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一九三五年九月中旬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的红军最高领导机关

王建强

1935年9月10日，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至1936年12月6日，中共中央一直未正式成立全军的最高领导机关。而对于1935年11月3日成立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军委）的性质如何认定，现有权威史著存在严重分歧。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认为：西北军委“是实际上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著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则认为：西北军委“实际上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朱德年谱》（上）则把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前后朱德、张国焘等给军委的电报以及电报内容中关于“军委”或“中央军委”的称谓直接改为“中革军委”。翻阅当时文电，历史实际并非如上非此即彼的笼统和简单。搞清这一问题，对于正确认识这一阶段红军最高领导机关的沿革，对于加深理解中共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一、1935年9月中旬至1936年12月初，中革军委并未被撤销，但已无法统一指挥全军，只是名义上存在

1931年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根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通令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领导机关，主席朱德，副主席彭德怀、王稼祥。1934年2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对中革军委进行改选，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1935年6月29日，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长征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为中革军委委员，以加强两支红军的统一指挥。

从1935年9月10日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后，中革军委主要领导人一分为二，主席朱德、副主席张国焘南下，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北上。10月5日，张国焘非法另立“中央”，并组织“军事委员会”，自任主席。在这种分裂的大背景下，中革军委不可能再实行对全军的统一指挥。但是，中共中央并未撤销中革军委，并认为“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的集中”是战胜敌人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13页。。在一些宣言或个别文电中，中共中央依然以中革军委的名义署名。如：1935年11月28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1936年4月5日，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②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决定：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 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发表《为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下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5月5日，又以同样名义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10月10日，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署名通电全军庆祝三大主力红军会师；11月22日，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华革命军事委员会”署名通电全军和苏区人民，介绍山城堡战役的胜利。①以上关于军委的称谓不尽相同，但都是指1931年11月成立的以朱德为主席的中革军委。以上电文的署名表明，中共中央是承认中革军委存在的，但这种署名只是一种对外的或形式上的需要，与分裂前中革军委对全军行使的统一指挥权无关。

二、从红一方面军成立至1936年5月，西北军委的管辖范围仅限于西北地区的红军

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11月3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对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名义较适当，公开使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名义可在打破“围剿”之后再定。会议决定：对外使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同时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任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聂鸿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为委员（1936年4月10日增补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为委员），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其职权为：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至于战斗指挥问题，由军委全权决定。②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84页。可见，西北军委是在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中共中央与张国焘关系不正常的情况下而采取的一个斗争策略。它和中共西北中央局、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是配套的，突出和强调了中共中央对西北军委的直接领导关系。

西北军委虽受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但并非中央军委，其组成人员并非全军范围，仅限于在西北地区的红军领导人，指挥权限也仅限于“战斗指挥”，具有明显的地方性质。而且，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中共中央此时也没有成立中央军委的必要。其一，在分裂的大背景下，由于受张国焘的干扰，中共中央即使在大的战略方针上都已无法实行对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更谈不上军事指挥了。其二，由于与战斗在长江以南的红2、红6军团联络的电报密码留在红军总部，而红军总部已被张国焘裹胁南下，因此中央与红2、红6军团也中断了电讯联系。其三，战斗在南方8省15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处于高度分散、各自为战的状态，又与中央远隔数千里，集中统一指挥更无法实现。显然，在上述无法实行全军统一指挥的情况下，即使硬性成立中央军委，也只能是一种名义，不仅职能所及超不出西北的地域范围，而且也不利于争取团结张国焘率部北上。

三、1936年6月至9月，张国焘力图以“中革军委”名义指挥全军，中共中央则试图以“西北军委”名义指挥红四、红二方面军

至1936年5月，由于南下的失败和中共中央的争取以及即将与红2、红6军团会师，张国焘另立的“中央”及“军事委员会”处境日益尴尬。5月30日，张国焘致电林育英，急切地询问“军委总司令部、总政由何人负责，如何行使职权，对二方面军如何领导？”还没等中央答复，张国焘即于6月3日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名义致电南下各军首长：“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合〔和〕国中央政府为统一全国红军领导，决定：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等组织仍恢复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旧制，仍以朱德任军委主席，张国涛〔焘〕、周恩来、王稼蔷为副主席，朱德兼任总司令，张国涛〔焘〕为总政委，陈昌浩任总政主任兼四方面军政委，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兼红大校长。”“主力红军与二、六军［团］会合，部队愈大，为适合战争需要，指挥灵活，决定成立方面军。以陕北红军为一方面军，二、六军［团］为二方面军，四、五、九、卅、卅一、卅二六个军为四方面军”。③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第870页。该电等于宣布取消了张国焘另立“中央”下的“军事委员会”，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其内容和语气不仅俨然要实行对全军的统一指挥，而且有许多不合情理之处，透露出张国焘的险恶用心：其一，由于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张国焘都在红四方面军中，而朱德又被张国焘严密控制，这实际上有利于张国焘在取消其另立的“中央”后而企图与陕北中央取“横的关系”的情况下，继续以中革军委名义指挥全军。其二，1935年8月4日至6日在沙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后虽改编为陕甘支队，但到陕北后即于11月与红15军团合编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张国焘此时重提陕北红军为红一方面军，明显有由中革军委来“追授”红一方面军番号之意。其三，红四方面军的番号中央并未撤销过，此时重新宣布，无非是想把被张国焘裹胁南下的原属红一方面军的红5、红32军名正言顺地划归红四方面军。其四，以中革军委的名义授予红2、红6军团以红二方面军番号，使张国焘取得了指挥红2、红6军团形式上的合法性。显然，张国焘恢复中革军委，是试图以此与中央争夺对全军的领导权，以便其取消另立的“中央”后仍能以“中革军委”名义“统一全国红军领导”，以拥有与中共中央抗衡的砝码。直至1936年9月28日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前夕，《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仍明确署名：“主席朱德、副主席张国焘1936年、9、28中革军委会颁”。①《红军长征·文献》，第1163页。可以看出，张国焘至此仍在力图使“中革军委”成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机关。

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取消其另立的“中央”后，北上问题成为中共中央关注的问题，而这就意味着红四方面军以及即将与其会师的红2、红6军团势必进入西北地区，从而纳入西北军委指挥范围。此后，中共中央以中央领导人署名对张国焘发电的同时，开始以西北军委领导人“毛周彭”署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至1936年9月，如此署名的电报至少有10份，内容涉及中央对红四、红二方面军的战略指导、军事部署等，这表明中共中央试图以西北军委指挥红四、红二方面军。但是，考虑张国焘并未完全放弃与中央的对立，以西北军委领导人“毛周彭”署名的电报在语气上基本是“商量态度”；以中共中央领导人署名的电报行文中，则只用“此间军委”模糊处理。这样，既有利于争取团结张国焘迅速率部北上，避免在一些名义问题上节外生枝，又可以试探张国焘对西北军委的态度，为灵活处理与张国焘的关系留有余地。果然，此时的张国焘并不接受西北军委的指挥，其给陕北的电报主要是直接发给中共中央领导人。直到9月中旬后，随着会师的临近，张国焘才有个别电报直接发给西北军委领导人“毛周彭”，初步显露出他开始重视西北军委。

顺便指出，笔者发现在此期间的个别电报中偶有“中央军委”的署名。1936年6月21日关于为在吴起镇、保安附近建都进行调查致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省军事部长萧劲光的电报中即署名“中央军委”②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军事斗争》（1），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491页。。但参照前后文电，这种署名可理解为“中央、军委”或“中央及军委”，且据该电内容和致电对象都不超出西北范围判断，这样的“军委”署名应指“西北军委”。因此，仅仅依据这样一个署名，不能推断此时设立了统一指挥全军的中央军委。1936年8月28日，西北军委参谋部致电共产国际，在“现时西北方面的红军状况”部分中仍明确指出“军事组织系统，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③《红军长征·文献》，第1104页。。

四、1936年10月至12月初，由西北军委演变而成的中央军委成为事实上的红军最高领导机关

随着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日渐临近，统一指挥问题已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1936年9月19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三个方面军须迅速统一指挥问题，商量态度不便作战”④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保存件。。毛泽东、周恩来随即将此电转发给任弼时、贺龙。当日22时，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致电朱德、张国焘、林育英、洛甫、周恩来提出：“胡敌由陕入甘，时机紧张，如我军指挥不集中，兵力无具体适切部署，则良机可以都全失去。”并建议：“马上以军委主席团集中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岷县朱张，陕北周王，应迅速亲临前线会合工作。”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83页。9月21日，中共中央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和指挥三大主力红军的行动，致电红四、红二方面军领导人指出：“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贺刘关四同志意见，以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恩来因准备去南京谈判，此间军委以毛彭王三同志赴前线与朱张陈三同志一起工作。”①《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军事斗争》（1），第707页。但是，此后因情况变化军委主席团实际未成立。9月26日12时，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及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依然在询问“军事应如何领导，军委主席团应如何组织和工作”。②《红军长征·文献》，第1151页。

10月1日，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任、关、刘”致电“中央军委和朱、张两总”，建议红二方面军北渡渭水。③《红军长征·文献》，第1166页。对于这一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西北军委领导人“毛、周、彭”于10月2日复电“朱、张、徐、陈并致任、贺、关、刘”，同意红二方面军北渡渭水。显然，西北军委无论事实上还是名义上，已开始向中央军委演变。10月3日12时，“毛、周、彭”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指示红四方面军行动部署。同日，“朱、张、徐、陈”连续两电致“毛、周、彭”等，通报《通庄静会战役计划》遗失情况和红二、红四方面军行动方针。④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保存件。显然，张国焘等对代表西北军委的“毛周彭”更为重视，这就为实现西北军委向中央军委演变提供了可能。

10月10日，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当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等指出：“为着统一作战指挥起见，拟请朱、张两同志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三个方面军对朱、张两总之报告，及朱、张对三个方［面］军之电令，均望同时发给中央军委一份，以密切前后方联络。”⑤《红军长征·文献》，第1180页。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在该电报中明确使用了“中央军委”的称谓。

当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二方面军已承认我们军委，朱张来电称中央及毛周彭自称西北军委，又有一电称执行周毛彭所示任务，亦事实上承认我们军委，我们方面曾有两个电去称朱总司令张总政委，以此应即照此种方式解决，以便顺利执行宁夏战役，朱张以两总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各军作战，为使之增加对于执行军事任务之坚决性，防止可能的动摇性（在目前是防止对宁夏战役之某种可能的动摇），兄须加以特别之注意。”⑥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保存件。该电所提到的红二方面军来电应指上述1936年10月1日电，朱张来电受笔者掌握材料所限，不能确定。10月14日24时，张闻天、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再电彭德怀，进一步解释：张国焘“在中央指定朱张任前线指挥后表现很好，彼任前线指挥事实上与名义上均不能不听中央军委指挥，加上兄与弼时的赞助，前线行动当无大不好处。若此时调其来定边则大勉强，彼可有理由推诿不来”。“承认与拥护现在的中央与军委，在理在势都顺。中央目前工作上不宜迁动，军委不宜离开中央。稍有更动均不合宜。待宁夏打开，集合一处再增军委人选为宜。”⑦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保存件。

此后，“中央军委”的署名在文电中多次出现。虽然查不到正式命令，但从以上文电内容看，西北军委事实上已演变为中央军委，成为红军最高领导机关。

五、1936年12月7日，中革军委主席团成立，中央军委与中革军委并存局面结束

西北军委虽然演变为中央军委，但由于原先西北军委组成成员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急需重组；中革军委名义上的存在，也不利于指挥的集中统一。1936年11月30日，朱德、张国焘与周恩来一起到达中共中央驻地保安（今志丹县）和毛泽东会面。这为彻底实现全军统一指挥，结束中革军委与中央军委并存的局面提供了可能。

12月7日，中央军委主席团发布第一号通电，转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命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应即扩大组织，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项英、林彪、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关向应、叶剑英、陈毅、萧克、董振堂、徐海东、聂荣臻、郭洪涛、张云逸、王维舟等23人为委员，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等7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中革军委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至此，中革军委和中央军委并存的局面结束。扩大的中革军委，委员包括三大主力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和南方红军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主席团的组成和主席、副主席的改选也更切合实际。此后，“军委主席团”成为发电时的集体署名方式，中革军委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实现了对全军的统一指挥，重新成为全军最高领导机关。

综上所述，1935年9月中旬至1936年12月初的红军最高领导机关十分复杂。一方面，中革军委一直存在，从未撤销，但已无法对全军实行统一指挥；另一方面，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西北军委经历了由地方性军委到中央军委的演变过程，并一度与中革军委并存。而之所以如此，皆由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引起，同时又是中共中央与张国焘巧妙斗争的必然结果。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进一步证明了张国焘坚持其分裂主义错误的顽固，更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尊重事实、相忍为党的博大胸怀和崇高品德，展现了其原则性与灵活性完美结合的高超斗争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