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人性”与“差等人性”的重新反思

祁志祥

(上海政法学院新闻传播与中文系,上海201701)

“共同人性”与“差等人性”的重新反思

祁志祥

(上海政法学院新闻传播与中文系,上海201701)

“共同人性”与“差等人性”是人性问题上纠缠不清、争论不休的古老话题。历史上,“共同人性”曾经遭到“性三品”论和“阶级人性”论的冲击和批判,当下又遭到非本质主义哲学的解构,似乎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其实矛盾百出,遗患甚多。重新盘点、比较、甄别和反思中外思想史上关于“共同人性”与“差等人性”论述的得失,清除差等人性论,肯定共同人性论,不仅在当下具有极大的理论性和实践上的拨乱反正意义,而且对于自觉认识和把握普遍人性,顺应人性制定政策方针、实现国泰民安,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共同人性;性三品;阶级人性

一

有没有共同人性?这个问题一直存有争议。

在西方古典哲学史上,“共同人性”一直吸引着思想家的探寻热情。到了现代,这种习以为常的概念遭到挑战。存在主义认为“存在先于本质”,只有个别和当下,没有一般和永恒。因此,不存在“人的本质”或“共同人性”。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说：“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东西。”[1]337“假如存在确实是先于本质,那么,就无法用一个定型的现成的人性来说明人的行动。换言之,不容有决定论。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1]342另一位法国人梅洛-庞蒂甚至说：“没有人性就是人性。”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认为：“‘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永远也不会有确切的答案。”卡西尔曾将人定义为“文化的动物”,这意味着他是承认人有普遍的本质的,但同时他又指出：人并没有什么与生俱来的普遍本质,也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永恒人性,人的本质永远存在于人生生不息的文化创造活动中。人性并不是一种实体,而是自我塑造的过程,真正的人性无非就是人的无限的创造活动。只有在文化创造活动中,人才能获得“自由”。中国思想史上,先秦思想家的“共同人性”论后来受到汉代“性三品”论的冲击;五四时期的“共同人性”论曾被后来的“阶级人性”论所取代;改革开放之初,在探讨“人性”“人道主义”的思潮中,“共同人性”重新被确认,人既具有本能、个性、生物属性,又具有理性、社会性、文化属性,这两重属性就是普遍存在的共同人性;如今,这种辛勤探寻获得的成果逐渐被人抛弃,而西方存在主义和解构主义否定人的本质和共同人性的观点则在中国学界占强势地位。

二

其实,只要叫“人”,无论男人、女人、古人、今人、白人、黑人,就有一个把他们都叫做“人”的统一依据,这个依据就是普遍存在的共同人性。

只要叫做“人”,就有相同的生理结构。人的生理结构相同,心理反应、取向也就相同,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孟子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孟子·尽心下》)荀子指出：“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黑白美恶,耳辨音声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荣辱》)“尧、舜之与桀、纣,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荀子·性恶》)管子说：“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也。”(《管子·禁藏》)韩非说：“人情皆喜贵而恶贱。”“喜利畏罪,人莫不然。”(《韩非子·难二》)《吕氏春秋·情欲》揭示：“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在现实生活中,“圣人”“君子”表面上看与“凡夫”“小人”不同,其实在人性深处,“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也”“桀纣之性犹尧舜之性也”(李翱《复性书》);“虽上智不能无人心”“虽下愚不能无道心”(朱熹：《中庸章句序》)。正如汉末徐干概括指出的那样：“天生烝民,其性一也。”①徐干：《中论》卷十九《赏罚》。烝：众。

《大乘起信论》说：“法性广大,遍一切众生,平等无二。”“一切众生及与己身,真如平等,无别异故。”在现实世界,有佛与众生的差别,然而在同具清净佛性与无明妄心双重人性方面,佛与众生并无差别：“一念迷处,佛即众生;一念悟处,众生即佛。”“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3]34“当知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3]36“若以性善性恶,凡圣不移。诸佛不断性恶,能现地狱之身;阐提不断性善,常具佛果之体。”[4]

人人平等的共同人性论,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宗法社会屡屡受到凡圣有别、男女有别的差等人性论的干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劳绩之一,就是用洋溢着平等精神的“‘共同人性’论取代专制社会的差等人性”论。20世纪30年代,面对“革命文学”论争中文学表现阶级人性的主张,梁实秋呼吁文学表现“普遍人性”。在1928年出版的评论集《文学的纪律》中,他指出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文学的作用在于“表示出普遍固定之人性”。在《文学与革命》一文中,他指出：“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的是忠实——忠于人性。至于与当时的时代潮流发生怎样的关系,是受时代的影响,还是影响到时代,是与革命理论结合,还是为传统思想所拘束,满不相干,对于文学的价值不发生关系。因为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标准。”[5]不过,梁实秋的这一主张在后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活动中一直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加以批判。取而代之的是将人性按经济基础划分为对立两极的阶级人性论。这种人性论后来将无产阶级神灵化,将资产阶级妖魔化,愈来愈远离人性真实,在“文革”中登峰造极。针对这种状况,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关于人性问题的大讨论中,“共同人性”被重新提出来。1980年,王元化写下《人性札记》,指出除了在特定社会中变化的人性即阶级性之外,还有“人的一般属性”;“英雄”“巨人”也有凡人的缺点和情欲。1986年,面对“文革”中被神化的鲁迅,王元化撰文说：“他并没有超凡入圣,而是和我们一样的人。”[6]3371987年,在一篇谈样板戏的文章中,他指出：“我不认为英雄是一个超凡入圣的神人,可以蔑视小小地球,把认为敌人的对象当作蚂蚁和苍蝇,以巨人的雄伟气魄在芸芸众生的伧夫俗子之间高视阔步。我认为真正的英雄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他是人民中间的一个,甚至也有缺点和错误,但胸襟开阔,头脑睿智,眼光远大,他为人类作出的贡献往往是我们所不可企及的。”[6]40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共同人性愈作为无法抹煞的客观存在,愈来愈得到人们的正视和承认。

三

承认共同人性论,最大的意义不仅在于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且在于体现了人人平等的精神。李贽说：“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焚书》卷一《与京中友朋》)“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虽盗跖,不能无仁义之心。”“勿以过高视圣人之为可也。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李贽：《道古录》)不仅凡圣人天性平等,男女天性也是平等的,不可男尊女卑：“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焚书》卷二《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康有为说：“人性不必远,故孔子曰‘性相近’也。夫‘相近’则平等之谓。故有性无学,人人相等。同是食味、别声、被色,无所谓‘小人’,无所谓‘大人’也。”(《长兴学记》)人性相同,人人平等。不仅凡圣天性平等,而且男女天性平等。女子的“聪明睿哲”和“执事穷理”能力“未有异于男子也”(《大同书》)。从凡圣、男女人性平等,康有为走向了对人权平等的倡导：“全世界欲致大同之世、太平之境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大同书》)共同人性的实质是平等人性。肯定共同人性,不只是求真务实的必然要求,也是追求人权平等、走向民主社会的逻辑起点。

四

尽管共同人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则有一种差等人性论对此竭力加以否定。这种差等人性论在古代叫“性三品”论,在现代叫“阶级人性”论。

什么是“性三品”“性”者,人性也,天性也。“品”者,种类也,等级也。“性三品”是说,人的天性有三种类别和高低不同的等级,上品之人有善无恶,有理性无情欲,尽善尽美;中品之人有善有恶,有理性也有情欲,是可以教化改造的对象;下品之人有恶无善,有情欲无理性,冥顽不灵。这三种人性不可改变,所以社会只能由上品的人统治下品的人,改造中品的人。反过来说,统治者是人性善的,被统治者是人性恶的,而统治者可以改造的对象是善恶并存的。

中国古代,汉代大儒董仲舒是“性三品”论的始作俑者。董仲舒论人性,提出“有贪有仁”的二重人性说：“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人之诚有贪有仁,贪仁之气,两在于身。”(《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不过他同时指出,二重人”是针对“中民之性”作出的取样分析,不包括上等人和下等人：“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春秋繁露·深察名号》)①斗筲(shāo)：指容量小的盛器。于是就产生了“性三品”论：“圣人之性”生而知理,纯善无恶;“斗筲之性”暝然未觉,纯恶无善;只有“中民之性”有贪有仁,善恶并存。董仲舒这种包含着二重人性的“性三品”论,直接影响了汉代的人性观。扬雄认为“天下有三门”：“由于情欲,入自禽门;由于礼义,入自人门;由于独智,入自圣门。”“众人曰富贵生;贤者曰义;圣人曰神。”“圣人”“耳不顺乎非,口不肄(学)乎善”,是生而知之的、天生合理的;“贤人”尽管善恶并存,但能“耳择口择”,择善改过;“众人无择”,听任“情欲”主宰,为非作歹,混同禽兽(《法言·修身》)。王充依据气质厚薄把人性分为极善、中人、极恶三等：“孟轲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荀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也;扬雄言‘善恶混’者,中人也。”(《论衡·本性篇》)汉末道教经典《太平经》认为,有的人“善多恶少”,有的人“凶多善少”,有的人“半善半恶”,像三皇五帝这样的帝王则是“上善之人”：“上善之人无一恶,但常欲为善。”“帝气十十皆善”“常纯善良”。不难看出：“性三品”论是符合统治阶级需要、为美化统治者的合法性提供依据的一种人性论。

无独有偶,在西方,柏拉图也曾将人性分为三类三等。柏拉图认为,神用金子造就了国家的统治者,即立法者和监护者,他们赋有最高的理性,因而理所当然管理国家;神用银子造就了军人,即国家的保卫者或辅助者,他们赋有意志的本性,勇敢善战,应当成为国家的卫士;神用铜和铁造就了农夫、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只有情欲,不能管理国家、保卫国家,只能安分守己,忍受劳苦,从事体力劳动和商业活动,为统治者服务。事实上,人不是神造的。在理性自觉的整个西方历史中,柏拉图建立在人由神造基础上的“性三品”学说只能昙花一现。

蒙古族入主中原后,依据与蒙古人亲疏关系的远近,将国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即中亚人;第三等是汉人,即金国所属的中国人;第四等是南人,即南宋所属的中国人。又依职业的性质,把国人分为由高到低十个等级：一、官,政府官员;二、吏,不能擢升为官员的政府雇员;三、僧,佛教僧侣;四、道,道教道士;五、医,医生;六、工,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七、匠,低级手工技术人员;八、娼,妓女;九、儒,知识分子;十、丐,乞丐。这实际上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性三品”论的变种,是维护不平等的专制统治的差等人性论的新发展。

与元朝把人分成四等相似,印度古来实行的种姓制度也把人分为四等,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婆罗门即僧侣,为第一种姓,据说是从梵天的口里出生的,地位最高,负责祭祀和文化教育;刹帝利即武士、王公、贵族等,是从梵天的双臂出生的,为第二种姓,从事行政管理和军事保卫;吠舍即平民,是从梵天的双腿出生的,为第三种姓,从事商业贸易;首陀罗为第四种姓,是从梵天的两脚出生的,地位最低,从事农业及各种体力和手工业劳动等。出生的部位不同,决定着种姓的高低、人性的不同、地位的差别,代代相传,世袭不变。[7]显然,这是荒谬的。

19世纪中叶,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人的经济地位不同,人性也不同。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阶级人性论于是应运而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这“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就是阶级人性。当然,这不同的阶级人性究竟怎样,马克思未有详论。受马克思的影响和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巴枯宁思想的启发,19世纪后期,俄国诞生了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不满现状、反抗政府精英阶层的一种意识形态。它颠覆了传统的“统治者最高贵、被统治者最低贱”的人性论,认为精英阶级所代表的统治团体腐化堕落,而下层平民则拥有美好的天性①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曾对俄国民粹主义思想的形成有过很大的影响。俄国民粹派知识分子都认真学习过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资本论》第1卷就是由民粹主义者尼古拉·丹尼尔逊译成俄文的。俄国民粹主义者把马克思的著作理解为对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异化后果的批判,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倒退的而不是进步的社会进程,俄国可以避免经历资本主义,因为那里存在着可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潜在基础的农民公社。马克思在给维·查苏利奇关于这一问题的复信(1881年3月8日)和《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的序言中对此表示认同。在那里,马克思承认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的话,那么俄国公社便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1页)。。这实际上奠定了后来阶级人性论内涵的基础。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发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本来是以推翻不平等的专制制度为目标的,支撑君主专制的“性三品”论亦当在否定之列。然而在否定了不平等的“性三品”论之后,又用一种新的不平等的人性论取而代之,这就是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阶级人性论。20世纪30年代末,在与梁实秋的论争中,鲁迅指出：“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8]在与“第三种人”苏汶的论争中,鲁迅指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9]在鲁迅那里,阶级性尚不是人性的全部：“若据性格情感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10]毛泽东则强调人性“只有”阶级性：“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11]870“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11]852“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11]871新中国成立后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社会主义时期,这种阶级人性论占有不容置疑的支配地位。在各种教科书中,共同人性被彻底否定了,人性被划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人性是工人、农民等无产阶级的人性,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深受剥削,一无所有,公而忘私,富有觉悟和革命远见,是革命的生力军,而其先锋队共产党则是革命的领导者;与之相对的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等资产阶级的人性,他们以剥削无产阶级的劳动为生,罪大恶极,是民主革命的对象;介于两者之间的是知识分子,他们既有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又有革命的同情心,是可以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事实证明,这种人性论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

五

无论是古代的“性三品”论,还是现代曾经流行的“阶级人性”论,都属于不平等的差等人性论。古代“性三品”论的荒谬昭然若揭,正如李贽所强调的那样：“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虽盗跖,不能无仁义之心。”(李贽：《道古录》)现代“阶级人性”论的问题也暴露无遗。这里尤其值得一说的是阶级人性论。它不是从神学出发,而是从现实生活中人们依存的经济基础出发考量人性善恶,具有强烈的务实追求。它不是从维护专制出发,而是从为社会下层人民争取民主出发,批判君主专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有产阶级的劣根性,肯定被剥削、被统治的无产阶级工农大众的人性善,有其积极性和合理性。但是,这种人性论存在着几个致命的缺陷：

第一,它将人性的善恶与经济的贫富、资产的有无简单地对应起来,是机械片面的、不合事实的。事实上,无产阶级未必“无私”,推动无产阶级起来从事“剥夺剥夺者”民主革命的动机正是“在革命中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的私利,而革命成功后原来“无产阶级”的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行为也触目可及;而资产阶级也不一定“无良”,不少富人救济贫困、扶助弱者的慈善义举就是“有产”不等于“性恶”的显豁证明。

第二,它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身份,无视革命成功前后二者角色的转换,导致了人性学说逻辑上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在中国现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前,从事革命的工农大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是地主、资本家等“资产阶级”;在“剥夺剥夺者”的民主革命成功后,原来的“无产阶级”变成了名义上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资产阶级”,原来的“资产阶级”变成了什么都被剥夺的“无产阶级”。如果按照人性善恶与资产有无简单对应的阶级人性论,岂不是原来的“无产阶级”应当成为革命对象,原来的“资产阶级”应当成为新的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教科书上对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人性特点的分析界定,仅适用于革命成功前,而不适用于革命成功后。比如说工人、农民无产阶级“处于社会最底层”,“深受剥削”——其实革命成功后已“当家作主”“一无所有”——其实革命成功后已成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所有人,是法理上的有产者。说地主、富农、资本家等资产阶级“以剥削无产阶级的劳动为生”——其实革命成功后已自食其力,无可剥削。一方面宣传革命成功后工农大众等原来的无产阶级“翻身当家作主”,成为法理上的“有产阶级”,另一方面,1954年、1975年、1978年通过的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界说国体时却一直提“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名不符实,自相矛盾。改革开放后,原来的“无产阶级”从名义上的“有产阶级”变成了实际上的“有产阶级”。1982年12月通过的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根据无产阶级已经“有产”的现实,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改称“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自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加,原来的“无产阶级”中涌现出许多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成为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如果仍然坚持原先的阶级人性论,将“有产”与“性恶”划上等号,就势必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否定改革开放、人民致富的巨大成果,将通过改革改变了贫穷命运的富裕阶层作为新的革命对象,等等。

第三,阶级人性论在实践上导致严重后果。由于将“有产”等同于“性恶”,对“资产”望而却步,噤若寒蝉,于是使工农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明明可以“有产”而作茧自缚,不敢逾雷池一步,继续搞“穷社会主义革命”,徒有“生产资料公有制主人”的虚名,而无拥有可支配的生活财富之实。由于不合事实地美化、拔高了工农无产阶级的人性,所以在革命胜利后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取消劳动效率与个人利益的挂钩,导致劳动者出工不出力,假公济私,损公肥私,造成生产效率的低下和集体资源的流失。由于对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人及其领袖人物的人性的神化,对各层各级的领导干部缺少有效的监督与约束机制,不仅导致层层级级的党内高官腐败案前仆后继,而且酿成“大跃进”“反右”“文化大革命”等旷世灾难。由于将资产阶级妖魔化,剥夺了他们的“人”籍,导致了一些无人性惨案的发生。

第四,阶级人性论作为世袭的人性论制造了人权的巨大不平等。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指出：“法学家既郑重宣布了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换句话说,他们也就肯定了人生下来就不是人。”新中国推翻了不平等的君主专制,实现了人民平等共和,“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也随之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可世袭的阶级人性论却造就了新的人权不平等。这种世袭的人性论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新的血统论。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每个人的履历表都有一栏“家庭出身”,要求填上父亲的成分。如果出身贫农,就“根正苗红”,上学、入团、入党、参军、招工、提干都优先考虑;如果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就有重大嫌疑,上大学、入团、入党、参军、提干就都没了希望,招工也矮人一等。“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这种血统论发展到极致。鼓吹血统论的红卫兵公开宣称：“所有的‘自来红’,拿出我们大红的革命精神来,和一切资产阶级‘权威’以及他们的狗崽子、和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斗到底!”[12]“我们工农革干子弟要当家做主人,任何出身不好的人在我们面前必须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凡出身非工农革干子弟者,我们可以随意找来谈话。他们在我们面前必须矮三寸!”[13]北京工大学生谭力夫责问出身不好的学生：“有人大讲什么平等、博爱。在阶级社会中,哪里有什么平等?”“你们现在搬出这套‘平等’‘博爱’的垃圾来大讲,我看还是到厕所里去讲!”①《辩论会谭力夫发言记录》,1966年8月20日,北京工大东方红公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远征军驻重庆记者站编印《东方红〈有关批判谭力夫讲话材料专辑〉》,1966年10月17日。饱受出身之累的遇罗克为捍卫自己的善良人性、争取自己的平等权利最终付出了生命代价。这是一个缩影,典型地展现了世袭的阶级人性论造成的巨大不公。

第五,对知识分子人性的丑化带来深重灾难。知识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书籍,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在任何时代,知书识礼、聪明智慧的知识分子都堪称社会的精英、人类良知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可是,在阶级人性论中,知识分子的人性则被大大丑化了。“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的手是黑的,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所以“知识分子”身上最“臭”。在向“文化”开火的“文化大革命”中,吃“文化”饭的知识分子沦落到元朝“九儒”的位置,因为不干净,天生带有“臭”气,所以叫“臭老九”,只配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就叫“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于是,“工人阶级宣传队”进驻、领导学校;“开门办学”,工厂、田头是最好的课堂;进大学无需考试,交白卷成了英雄,搞科研是“白专”典型。由此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全面萎缩和国民经济的严重倒退。

综上所述,以否定“共同人性”为特征的“性三品”论和“阶级人性”论,作为差等人性论,在否定人性平等、人权平等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它不仅在现实中得不到验证,在理论上漏洞百出,而且在实践上贻害无穷。古代思想家指出：“明于情性乃可与论为政,不然,虽劳无功。”(董仲舒《春秋繁露·正贯》)否定共同人性,人性将变得不可把握,政治也就会乱象丛生。清除差等人性论,还原共同人性常识,自觉认识和把握普遍人性,不仅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极大的拨乱反正意义,而且对于按照人性的实际制定方针政策,实现国泰民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

[1]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存在主义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3：337-342.

[2]熊伟.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编：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4.

[3]石峻,楼宇烈,方立天.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二卷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石峻,楼宇烈,方立天.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三卷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7：530.

[5]梁实秋.文学与革命[M]//梁实秋.梁实秋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132.

[6]王元化.思辨随笔[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7]王树英.什么是印度的种姓制度[N].中国民族报,2001-07-31.

[8]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M]//鲁迅全集：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165.

[9]鲁迅.论“第三种人”[M]//鲁迅全集：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336.

[10]鲁迅.文学的阶级性[M]//鲁迅全集：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100.

[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自来红们站起来了![N].兵团战报,1966-11-26.

[13]红卫兵战校高655班核心组.做顶天立地的人[N].兵团战报,1966-11-18.

A New Reflection on the Common Human ity and the Grade Human ity

Q I Zhi-xiang
(Depart ment of Journalism and Chinese Language,Shanghai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1701,China)

The common humanity and the grade humanity are the ancient topics on humanity,which have resulted in a confused,complicated and endless disagreement.Historically,the common humanitywas attacked and criticized by doctrine of three classes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of class.And presently,they are subjected to deconstruction which are plausibly justified and righteous,but actually are fullof paradoxes and contradictions,errors and omissions.It is imperative to re-verify,compare,specify and reflect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expositions on Sino-foreign history of thoughts,which is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rectification and is of enlightening importance to grasp common humanity,to formulate policies based on humanity and finally to realiz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people and the country respectively.

common humanity;doctrine of three classes of human nature;human nature of class

B2

A

1009-1505(2010)06-0005-07

(责任编辑陶舒亚)

2010-05-17

祁志祥,男,江苏大丰人,上海政法学院新闻传播与中文系主任、教授,文学博士,上海市美学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文艺学、人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