的和实际的生活实为一体，建筑师和工匠—— 尽管不是，但也可能是诗人，因为语言早已成为辩论的工具而必定变得抽象——对大众和少数精英们说话。画家和马赛克工匠，金银工匠，可能几乎没有个人设计的意识，专注于他们的主题和整个民族的幻想。他们能从旧福音书中模仿那些看似与原文一样神圣的图画，并把所有内容都编织进一个巨大的图案里，许多人共同完成的作品就像出自一人之手，让建筑、图画、图案、金属的栏杆和灯看上去不过是一个完整的形象……

在整个世界的层面上来看，叶芝渴求现代社会能再度拥有昔日拜占庭文明那样的辉煌与荣耀。在个人和民族的层面上，他所欣赏和追求的正是拜占庭艺术家们那样不朽的精神境界—— 不仅“专注于他们的主题和整个民族的幻想”，而且创造的艺术既为少数精英们喜欢也为普通民众接受，这也是叶芝希望爱尔兰人能在混沌的现实世界里能努力达到的纯净的精神之境。拜占庭艺术的精美对叶芝的吸引只是表面现象，叶芝的深层意图是他希望爱尔兰能再度拥有像拜占庭文明那样辉煌灿烂的文明，全体爱尔兰人都能为爱尔兰重现昔日的辉煌文明这个共同目标而不遗余力，这与叶芝对乔治时代的爱尔兰传统的兴趣实出一辙。

叶芝的思想在回想与幻想中经历了无数次远航和历险。他将过去与现在串联在一起，尊重了时间的延续性和连续性：从对过去的回想中，叶芝穿越了时空，让过去与当下交流，让爱尔兰与拜占庭对话；在对比爱尔兰与拜占庭、对比古与今的过程中，叶芝期盼拜占庭黄金时代的回归，希望人们能放弃物质追求，而实现纯美的精神追求，在美妙绝伦的艺术中净化心灵。而诗人，与建筑师和画家一样，是塑造和净化人们灵魂的匠人，他们的精湛技艺无与伦比。

第三小节中叶芝请求伫立于上帝的圣火之中的拜占庭圣贤们“从圣火中走出来”，“教我的灵魂学会歌唱。请燃烧我的心；它积欲成疾/拴在一个垂死的动物身上/不知自身为何物；把我收集/到那永恒的技巧里。”人若无纯净崇高的思想，若无精神追求，就像行尸走肉，与动物没有区别。驶向艺术完美之境的过程似凤凰涅槃，只有在火的洗礼中才能实现灵魂的重生和精神的永恒。

在艺术中实现对短暂生命的超越，即实现永恒，这是叶芝诗歌一直存在的主题，不过艺术的具体内容却在叶芝诗歌创作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中

期主要是诗歌和绘画，晚期则集中体现在诗歌、绘画、雕塑和建筑中。各种形式的画作、雕塑或建筑，如都柏林市立博物馆里的油画、拜占庭雕塑、爱尔兰国内的石雕和中国的天青石雕、塔楼和铜像等，频繁出现在其晚期诗歌里。在衰落的现代文明中，唯有这些见证了逝去繁华、凝聚了人们杰出智慧和思想的艺术品能超越时间和俗世而成为不朽的永恒。它们是衰落的文明中永不衰落的见证和纪念。

一旦超脱了本性，我再不会

用自然事物塑造我的身形，

而只用这种形态，如希腊金匠

用锤打和镀金制作而成的

好让昏昏欲睡的皇帝清醒；

或放置于一根金枝上歌唱

向拜占庭的贵族和贵妇们

唱过去、现在或未来的事情。

叶芝构想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如同个人的重生，爱尔兰文明和人类文明也需要浴火重生之后方可抵挡住污潮浊流。

叶芝忆古而思今，同时借古讽今，为今人提供借鉴。他已经超越了时间和地理的界限，他的视野并不局限于爱尔兰。叶芝身系爱尔兰而心忧天下，履行着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坦荡宽厚的人文关怀。拜占庭继湖中小岛茵那斯弗利、意大利的厄尔比诺城、格雷戈里夫人的库勒庄园和叶芝的巴拉里塔后成为他的另一个理想家园，诗人从一个可怕的充斥着暴力的世界驶向一个和谐、宁静、辉煌的理想世界。这个心愿之乡寄托了叶芝对爱尔兰文明和人类文明现在的忧思和未来的期盼。

象征派诗歌先驱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中病态的花象征了人类的悲惨命运，披露了人存在的丑与恶，展现了现代人心灵的虚无与迷惘。全诗弥散着的阴郁气氛让人陷入深刻的思考：人的命运到底会怎样？命运的病根到底何在？艾略特《荒原》中的“荒原”上没有阳光，更无希望，真实地刻画出现代人精神上的虚无与无助，把西方自古希腊以来人的命运的悲剧意识和虚无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与他们不同的是，叶芝强调的既不是现实的丑恶和无奈，也不是人类精神的空虚，而是过去和未来的美好—— 过去的美好能给处于动荡不安中的人以心灵上的安慰，让人内心恢复宁静，而未来的美好则让黑暗中的人看到希望的亮光，能激起人澎湃的热情，并进一步指出了充实和净化人心灵的可行和必行之径—— 艺术。

叶芝早在1 9 0 6年就曾说君士坦丁堡的衰落导致“整个欧洲思想的不稳定平衡状态”。这里他再次扮演了预言家的身份。爱尔兰的动荡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不稳定，日益恶化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质化，预示着第一个两千年的基督纪元已经到了尽头。现代社会人们的堕落是对崇高过去的背叛，获得与剥夺、拥有与失去、存在与将成为，叶芝在古代艺术与现代文明之间设立了这些对比，重现了一个正在消逝的人类文明景观。叶芝的诗歌暗示出：拜占庭这个文化圣地一度是融合了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融合了古典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地方，但是拜占庭文明的辉煌时代已经一去不返，而爱尔兰应该担当起世界文明中心的重大责任，都柏林应该成为文明的纽带和文明的圣地。因此叶芝所着眼的是“将成为”，即个人、民族和人类整体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叶芝追根溯源，从早期诗歌对希腊文化的追寻，到中期诗歌对意大利文化的追踪，再到晚期诗歌对拜占庭文化的忆想，叶芝一直在追溯人类文明的根源，比较爱尔兰文明与世界先进文明的异同。他暗示人们爱尔兰文明是世界文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强调爱尔兰在未来文明中不可或缺的责任，强调包括诗人在内的艺术家拯救世界、拯救文明的重任。虽然叶芝再度想逃，但他事实上一直在努力调和幻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并尽一个文人的最大所能告诫年轻人尤其是爱尔兰年轻人，呼吁人们努力完善自我以挽救失落的文明。叶芝以完善自我和重建优秀文明对抗现代社会的污浊，这与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对完美人性的追求目标完全一致，都是用完美和有序对抗缺陷与无序。

阿诺德认为人类的文化存在两种精神形态：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前者深藏于宗教信仰中，注重行动，强调秩序、规则和既定的道德信条；后者则掩映于理性追问中，热爱思想，强调意识的自发性。一个有希伯来精神的社会是幸福的，自由、繁荣、秩序与道德心、正义感都由此而来；但是一个希伯来精神取得了绝对地位的社会又是不幸的，价值、信仰的绝对化，是罪恶的一个重要来源。阿诺德区分人类文化精神两个维度的用意在于要说明思想和行动的和谐统一与相互协调是人类文化健全、人类生活完美的前提，反之，突出某一方面而淡化另一方面，都会使人类生活充满缺陷。希伯来精神可以造就人类崇高的理想和道德心，希腊精神的反省自觉，则可以抑制人类走向冲动与莽撞，消解宗教化后的无知无觉。阿诺德的观点可以用来解释叶芝对希腊精神的推崇和在崇高的理想、道德和理智的行动之间寻求统一的理念。

叶芝不仅在寻自己作为爱尔兰的根和作为文人的根，也在寻人类文明之根、寻人性之根。他将自己的命运与民族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把“驶向拜占庭”当做诗集《塔》的总序，因为诗集里的其他诗歌详细阐释了其主题：从可怕的暴力世界迈向美好和谐的理想世界。叶芝想化作一只人造的金鸟，这说明他的一半思想要逃离生活，而另一半则渴望亲近生活。虽然不满于现实，残酷的现实让叶芝幻想过去和未来，但是叶芝最终还是从幻想中回到现实，回到当下，对现实中的个人、民族和全人类寄予希望，指出了努力的方向。叶芝依稀找到了调和理想与现实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的方法：用行动创造出绝美的艺术，用艺术铸就纯净的灵魂，用灵魂之美成就恬淡完美的人生，用对完美自我的追求带动人们创建和谐完善的人类社会。叶芝的追求中折射出人性的光芒，在关于文明衰落的哀叹中，我们也听到了他对民众的呐喊。

总的来说，在哀叹文明的衰落时，叶芝不仅感到惋惜，伤叹人类文明，尤其是贵族文明的消逝，同时也痛心和留恋于过去伟大辉煌的文明时代。但他没有止步，而是清楚地看到文明衰落的原因，深刻地指出仇恨和暴力是导致文明衰落的直接原因，尖锐地批判了暴力者、偏执者和盲信者，表明了一个有良知和责任心的文人的鲜明姿态。叶芝怀念逝去的文明，探查文明的根源，同时幻想美好的未来，在四散的世界中找寻统一世界的中心：爱尔兰才是未来世界文明的中心。虽然叶芝意识到用艺术拯救文明的理想破灭了，但他没有止于思考和幻想的层面，他也是伟大的行动者，没有放弃对完美精神和“社会向善”的追求，将个人的前途与民族和人类的命运紧密相连。他在追求永恒精神和人类文明的同时，也树立起个人作为英雄艺术家的形象，确切地说，是拯救人类灵魂和人类文明的使者的形象。虽然他的“民族中心论”过于片面，他对贵族文明的怀念带有强烈的封建意识，但是他在无序的世界里从来没有停止对和谐有序世界的探寻，这应该是支撑叶芝的信念，也是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