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批评：界定和特征

关键词:媒体批评 文学批评 大众传媒

摘 要:媒体批评是一种发表在大众传媒上的,并且从大众的角度考察文学现象,以当下的作家作品为主要批评对象的文学批评。媒体批评是大众传媒和文学批评的联姻,它主要受制于传媒文化,是传媒文化操纵、策划的结果。所以,媒体批评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第二,面向大众,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第三,关注当下的文学现象,具有捕捉现实的敏锐性。第四,媒体批评主要是应用批评。

本文所探讨的“媒体批评”亦称“传媒批评”、“传媒文学批评”、“传媒文艺批评”,它是一种新的文学批评形态,有别于新闻传播领域的“媒体批评”。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商业社会和市场意识形态的强大现实,传统文学批评从中心走向边缘,专业批评家的“精英意识”受到严峻挑战。另一方面,媒体批评则以“下里巴人”的姿态,借助传媒的广泛性、时效性迅速向广大读者传播,抢夺评论的话语权,几乎占据了文学批评的主流地位,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如何正确认识、评价媒体批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它关系到文学批评自身和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也影响到对读者大众的审美趣味的引导。因此对媒体批评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媒体批评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就迅速崛起,但文艺界对它的研究起步较晚。2000年3月18日,《文汇报》登载了艾春的《传媒批评,一种新的批评话语》和洪兵的《期待健全的媒体批评》,这是文艺界首次使用“传媒批评”、“媒体批评”的概念,它标志着文艺界开始了对媒体批评的关注。艾春指出,1999年底在传媒掀起的王朔批金庸、《十作家批判书》的“批判热”就属于传媒批评。他说,传媒批评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翼,有着自身的运动方式与运动规律,而如何正面发挥它的社会批判能量,取决于知识分子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其中的工作。洪兵则指出了媒体批评出现的必然性、媒体批评面目的暧昧性以及建立媒体批评的必要性。他认为,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紧密结合之后所形成的面目是暧昧而陌生的。而对于公众而言,他们可能并不具备这样的判断基础,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需要一种审视媒体的目光,需要另一种媒体批评。此后,陆陆续续有学者、专家对媒体批评发表评论,一些报刊及研究机构也举办了相关的研讨会。但关于“媒体批评”的界定,目前学术界仍是众说纷纭,没有统一的定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种:媒体批评是发表在大众传媒上的文学批评。此类观点流行甚广,它主要是从媒体批评的载体进行定义。如王山认为,媒体批评是“发表在媒体上的、以新闻传播媒介为载体的批评”①。传统的文学批评以学术刊物或文学刊物为主要阵地,而媒体批评则以大众传媒为载体,因此,载体确实是媒体批评和传统批评的一大区分点,但它只是“媒体批评”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传统的文学批评也可以发表在大众传媒上,换言之,发表在大众传媒上的文学批评并非都是媒体批评。如《文汇报》的“学术”栏目以及《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目,其中的文章从内容到形式都与传统批评无异,并不能归入媒体批评的范畴。正如有人所说的,并不是一个批评家的文章贴到了网络上被人阅读就成为网络批评,这种文章如果在写作方式、分析策略和观察角度方面都没有超出传统批评的范围,它仅仅是以网络为媒体的传统批评文章,而和媒体批评完全不同。②所以,仅仅从载体进行界定,很明显会混淆媒体批评和传统批评的界限。

第二种:媒体批评是带有商业性的文学批评。这种说法主要是从媒体批评的价值功用进行界定。如吴俊认为,媒体批评一般指“受媒体利益驱动或为功利目的的市场炒作的文学评论”③。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大众传媒具有商品性,发表在大众传媒上的媒体批评也往往以市场盈利为目的。王干就曾说过,他所策划的几次文学批评论争:“首先是为了让这个在文学中心之外的刊物(《钟山》)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其次才是想对全国文学潮流作一些分析和梳理。”④但把“商品性”作为媒体批评的基本特征,却并不符合实情。因为媒体批评有两类,一是有商品性,如出版社为推介新书而策划的批评,功利企图就相当明显;二是仅仅是为了满足作者言说欲望的批评,并不一定具有功利性。如网络上大量的由网民自发书写的批评。另外,传统批评也可能会有商业性,如一些名家为青年作者的新作写的序;其在讲究学术性的同时,也有以“名家效应”吸引读者的意图。所以,“商业性”并不是媒体批评的“专利”。

第三种:媒体批评是发表在报刊和互联网上的短小尖刻的批评文字。这种说法主要从媒体批评的文风和批评态度上来界定。在媒体批评中,确实存在不少锐利尖刻的文字,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酷评”、“骂派批评”。这类批评笔锋犀利、消解权威、轻蔑传统,但它并不是媒体批评的全部,而且也不仅属于媒体批评。不少媒体批评仍具有娓娓而谈、平易近人的文风和公正客观、温和冷静的批评态度。如一些传统评论家往往以大众“良师益友”的身份撰写媒体批评;另外,很多出版社为文学新作策划的媒体批评,经常用娓娓而谈的方式制造阅读潮流、引领阅读时尚。因此,把“媒体批评”完全等同于“酷评”,是不够严谨的。

第四种:媒体批评是与网络批评、主流批评相对的一个概念。2001年6月14日、15日由北京市文联研究部主办、《中国青年报·数字青年》协办的“网络批评、媒体批评与主流批评”研讨会在天津举行。研讨会的名称显示出举办者把媒体批评和网络批评、主流批评看成了二元对立的关系。这种划分法其实并不科学。首先,1998年联合国把互联网定位为“第四媒体”,互联网作为大众传媒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承认。所以,媒体批评应该包括网络批评。其次,把传统批评称为“主流批评”,也就意味着媒体批评是“支流批评”,这似乎不够准确。主流批评应当是对文学的主流趋向、时代的审美风尚有主导力量的批评,但媒体批评的数量和受众都大大超过传统批评,谁是“主流”,谁是“支流”,我们不好妄下断语。

第五种:媒体批评是发表在大众传媒上的“记者批评”。这种说法主要是从批评主体的文化身份进行界定。如有人认为:“‘传媒批评实质上就是‘娱记批评。照理而言,‘娱记批评也应是个人意见、个人趣味的一种表现形式,或者说是一家之言。但由于现代传媒无处不在的文化权力和文化主导地位,从而使记者的个人言说一下子转换为高高在上的‘霸权话语。”⑤但实际上,媒体批评并不完全是“记者批评”。在大众传媒语境下,传媒已不能局限于记者的“一言堂”,它必须以开放、民主的姿态对大众敞开大门,给大众言说的自由。如报刊、电视等媒体上经常有批评家和作家从大众角度进行的批评。另外,网络批评几乎全是普通大众的“自发批评”。因此,对媒体批评而言,其批评主体的文化身份极为庞杂。

第六种:媒体批评是个“伪命题”,不存在所谓的“媒体批评”。这种说法的提出,基于两个理由:一、任何文学批评都必须借助媒体才能达到传播和交流的目的,也就是说,任何批评都是“媒体批评”,根本不存在“非媒体批评”。二、利用大众传媒发表文学批评早已有之,“媒体批评”并非是新生事物。所以,“媒体批评”是个“伪命题”,不具有研究意义。从广义上来说,确实所有的文学批评都是“媒体批评”。但我们现在提出的“媒体批评”,则是从狭义上来界定的。这里所说的“媒体”,是特指大众传媒,即以普通大众为传播对象的印刷读物(报纸、各种流行时尚杂志)、电视和互联网等,而不包括学术刊物。另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的大众传媒发生了很大变化,已进入了第二传媒时代,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到文学批评,于是一种与过去迥然不同的“媒体批评”应运而生。也就是说,“媒体批评”有其特定的指向和意味。

通过对这几种说法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它们虽然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也都不够严密。其中,第一和第六种说法把媒体批评的外延扩大了。这种扩大,淹没了媒体批评的个性,使媒体批评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意义。而其他的说法则缩小了媒体批评的内涵,以部分代替整体,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显失公正。

根据对媒体批评的全面考察,并综合各家所长,笔者认为,应把“媒体批评”界定为:媒体批评指发表在大众传媒上的,并且从大众的角度考察文艺现象,以当下的作家作品为主要批评对象的文学批评。也就是说,媒体批评是大众传媒和文学批评的联姻,它主要受制于传媒文化,是传媒文化操纵、策划的结果,它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以大众传媒为载体。传播学奠基人之一麦克卢汉曾指出,一切传播媒介都在彻底地改造我们,它们在私人生活、政治、经济、美学、心理、道德、伦理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是如此普遍深入,以至于我们的一切都与之接触,受其影响,为其改变。新时期以前,在很长时期内,我们一直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的轴心原则一直是凌驾于其他领域之上的支配性原则,政治意识、政治观念借助于政治的权威力量向社会各个领域广泛渗透。于是,传媒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以宣传党的政策方针为主要目的。新时期以后,中国由“政治中国”步入了“经济中国”,文化生产不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机器,而开始转向市场经济,由此开始出现文化市场。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启动,传媒的市场化趋势随之加剧。这样,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的文化语境由单一走向了多元,各种文化形态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和活动的空间,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的相互排斥,而是处于同时共存和相互补充状态。大众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真正获得了主体性的地位,有权利开创属于自己的文化形式,并在其中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因此,大众传媒就像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广场”,其开放性和民主性使得“很多环节加入进来分享权力,除批评家外,还有杂志和出版社的编辑、媒体的记者,还有读者,估定价值所凭依的立场也产生了很大差异,他们相互冲突”⑥。借助于大众传媒的传播效力,中国的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转型时期,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潮,一个个专业化或非专业化的批评话题进入大众视野,评论文章层出不穷,争鸣之声此伏彼起。媒体批评已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式,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二,媒体批评是面向大众的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本雅明认为,机械复制时代由于艺术韵味的凋零,相应地在艺术的功能上,就由展示价值代替了膜拜价值。“膜拜”与神圣性和权威性相关,它规定了艺术接受者的不可亲近的距离。随着复制时代的来临,艺术作品能够成批的复制,这就大规模地增加了它的可展示性,同时也缩小了艺术与欣赏者之间的神秘的距离,使艺术下落到了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本雅明分析了“灵韵”艺术衰落和后“灵韵”艺术兴起的社会基础:群众在当代社会中的影响增大。由于日益强烈的“万物平等意识”,当代群众渴望物体在人性和空间上更贴近自己,因此热烈地接受复制品以克服其独一无二性。这就促进了用复制技术从独一无二的对象中来榨取这种“平等感”。同时,他明确提到,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性改变了大众对艺术的关系,最落后的关系,例如对毕加索、对卓别林,大众对艺术的关系激变成了最进步的关系。本雅明拉开了覆盖在艺术上的神秘帷幕,使之从神圣的祭坛上走了下来,来到大众中间。我们看到,媒体批评的勃兴和发展正体现了这种变化。传统批评以高校教师、研究生和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为接受主体,其属于“精英文化”的范畴,具有“阳春白雪”的特性,一般的大众只能对其“敬而远之”;而媒体批评则以普通大众为接受主体,其具有“下里巴人”的亲和力,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萨特指出,读者的接受水平如何,作品就如何存在。这是很有道理的。评论家李敬泽在《南方周末》设置了《新作观止》专栏,他曾说过:“在大众媒体上写一个版谈文学,面对的是各种各样不同的读者,知识背景差异很大,在那上面,你也没法儿做一个学院派,这个专栏写了两年半,编辑马莉苦口婆心地教导我要让读者知道你说什么,对我而言,这是一个珍贵的经历,实际上是寻求一个文学的专业立场与公众经验的结合点。”⑦这里所说的“文学的专业立场与公众经验的结合点”,实际上意味着精英文化的“下移”,即批评家将自己的专业立场(精英文化)以一种十分通俗的方式传递给大众,从而形成了新的批评范式。

第三,媒体批评关注当下的文学话题。艺术生产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一个基本内容,它揭示了艺术活动的“生产”特性,认为艺术活动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其生产和消费相互依存。但长期以来,我们的文艺界一直在政府部门的统包统揽下生存和发展,文艺的生产与消费不是遵循社会互动机制调控而大多是长官意志的结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人们意识到:艺术生产像其他形式的生产一样,离不开相应的技术、管理和经营策略,它无法摆脱市场价值规律的引导和制约。艺术家不仅是审美的创造者,更是职业劳动者,艺术生产是艺术家、出版商等共同创造作品价值、营造市场、追求利润的文化行为。因此,如何引导人们成为“书籍购买者”成为图书市场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媒体批评应运而生。“文学意义上的批评家只能在很小范围内影响读者,而且这些读者往往可能是文学趣味鉴赏者,即‘借阅者而不是书籍购买者,因为文学批评确立的价值标准、审美趣味往往与大众文化消费者不一致,而且这些文章又多发表于发行量极小的文学专业报刊。因此,出版部门需要的是面向图书市场的书评家而不是文学象牙之塔里的批评家。”⑧媒体批评顺应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图书市场的需要,它关注的是“现在时”和“当下性”,具有捕捉现实的敏锐性和针对性,并侧重于对文学的功效性和传播性的推动。捕捉新作新动向,永远是媒体批评追寻的目标。媒体批评是“对当日著作的批评,这种批评符合当日的精神,当日的语言,带有当日的性质,带有让人愉快地迅速读完所必需的一切,它所表达的是当日的思想,但形式上却变幻无常,给人一种新思想的错觉,并力图避免一切学究气息”⑨。

第四,媒体批评主要是应用批评。文学批评有理论批评和应用批评之分。理论批评的任务是在一般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套研究和解释文学作品的前后一致的术语、区分标准、分类方法以及评价作家和作品的尺度。应用批评则是对特定的作品、作家进行讨论。在应用批评中,指导分析评价的理论原则通常没有明说或者只因临时需要而加以引用。另外,一般来说,文学批评有两种角色定位:从作者的创作角度出发和从读者的阅读角度出发。出发点不同,角色定位不同,其批评形态是不一样的。对此,刘若愚曾有论述:“如果批评家选定作家为出发点,他将倾向于指令性的方法,建议有志于成为作家的人如何写作;如果他选定读者为出发点,他倾向于描述性的方法,因为只有通过描述他本身的体验和各种感知,他方能指导别人阅读作品。”⑩大众传媒面向的主要是普通的大众读者,这决定了媒体批评主要是应用批评,并且是从读者角度出发的应用批评。罗贝尔·埃斯卡皮曾指出,从出版发行的角度来看,文学批评的真正职能在于为读者大众选取样本书。媒体批评正是体现了这一职能。从阅读的目的来分,文学阅读有职业性阅读和消闲性阅读两种方式。职业性阅读是高校教师、研究生和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的行为,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阅读文学作品主要是为了进行文学研究。消闲性阅读则是普通大众的行为,他们对文学有一定的兴趣,文学是他们消遣娱乐的工具之一。但由于缺乏专业的文学知识和深入探究作品的精神,他们在文学消费市场上往往感到无所适从。这时候,短小精悍、通俗易懂而又具有实际导向意义的媒体批评就成为大众阅读的指路明灯。

萨特说过,知识分子有两种功能:一是介入社会,在情感上和大众达成互补关系,做公众知识分子;二是守护灵魂,从个人体验的独特性出发,为大众提供新的思考角度和方式。媒体批评和传统批评分别体现了这两种功能。健康的文学批评应是不同层次的批评并存,在各自的话语空间承担不同的批评功能。媒体批评和传统批评可以相互借鉴、补充,但应保持各自的特色,从不同角度为文学发展做出贡献。

本文系梧州学院2009年重点科研项目《多维文化视阈中的媒体批评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09B020

作者简介:唐洁璠,梧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① 王山.批评:碰撞中的坚守与新生——“网络批评、媒体批评与主流批评”研讨会综述[N].文艺报,2001-7-10.

② 张颐武.网络梦想:批评的焦虑[J].中华文学选刊,2001(8).

③ 吴俊.通识·偏见·媒体批评[J].文艺理论研究,2001(4).

④ 王干.走出九十年代[N].文艺报,2000-8-22.

⑤ 张邦卫.论传媒批评的存在空间和局限性[J].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2(1).

⑥ 李敬泽.为“媒体批评”一辨[J].中华文学选刊,2001(8). ⑦ 侯虹斌.李敬泽:忠实于趣味和信念[N].南方都市报,2005-4-9.

⑧ 黄书泉.文学转型与小说嬗变[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74.

⑨ 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M].北京:三联书店,1989:18.

⑩ 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郑州:1986:14.

(责任编辑:范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