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的一个窗口

关键词:门 窗 女性主义 婚姻 现实

摘 要:凯特·肖邦曾被誉为“美国女权主义文学创作的先驱之一”,她的著名短篇小说《一小时的故事》阐述女性追求平等和自由的主题,是她一系列描写女性觉醒与反叛作品的序曲。小说中“门”和“窗”多次被提及,被作者赋予了深刻的象征意义,分别代表了女性所经受的婚姻枷锁与残酷的社会现实和渴望平等与自由、实现理想与追求的一种有效途径。

凯特·肖邦(Kate Chopin, 1851-1904)生活在19 世纪后半叶,曾被誉为“美国女权主义文学创作的先驱之一”,她的短篇力作《一小时的故事》发表于1894年,是女性主义文学的名篇之一,是她一系列描写女性觉醒与反叛的作品的序曲,被珀赛尔斯特德称为是“最令人震惊的女性自我宣言”。《一小时的故事》问世已有100多年,除了作品有较高的艺术性,重要的是它有着较强的社会意义。这部在世界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的推动下而产生的作品,深刻地揭示了美国19世纪的社会现实,反映了女性追求自由,为自由而抗争的严肃主题,直到现在还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关注。

该小说的故事情节极其简单:女主人公马拉德夫人有心脏病。在得知丈夫在事故中丧生的消息后,她便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自由”了的感觉。马拉德夫人憧憬着属于自己的未来,她欣喜激动。当马拉德先生安然无恙地回到家中(他其实远离事故现场),马拉德夫人却因心脏病突然发作,离开人世。小说中“门”和“窗”多次被提及,被作者赋予了深刻的象征意义,分别代表了女性所经受的婚姻枷锁与残酷的社会现实和渴望平等与自由、实现理想与追求的一种有效途径。

一

在小说的开始,女主人公马拉德夫人初闻丈夫死亡的“噩耗”之时——“当哀伤的风暴逐渐减弱时, 她独自走向自己的房里,不要任何人跟着”。这里并没有提到门,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一道“门”的存在。因为在随后的时间里,马拉德夫人完全是独自一人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她透过敞开的“窗”,深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的新春活力。接着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深度描写女主人公反思自己婚姻生活的内心世界和对今后自由生活的热切期盼。在小说的最后部分,也是整个故事情节发展的高潮部分,作者才第一次提到“门”,并且高密度地反复提及“门”达七次之多,如“约瑟芬跪在紧闭的房门外,嘴贴在钥匙孔上,乞求马拉德夫人让她进去。‘路易丝开开门!求你开开门——你这样下去会犯病的。路易丝,看在上帝的分上,开开门吧”;“终于,她站起身,给死乞活求的姐姐开了门”;“有人用钥匙打开了前门。……马拉德一进家门就呆住了。”整篇小说从未出现的“门”开始,由房间的“窗”过渡,直到最后“门”的集体涌现,“门”“窗”这两种重要的道具均被作者赋予了深刻的象征意义。如果说“窗”反映了女主人公渴望平等与自由的一种美好心境,那么“门”则折射出女主人翁所经受的婚姻枷锁和残酷的社会现实。

“许多妻子在听到丈夫死亡的消息时,都会目瞪口呆、无法接受这种严酷的事实。而马拉德夫人不是这样。她听到消息后,一下子倒在姐姐怀里,放声大哭起来。”女主人公对待丈夫死亡“噩耗”的反应已经有些出乎意料,在姐姐和丈夫的好友眼里,她的悲伤、她的哭泣既来自失去丈夫的痛苦,也来自对未来孤苦生活的恐惧。然而,深受亡夫之痛的妻子竟然不顾旁人的劝慰,毅然决然地将自己关在房间里,这更加让人们难以理解。

要想彻底了解马拉德夫人的心路历程,知道当时美国社会的妇女观是必要的。肖邦生活在19世纪后半期,当时社会所提倡的“真正女性具备四种主要品质——虔诚、贞洁、服从、温顺”。肖邦在她的作品中除了创作这种传统的女性形象(例如《觉醒》中的阿黛尔·拉蒂格诺尔夫人)外,还创作了觉醒、反叛的新女性形象(例如《觉醒》中的埃德娜·宠蒂利埃夫人)。在她的笔触中,传统的女性往往成了被压抑和被摧残的对象,而新女性则表现出对独立自我的向往和追求。长期以来,女性作为“第二性”在父权社会的历史上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基督教文化像沉重的枷锁套在美国妇女身上。她们所受的教育就是依附男人的保护,舒舒服服地当附属品,而不是为生活负责。“她们必须做的一切,随时准备奉献自己,去找一个丈夫、适应家庭、生儿育女。”对于自己的丈夫,“她曾经爱过他——有时确实如此, 但经常是不爱的。”马拉德夫人的思想活动使读者清楚地了解到当时社会上所谓的“幸福婚姻”、“幸福的家庭生活”的真实面貌:幸福的婚姻只是一种女性受压抑和禁锢的婚姻,幸福的家庭生活只是女性的意志屈服于男人的意志的生活。作者没有提供具体事件说明马拉德先生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妻的,但从她的身上我们还是能够看到马拉德先生的影子。

马拉德夫人是富有理想追求的人,在丈夫生前,她就有美好的憧憬,渴望着自由,去实现真实的自我。然而受到当时婚姻观念的束缚,马拉德夫人不得不平静地接受着平淡无味的婚姻关系,遵从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在闻讯丈夫死后,她还是要装模作样地表示出极度哀伤。作为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人物,在婚姻生活似乎已经结束,理想与自由突然来临之际,她“应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样女人可以宁静地去思考”。作者特意为马拉德夫人安排的代表内在自我的房间,成为其幻想自由的空间延伸。这样以马拉德夫人的房间为载体,开始了她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心路历程。

二

房间的“门”意味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隔断。在阻隔了他人视线和想象的房门内侧,在为丈夫真诚悲痛的同时,马拉德夫人渐渐从旧的感情中解脱了出来,一种新的思想感情油然而生。她真实的自我可以毫无掩饰地表现出来——要独立生活,不再生活在丈夫的影子之下。因此在“房门”外,马拉德夫人在公共领域表现弗洛伊德意义上的“超我”,一种道德化了的自我,而在“房门”内,马拉德夫人在私人领域中再现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本我”,一种由非理性冲动而构成的本能和欲望。作者清楚地展示出马拉德夫人只有在这个因“门”而独立出来的私人王国中,才是轻松愉快的,这种真实的本我感觉因“门”的存在而产生。一个女人长期被压抑的自我意识突然之间觉醒过来了,于是她为此感到欢欣鼓舞。

小说生动而细腻地描述马拉德夫人独自一人在房间里的思想感情起伏变化,采用了象征手法来展现她对自由的渴望。马拉德夫人痛哭之后,临“窗”而坐。透过这一扇“窗”,她看见外边的大自然里万物复苏,鸟鸣啁啾,空气清新,歌声袅袅,蓝天白云,一派春意浓郁,生机勃勃之景。马拉德夫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通过春天的意象来折射的。无论是“洋溢着初春活力轻轻摇曳”的树梢、“充满阵雨的芳香”的空气,还是屋檐下数不清的“叽叽喳喳”的麻雀,这些巧构的代表自由的意象都在激起她长期一直被婚姻生活压抑的本能,表达了女主人公对自由的憧憬和渴望。

房间的“窗”为女主人公提供了欣赏自然、自我觉醒的有效途径。美好的自然使她突然意识到自己长期以来竟是为一个十分平庸、专制、无视自己人格的男人扮演着附庸的角色。“自由了”这样一种意识让她全身感到温暖、轻松和愉快,因为不再有人替她做主,她将独立地生活。这样的想象使她头脑清醒, 精神亢奋,她从一个哀伤、虚弱的女人转变成一个张开双臂欢迎自由的未来岁月的女人。

三

在心灵上自我解放之后,马拉德夫人最终没有像逃出樊笼的鸟儿那样,箭一般地冲向自由的天空。她曾那么麻木不仁地活过多少年,当她的灵魂走出休眠状态时,她准备用独立、自由的人格去拥抱和抒写新的生活时。在姐姐的苦苦哀求下,女主人公打开了“房门”。“她的眼睛里闪烁着炽热的胜利之光,她的神态俨然像一位胜利女神。”随着第二道“门”的出现,故事峰回路转,再生变化。马拉德先生完全出乎意料地打开了“前门”,医生说马拉德夫人死于心脏病,是因为极度高兴致死的。

联结着家庭和社会的“前门”直接导致了女主人公的死亡悲剧。我们有理由相信,作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社会,认为将个人意志强加于别人的行为“无论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都是有罪的”。这道“门”正是代表着社会条件,正是因为存在着这种认为夫权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条件,女性追求独立的人格、追求自由和真正平等的抗争才难以成功,死只是一种解脱,是偶然的、短暂的。

如果说女主人公丈夫死亡的噩耗是社会强加于她的一个误会,那么周围的人,特别是医生对于女主人公死因的说法则是完全无法理解她的真实情感和理想追求。至于马拉德夫人究竟是死于极度高兴还是极度绝望,读者不难在作者巧妙的暗示中找到答案。试问,这样一个在丈夫死后“畅想着未来岁月”的女人怎么会因为丈夫的死而复活而高兴得死去呢?

在外界的眼中,她是一名传统的理想女性,柔弱顺从。除了有心脏病以外,她过着传统意义上的“美满”生活:拥有温柔、体贴的丈夫和关心她、爱护她的亲人朋友,物质上仿佛也没有什么问题。包括语言和思维,完全按照社会传统的伦理道德范式进行。与此同时,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她又有着心灵和肉体的特殊诉求。但是她的个体被道德传统和伦理观念束缚着,只有在没有外人的场合,她才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个体的存在,才能释放自己的真实情感。由此可见,这道“前门”在这里象征着世俗的伦理纲常,误导了人们的思维,阻止了人们发现世俗背后的真相。

四

在得知丈夫在事故中丧身,马拉德夫人自以为已经挣脱了婚姻的枷锁,她将自己关在房间内。这道“房门”不仅给女主人公提供了一个彻底袒露心声的安全场所,也见证了女主人公全新思维观念的诞生。这道“房门”成了连接现实与理想、过去和未来桥梁。正是因为女主人公主动地关上了这扇“房门”,才有了她淋漓尽致地完成心路历程的精彩瞬间。然而正如前文所说,这一道“房门”最初没有被提及,只是一道人为设置的虚幻之“门”,正如丈夫死亡的消息为误传一样,在这道阻隔理想与现实的“房门”内发生的种种憧憬自然也就很不牢靠。随着姐姐的哀求和七处“门”的集体涌现,女主人公不到一个小时的美妙境界就这样被无情的现实之“前门”给彻底砸碎了。

作者似乎在告诉我们,妇女如果想冲破婚姻、传统道德和社会给她们的束缚,必须冲破社会现实这一道“门”,而这道“门”存在她们的心中,是妇女本身的心理束缚。只有冲破了这道“门”,她们才能无畏地努力和斗争,才能给她们带来真正的解放和平等。与此同时,人们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也可以为自己的平等与自由设置一道“门”,并开启一扇心灵之“窗”,勇敢地实现自我追求或自我解脱,但它毕竟是一种人为的屏障和途径,这些人为的因素最终仍然要受到社会现实的制约,这也正是这篇小说的悲剧所在。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编号:JDR2006A11);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编号:08SJD7500021)

作者简介:胡启好,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在职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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