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高校德育交往实践范式

徐旭开 黄绍丽 刘俊明 刘春波

（青岛滨海学院,山东青岛266555）

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民办高校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存在方式的价值多元性和虚拟性不断延伸的当下,民办高校的德育理论起步较晚,德育实践成效更需我们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告知我们,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很久以来,我国在“对象实践观”的理论指导下,德育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受众关系一直被简单理解为主客范式关系。在以应用型为主的民办高校中,这种德育的控制性尤为突出。作为人的“价值教育”形式的人文教育与“知识教育”形式的科学教育有着理论上的矛盾与冲突,在工具理性极度膨胀之时,用以对物的方式来对待人,使德育无法真正彰显价值理性,显现人的主体性和目的性,造成人性不断失落与德育的严重错位。[1]而后现代主体际范式提出双主模式的人际间交往,倡导主体间的平等地位,用以解构现代性并试图超越和取代现代主义,但这种范式在后现代主义那里是囚困在语言交流和思想沟通的精神交往视域里。如何进行良知自我坎陷？其德育建构性范式难免处于空穴之中。高校德育作为引领社会价值观念重构的主阵地,需要通过对实践的不断反思来适应和超越德育的现实境遇。在此进程中,德育理论与实践必须与时俱进,从哲学层面来提升德育理论与实践的维度。交往实践从理论的灌输转向以人为本,从主客两分的工具理性中摆脱出来,以生活世界为中介来实现德育的价值理性要务,表征主体际的实践性,回归本真的交往实践,这种交往实践德育,势必成为当下德育新范式。

一、民办高校传统德育范式的成因

民办高校是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其生源有着多重的复杂性,在专业设置及教育内容方面为适应市场经济需求,主要培养应用型科技人才,人文与科技的对立更加突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更加凸显,学生身上存在的不良道德行为和倾向使得德育任务更加艰巨。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向和交往行为的特点,分析其传统德育成因会给我们的德育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我国教育理论界从上世纪 80年代初,就开始对教育的受众关系展开讨论,所形成的是主导论或称为主体论,让教育者做主导、学生做主体,在理论上仍没能脱离唯理论先河笛卡儿先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形成现代性态度中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导致主体和客体的机械分离。在实践上,出现自我与自然、自我与他人及大我与小我的二元对立,实质仍然是主客范式。因为根据主客二元理论,在同一境域内,一方是主体,另一方必然是客体,主体是活动的发出者,客体是主体加工的对象,二者具有鲜明的等级对立关系。[2]在这种主客二分的对象性实践模式指导下,德育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在现代性视域中就被局限于主体与客体两极对立的对象性生产实践中,从而使实践中的主体结构和关系单一化,将实践活动自觉不自觉地视为没有主体关系介入的片面的主客相互作用过程,这种对象性生产范式存在着主体改造客体的对象性内涵。德育在其作用下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的成效,无疑是以被控制者的个性泯灭乃至整个人性的丧失为代价的。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哈贝马斯针对工具理性力图建构起交往理性从而达到弥合理性、拯救生活世界的目的。他认为,交往理性内在于交往主体之间的语言结构中,是交往主体相互同意、普遍赞同并且自觉遵守的语言规范,这种理论注重主体间个体心灵的内化,是主体和主体对生活世界的共同体验,是意义形成的基础。其意义通过主体之间的理解而得以建立,通过主体之间的分享而使经验得以流传。作为思想的物质外壳的语言既是主体间交流的产物又是意义共享的工具,并以此将主体与主体、历史与传统不断融合,形成一个真正的意义世界。[3]由于工具理性在现实各领域中的扩张与宰制,使得德育话语中的控制式或称劝导式话语替代了对话式话语,哈贝马斯在对现代理论的解构中,要实现在话语方式上由劝导式向对话式的转变。交往理论及西方由主体性哲学向主体际哲学转向中,的确走出主客二元悖论的理论困境,但又囚困在语言交流和思想沟通的精神交往视域中,其德育的建构性范式难免处于空穴之中,陷入德育实践的现实境遇。[4]

二、民办高校德育交往实践范式的必然

当代大学生思想主流上是健康向上的,但出现多样性、功利性的倾向,其思想特征主要表现在理想信仰与现实的矛盾；积极进取与心理承受调适能力的矛盾；民族精神中理性与感性的矛盾；道德价值形成中的知与行矛盾的四个方面。而当代大学生的交往行为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自身特色,大学生的交往行为,除了具备一般社会交往的特点,还具有自身的特点。现代社会的开放性给当代大学生带来了广泛的交往空间,民办高校大学生面对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表现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强烈的交往愿望和更迫切的交往需要。而民办高校在校园管理上多采取封闭或半封闭式,容易形成管理者与受教育者相互对立的两个基本阵营,所以,民办高校的大学生们更愿意选择诸如动感地带与网络类现代意义的前卫交往方式。在与不同龄人际的交往中,大学生们彼此之间交往更容易得到相互理解与尊重,这种同龄人之间的横向交往对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及其人格成长影响越来越大,在德育的受众上形成由从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到当下遭遇诚信危机的尴尬境遇。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知我们,人在现实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交往作为一种关系,是基于实践基础以实践活动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中介,同交往主体一起,构成交往实践的三大内容实体。交往实践是一种以生活世界为中介的主体和主体（传统意义上的客体）之间的源于物质交往基础上的全部社会交往的总和。以交往实践的视角来关照高校德育,我们不难发现,人们用交往实践范式来追求自己的价值,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通过双主体互动使人的思想道德素质获得目的性的发展,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德育的主要内容关注人的生命教育、生命的终极,通过主体间的“共视”来达到“视界融合”而实现生命的意义,使生命存在于德育之中,通过主体际的共生与创造,唤醒整个社会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让德育活动焕发出生命的人性活力,使得德育体现出生命的本真意义,使人的主体性得以真正弘扬。[5]交往实践观能帮助我们揭示主体际德育的存在之基,既实现了德育的社会性又显现了个体生命力,这种交往实践是对德育的社会性与人性相统一做出的智慧选择,使得社会意义与个体意义在德育中得到多维度发展。

德育本质上是使优良道德得以传承的一种人际间展开的交往性实践活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因为它的前提就是交换当事人都具有独立自由的主体地位,并在法律上拥有对所生产商品的所有权。如果一方是主体,另一方是客体,那么双方就不能实施平等的交换,而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和剥夺。”[6]由此可见,对于交往单位个体而言,交往实践应是互为主体的过程,德育必须转变传统的对象性生产范式,在生活世界的中介中形成新的交往实践范式。

三、民办高校德育交往实践范式的安排

德育的交往实践范式以生活世界为中介,克服传统主客范式,将客体变为客我的主体,实现了客体主体化的改造,又以实践为基础,克服了后现代主义“以语言协商和意义的理解为前提和基础及将主体之间的交往理解为主体间相互理解行为”的缺陷。德育无论是作为培养人的实践活动,还是人之自我建构的实践活动,其指向均是个体人格的完善和整体社会的秩序化。以交往方式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相互关系为基点,是德育现代性转向的重要认识论基础,这种重视人际交往的创新价值,将使德育创新更具感召力与生命力。[7]交往实践的德育范式从理论的灌输转向以人为本,从主客两分的工具理性中摆脱出来,实现德育的价值理性要务,表征主体际的实践性,回归本真的交往实践。[8]这种交往实践德育,势必成为当下德育新范式。作为引领德育方向的主阵地,民办高校的德育应依据社会发展的实际,在一个开放性、全球性的交往时代背景下,动态地把握当代大学生交往行为的新特点,更新观念,突破传统,实行有效的范式安排。

第一,更新教育者思维范式,确立交往实践德育理念。观念决定着行为,转变交往观念就显得尤为重要。交往实践德育理念要求教育者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在教育教学、日常生活中要始终保持无条件的平等,互相尊重信任,坦诚交流,承认学生的人格和个性差异,特别是要因循人情去解蔽学生心中的障碍,调适学生心理发展中的独立性与依赖性的矛盾,做到既要热情关怀、正确引导,又要平等相待、以情感人。[9]在面对学生的失误或不足时,要给予历史的了解与同情的理解,并跟学生一起分析不足和改正失误。教育者同时要树立宽容意识,营造一个宽松的心理环境,多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去熏染受教育者,在润物细无声中,通过学生对生命的不断体悟以实现全面健康的发展。

第二,改变传统的课堂教学的空间形态,注重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教育者以主持人际相遇课堂教学模式,开展以课堂主持人为灵魂,以面对面、全方位的人际相遇方式对大学生实施德育教学的范式。人际相遇是人们交往活动中的一种,是人们在共同的交往生活中彼此交流思想与情感,从而达到相互理解、共同成长的过程和境界。这种人文关怀需在日常生活中捕捉既包含着经验又包含着教训的具有德育价值的时效性事件,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震撼,体现交往实践性。

第三,加强师生生活交往,落实小班管理制。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路径上,主要是通过课堂教学和班主任日常管理来实现其育人目标。首先延伸师生的交往时空,任课教师不仅是学生的课程学习老师,更是学生的人生示范,学高为师、身高为范。如果说课程学习是老师侧重于教学交往,是为学日益的交往实践,那么,作为教书育人之人,就要注重生活交往,是为道日损的交往实践。民办高校德育有其特殊性,班主任日常管理显得尤为重要。落实小班管理制,班主任能在生活交往实践互动中,通过具体生活环节,及时准确地把握学生的思想状况,从而有效地提升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第四,自觉建立学生交往组织,发挥学生党员的先进性作用。在学生的自我交往主体中,充分利用学生中的积极因素,特别是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的作用,在学校各种社团、班级组织及宿舍单位中,建立起有积极因素引领的交往网络,形成多极互动式的开放性整体,从而在有共同视域中进一步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我的交往目的、交往对象与交往方法。通过受教育者的互助与自治,在潜移默化的交往实践中切实提高自我的交往能力,让学生党员在自觉建立的学生组织系统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总之,我们通过分析传统德育范式的成因,研究教育受众的多元价值主体,从交往变迁中来回应当前德育发展范式。在此进程中,德育理论与实践必须与时俱进,从哲学层面来提升德育理论与实践的维度。人的实践活动维系着社会存在与发展,交往实践理论被运用在社会的常态化实践中,成为满足个体的全面自由充分发展的理论支撑点,对于我们认识和深化德育理论与实践,提高德育实效性,以及对研究民办高校德育范式的发展均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1]闫艳.论交往思想政治教育的提出及意义[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9）：54-56.

[2]康伟.师生主体间性理论与实践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7.

[3]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113.

[4]王威孚,卢岚.马克思交往实践视域中的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J].思想理论教育,2007（7/8）：84-88.

[5]陈大超,郑天坤.走向交往实践的教育管理[J].教育科学,2005（6）：48-51.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76.

[7]彭未名.交往德育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115.

[8]闫艳.交往视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天津师范大学,2008.

[9]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