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与留的抉择

关键词:去与留 《红豆》 《人到中年》 知识分子

摘 要:宗璞的《红豆》与谌容的《人到中年》都讲述了知识分子群体在人生岔路口进行抉择的故事。对比两个文本的共同主题和本质特点,求证知识分子在人生道路中“去与留”的深层原因,以见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核。

宗璞的《红豆》和谌容的《人到中年》并不是颠覆传统的惊世之作,其中表现的都是一些让人感到熟悉的生活场景和琐屑小事。但是,这两部作品却从平凡中透露出一种不平凡的气象。这两部作品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时代各异,作家不一,表层叙述也并无相似之处。但在这种差异中,却恰恰蕴含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去与留。

一、去与留,两难的抉择

1.同质异构的“留”

江玫和陆文婷分别是《红豆》和《人到中年》中的主人公。虽然这两篇小说在叙述手法、语言风格上有所不同,但当主人公们面临着去国还是留国的选择时,她们是不约而同的。

尽管结果是一致的,但江玫与陆文婷的选择还是有个体差异的,即她们的“留”是同质异构的。

从同质角度看,江玫和陆文婷都是大学生,在本质上都属于知识分子范畴。知识分子集体无意识中的“入世”心理和施展自身理想和抱负的坚定信念让她们充满着为祖国奉献的精神,满怀着对祖国的无限深情。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知识分子被当作可以信任的、伟大的社会和文化转换中必要的合作者。但他们被剥夺了设计的权威,他们变成了和其他人一样的劳动者,他们是能为建设新秩序大厦提供服务的熟练手艺人,而不再是自以为是的设计师。”①他们这种身份的转变更多的是体现在《人到中年》里。陆文婷和她的同事们敬业奉献却得不到相应的报酬和待遇,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双重匮乏使他们的个人价值严重贬值,然而陆文婷却并不计较这些名利得失,依然遵照治病救人的理想,来弥补现实中的不足。江玫亦如此,她以投身革命的、为人民谋福利的理想来填补现实生活中她与齐虹之间的分歧与缺憾。在这些理想与现实的差异、理智与情感的挣扎之中,她们在精神上成为了社会的主宰,在充分施展自己才华的同时,积极“入世”。最后,都坚定地选择了留下。

从异构的角度看,她们的选择体现出的趋向变化是不一样的。

从陆文婷的角度看,她的选择体现了她的精神走向与行动方面的契合。她从一开始就从属于“人民”这个大的阶级范畴当中,有着国家主人翁与建设者的意识。因此,作为一位新中国的医学院培养出来的医生,对于祖国,天然地充满了挚爱之情。她的潜意识指引她在自己的岗位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即使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中,她被戴上“又白又专”、“包庇叛徒”的帽子,却依然有不怕困难,敢于牺牲的勇气。她可以连着做几台手术,同时还要做好病人的思想工作。身与心的疲劳逐渐吞噬了她的青春与健康。但无论怎样,她首先考虑的都是集体的利益,她的精神走向与个人行为始终保持高度的一致。

从江玫的角度看,她的选择体现了她的行动最终回归到精神方面的一致。她起初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在几乎与世隔绝的单纯世界里,没有过多感受到下层人民的疾苦。她喜欢读书、弹钢琴,并且与志趣相投的齐虹相恋。“他们曾迷失在荷花清远的微香里,也曾迷失在桂花浓醉的甜香里,然后是雪花飞舞的冬天。”②起初江玫就在这美好的爱情中迷失了自己。而她的同屋肖素,是进步和希望的化身,指引江玫从个人狭隘的情感世界中挣脱,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战斗中。但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一开始她还在彷徨,她只是隐约感到革命能给广大人民带来幸福,却依旧沉浸在像鸦似的爱情中。当她经历了请愿游行,得知了父亲之死的真相之后,才开始正式在精神上发生质的飞跃——这与广大民众幸福“联在一起的革命、政治理想顺理成章地被她视为神圣的正确的皈依——她不由自主地成为时代的追随者”③。因此,江玫最终没有与齐虹远赴美国,而是留在了祖国。她的选择极具代表性地体现了当时许许多多像她一样的知识分子从软弱走向坚定的过程。

2.异质同构的“去”

与江玫和陆文婷不同,齐虹和刘学尧、姜亚芬夫妇选择的是另一条道路——离国。他们的“去”,在结果上是一致的,可在本质上是有差异的。

从同构角度上看,他们最后都离开了祖国,而且连目的地也惊人地一致,都是崇尚自由与财富的美国。齐虹的选择根源于他深受“五四”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他是个自由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标榜者。他对生活的态度多是带着理想主义的色彩——自我沉浸于物理和音乐之中,厌恶现实世界“这样空虚,这样紊乱,这样丑恶”④,他还认为“自由就是什么都由自己,自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⑤。但是他的理想,他所信奉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在当时黑暗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却找不到实现的平台。他为了追求个人的利益和价值而舍弃了自己的爱情,离开了祖国。姜亚芬一家离开祖国同样是个人的原因。国内低下的生活水平和严酷的政治运动耽误了他们的事业,长久以来对知识分子的不公平待遇让他们心酸。于是他们远赴美国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相应的个人价值。

从异质角度分析,齐虹的离去带着更多自私的目的,而刘学尧、姜亚芬他们更多的是出于无奈的选择。

齐虹是银行家的儿子,生活于上层社会的安逸环境之中,他不想也不能够体觉老百姓的悲苦生活。他的身份和生活环境导致他总是“有一种迷惘的做梦的神气”⑥,他与江玫的爱情,当江玫劝他留下时,他说:“难道要我丢了我的物理音乐,我的生活方式,跟着什么群众瞎跑一气,扔开智慧,去找愚蠢!”⑦这些话鲜明地体现出齐虹的阶级倾向和自私自利的心态,因此他的离去便显得顺理成章了。

与齐虹不同,姜亚芬夫妇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所医院的骨干和精英。可恨生不逢时,让他们受尽屈辱的“文革”,不仅耽误了他们的事业,也使他们在精神上受到重创。虽然“文革”后党中央十分重视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但其过程是相当漫长的。姜亚芬“她渴望尽早获得在医学上可以成就自己的平台,可是在现实条件下,送给病人光明的眼科大夫却看不到前途”⑧。这一句话,道出了当时许许多多知识分子的心声。

作为知识分子,他们“自我失落的悲哀,个体选择的艰难,寻找自己位置与归宿的困惑”⑨导致他们在人到中年时开始反抗,在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下挣扎。他们失去得太多,心中有太多的抱怨。这些,在他们离别前与陆文婷一家的聚会和在机场写的信中都可以看出。在这种情况下,就连沉稳平静的陆文婷也发出了“我不是合格的妻子,不是合格的母亲”⑩的感叹。刘学尧、姜亚芬自认为“没有理由逃避历史赋予的使命”{11},可是最后他们还是走了,带着深深的无奈。

二、去与留的原因分析

1.回归与反叛

新中国的文学是一种具有高度一体化和同质化的特征。这就像朱自清所说的“‘我们替代了‘我,我们的语言也替代了‘我的语言”{12}。在这种特征指引下,“作家们在描写自身经验时有所顾忌,不敢真实地开掘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实践过程中切身感受到的痛苦、挣扎,以及灵魂深处的自我搏斗,也不能如实写出知识分子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丰富的精神感受与精神升华。”{13}而《红豆》却显现出与之不同的新气象,不仅在主人公形象上,而且在创作方法上,都与主流创作模式不同,具有一种反叛意识。它“可贵地表达了知识分子自己的叙事视角,虽然浮光掠影,却隐晦地表现出知识分子在大痛苦与大欢乐交织在一起的时代洪流中所面对的人生选择和内心矛盾”{14}。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1956年,党针对科学、文艺界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让作家们的个性化写作的愿望得以实现。

但“双百方针”的背后并不代表作家有着完全的创作自由。宗璞在创作《红豆》时,便显现出不自觉地向主流话语回归的倾向——进步学生江玫最终还是参加了革命,资本家大少爷齐虹离开了祖国。这种从反叛到回归的写作倾向表现了当时“作家既想使自己的作品回荡着时代的主旋律,又要努力在时代的大合唱中发出个人的声音”{15}的真实境况。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下,不难发现时代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宗璞的创作。

《人到中年》创作于当代文学的新时期。时值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和改革开放之际。饱受转换时期主流意识形态束缚和十年动乱迫害的作家们提出了“‘繁荣文艺必须肃清流毒、‘人是目的,人是中心的观点,它既是在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层面上肯定了‘伤痕文学对‘文革这段野蛮历史的揭露,也是对80年代文学的展望与呼唤”{16}。在这种新时期的文学语境当中,谌容等作家挣脱了文学一体化给予他们的束缚,向着创作的个性化方向发展。

《人到中年》中描写的知识分子所受的苦难,其实正是新时期作家们自身经历的再现。作家们“自我与题材融为一体,他们刻画知识分子是带有自叙传的浓重色彩,他们的笔调便必然地具有自剖、自恋、自审的反思倾向”{17}。《人到中年》便是主观抒情与客观叙事的完美结合。谌容以“向内转”的写作倾向与意识流的表现手法展现陆文婷大夫的内心世界,表现一位知识分子在工作、生活和政治待遇上的酸甜苦辣,也显现了作者期望国家给予知识分子尊重和满足的真实要求,此时作品所表现的“人性”和“人道主义”,与“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的主张前后呼应,显现出新时期作家创作的整体回归和“自我”的复活。

2.知识分子情结

面对人生道路的抉择,知识分子们在去与留面前思考和彷徨,其深层原因便是数千年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心理积淀。西方知识分子的发展、形成与宗教、神权密不可分。然而中国知识分子走的却是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从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到秦汉、魏晋的“士大夫”,再至唐宋以后的各类文人墨客,“士”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并与专制皇权紧密相连。“学而优则仕”是古代士人的人生目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士人们的最高理想;“入世”、“出世”、“亦官亦隐”是他们追求的最高境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他们的处事原则,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是他们个人的品格标准。士阶层总是以一种高屋建瓴的姿态来看待自己的价值。

《红豆》与《人到中年》都暗含着这类信息。江玫与革命,陆文婷与“四人帮”的迫害等,皆显示着她们与政治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她们在行动中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并且以一种国家主人翁的姿态为祖国而革命、奉献。信念最终得以坚定,但必经历彷徨,这种彷徨的痛苦更大意义上体现了知识分子精神上的一种软弱性。而这种软弱性依然根源于“士”的精神。“士”阶层总是徘徊在“入世”、“出世”之间,得志时意气风发,失意时便隐逸山林,自我逃避。《红豆》和《人到中年》便是这种知识分子情结的综合体现。但好在宗璞与谌容在各自的小说中及时地解答了这道难度非常的人生“选择题”,给了读者们一个明确的答复——不论去与留,都要情系祖国,为祖国作出贡献。

从两个特殊时代中孕育的知识分子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反映了时代的现状。《红豆》和《人到中年》以现实为基础,真实反映了知识分子们的选择。“去与留”的选择体现于知识分子在人生道路、自我心灵上的“十字路口的搏斗”之中。他们“去与留”的艰难抉择都凸显了知识分子们在心灵道路上的成长与成熟。虽然他们的选择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但至少都是真诚的。

作者简介:刘雄仕,文学硕士,江西科技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 南帆.文学理论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45.

②④⑤⑥⑦ 许道明、朱文华主编.新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180.180. 181.177.198.

③ 谭红梅.宗璞小说知识分子抗争主题研究[D].延边大学,2005:16.

⑧ 徐淑贤.守望现实主义文学园地[D].山东师范大学,2006:7.

⑨{12} 黄书泉.文学转型与小说嬗变[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210.23.

⑩{11} 王蒙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文学名作文库·中篇小说(上)[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326.343.

{13}{14}{15}{16}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86. 86. 96. 219.

{17} 雷达.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J].文学评论.1987,(1):25.

(责任编辑:吕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