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年百斯笃死者合同之碑』再解读

杨 微

（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史学教研室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民国十年百斯笃死者合同之碑』再解读

杨 微

（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史学教研室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2009年5月，哈尔滨工程大学院内的“民国十年百斯笃死者合同之碑”被作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的“新发现”登录，并申报文物保护单位。此前，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丁广惠教授曾撰文对石碑进行了全面考证[1]，本文拟据实地考察结果和相关文献史料对几处细节问题再行解读，就教于丁教授及地方史专家。

1.石碑结构。无碑首，有碑身和碑座。丁教授描述石碑时，认为其“无碑首，亦无碑座”，但石碑建于康德十二年（1945年），至今60余年，碑的下部已被土掩埋，经哈尔滨市文物管理站工作人员清理后，现可见全部碑身和碑座上部。碑身高180厘米，宽90厘米，厚29厘米；碑座宽150厘米，厚46厘米[2]。材质为水磨石。

2.碑名。“民国十年百斯笃死者合同之碑”，即1921年鼠疫死者合葬之碑。百斯笃，是Pestis（鼠疫）的日文音译，伍连德博士曾论及：“日本昔时对于鼠疫，混称曰疫。自北里氏之始，译作‘百始笃’”[3]。此处百始笃即百斯笃，北里氏指日本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1852～1931），1894年6月他在香港发现鼠疫杆菌，但因描述不正确，失去命名的荣誉。而与北里几乎同时发现鼠疫杆菌的法国细菌学家耶尔森（Alexander Yersin,1863～1943）作出正确鉴定，因而后来鼠疫杆菌被命名为鼠疫耶尔森氏菌（Yersin Pestis）[4]。可见，百斯笃这一译名是在1894年发现鼠疫杆菌后才开始传入的。此外，我国还有陪斯忒、百斯脱等译名[5]，但正式病名仍沿用已有之“鼠疫”。

3.碑文。碑阴正文195个字，叙述了立碑缘由；落款22个字，标明日期与立碑者。碑文[6]大意是：1921年哈尔滨遭遇鼠疫，死者众多，尸体被集中掩埋，但经长年冲刷，残骸外露。断禁会员将残骸搜集迁葬，并于康德十二年（1945年）6月22日立碑纪念。这是目前除文献资料外，唯一记述此次鼠疫的碑文，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同时，它也是“哈尔滨断禁会”的见证，该组织成立于1944年6月6日，成员为侨哈日本人，目的是通过禁食鸦片筹集资金，献纳用于侵略战争的飞机 [2]，因此石碑也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碑文中有几处内容值得关注与探讨：

3.1 “民国十年百斯笃猖獗”

此指东三省第二次鼠疫大流行。清末民初十年间，东三省经历两次鼠疫大流行，1910～1911年为第一次，共死亡约6万人，哈尔滨死亡5 272人；1920～1921年为第二次，共有约9 300人丧生，哈尔滨死亡3 125人[7]。这一次鼠疫流行的疫源地是外贝加尔地区[8]，它位于我国东三省北部俄罗斯境内，西伯利亚铁路穿过这里。铁路沿线城镇博尔贾是鼠疫自然疫源地之一，历史上不断有零星鼠疫病例在此爆发。1920～1921年，这里的旱獭间鼠疫再次流行，此为“天灾”。然而，之后的“人祸”引发鼠疫大规模爆发，对此，防疫专家伍连德博士在《鼠疫概论》中提到：“因外贝加尔之战事，及退伍白俄军人拥挤于满洲车站之故，致卫生管理，大感困难，边境之交通，亦甚杂乱，而利于鼠疫之传染”[9]。大规模的人员、物资流动打破了当地自然生态平衡，和第一次大流行一样，鼠疫沿着中东铁路蔓延到我国境内，几乎沿线所有重要城镇都受到不同程度感染，作为中东铁路的枢纽城市，哈尔滨再次沦为疫区中心，遭受了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和心理恐慌。

3.2 “在东三省防疫所隔离中之满鲜人约三千三百名，尸体同葬于该所之一隅”

首先，“东三省防疫所”这一机构名称不准确。1912年冬，中国政府采纳万国鼠疫研究会各国专家学者的意见，在哈尔滨设立防疫机构，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常设防疫机构。根据马学博老师在黑龙江省档案馆发现的《黑龙江省都督府稿》中一份《外交部咨照黑龙江省都督府公函》的记载，此机构始称“哈尔滨防疫院”[10]。1913年改称“哈尔滨医院”，1914～1915年称为“北满防疫事务管理处”，1916年后定名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碑文中“东三省防疫所”应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该机构在长达20年（1912～1932）的岁月中，为东三省卫生防疫事业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其次，碑文中记述哈尔滨此次鼠疫死者“约3300名，尸体同葬于该所之一隅”，此说法与史实出入较大。

一是死者数目，伍连德自传[11]、《中国鼠疫流行史》[7]及《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报告大全书》[12]等文献中都有记载，均为3 125人。

二是死者尸体都经火化处理，因此所葬应为焚烧后之残骸，碑文中未明确提及。众所周知，伍博士抗击鼠疫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焚烧鼠疫死者尸体，以阻断疫菌传播。其自传中描述：“鼠疫医院所有的死亡病例为1312人，全部在两个挖掘好的大坑中火葬，每个长宽各12尺，深10尺”[11]。由两个差役焚烧尸体，每天80～100具。其它死于家中或被抛弃在街道上的无主尸体，被运往停尸处，在公共墓地火化。后者数目更多。当时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特意借用了60节火车车厢做隔离之用，隔离车厢分布在哈尔滨的三个部分，新城区、埠头区和傅家甸等地。这些车厢包括卫生清洁车、厨房车和补给车。虽然设立了隔离车厢，以安置众多的接触者，但对隔离的恐慌，使人们知而不报，消极抵抗，这导致鼠疫进一步蔓延。实际上，隔离车厢中的接触者感染鼠疫的比例并不高，在全部四个月流行期间，2021人中仅有8.1%被确诊为鼠疫[11]。这得益于俄国萨波利克医生和他的中国同事的工作。

三是全部死者“同葬于该所之一隅”与史实明显不符。据记载，当时由滨江医院负责收治鼠疫患者，滨江医院是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的核心，两者是二位一体的，这种体制贯彻始终。医院内病房可容纳110人，在此被确诊的病人生存期很少有超过两天的。中国城区被分成五个隔离区，每个区有警察队、护理员、检察员、卫生助理和消毒队。各区及隔离车厢中一旦发现疑似病人，就立即送往医院进行细菌学检验。因此，陆续有病人通过隔离区与隔离车厢两个渠道进入医院。滨江医院共收治了1461人，1312人被确诊为鼠疫，全部死亡[11]，这1 312具尸体是集中处理的，其残骸被掩埋在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院内一角。此外的1 800余具病人尸体，在何处火化埋葬？当年哈尔滨防疫总指挥、防疫处正医官、代理总办陈永汉曾言及鼠疫流行期间尸体的收集问题：“疫初起时，滨江医院卫生队往街收尸入院内之坑火葬，及疫炽方张，街内自组卫生一队以代之。”[13]可见，由滨江医院负责时尸体是归于医院内大坑火化后一同埋葬，但疫情蔓延，死者增多后，尸体的处理场所则不局限于医院，公共墓地焚化、埋葬的为数更多。因此，埋葬于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一角的死者数字应比1 312稍多一些，但并不是全部。

3.3 传曰：“知生者吊，知死者哀。”

出自《礼记·曲礼上》，原文为：“知生者吊，知死者伤”[14]。吊，即吊辞，内容为对死者亲属的慰问；伤，即伤辞，内容为对死者本人的哀悼。原文大意是：与死者的亲属相识的，要致吊辞；与死者相识的要致伤辞。古时也有哀辞之称，是哀悼、纪念死者的文章。可见，“伤”、“哀”二字在此所指相同，碑文中之“哀”字是做了同义替换。此外，丁教授所记载碑文中将“传”（传）误为“傅”，这一点经实地考察已证实。

以上对“民国十年百斯笃死者合同之碑”进行了再解读，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需进一步考察加以证明的地方。相信随着资料的不断完善，理解的不断加深，我们会对这段历史有更明确的认识，对这座石碑有更全面、深入的解读。

附

1.碑阳书：民国十年百斯笃死者合同之碑

哈尔滨市断禁会干事长户田日世晴书

2.碑阴书：碑文

呜呼！当民国十年百斯笃猖獗之际，在东三省防疫所隔离中之满鲜人约三千三百名，尸体同葬于该所之一隅。嗣经星霜屡易，枯骨荒坵已不可辨。不独对市政之发展受其阻碍，即凭吊者亦无所依寻，陌人同伤。所谓馈生者谓之赙，馈死者谓之赗。传曰：“知生者吊，知死者哀。”吾等念诸与罹亡者本属国之一腺，即水火灾害之遇，在存在故之间，岂忍默视旁闻，得勿稍举追志而表惋惜者乎？因此断禁会员招同相议，兹将脂榛骨莽之中残骸，一并搜集改葬斯地，并勒立碑碣，以慰亡灵而垂永远云耳。

康德十二年六月二十日

哈尔滨市断禁会员一同建立

注：碑文本无句读，现系作者断句。丁教授所记之碑文缺少一个“与”（与）字。

[1]丁广惠.《民国十年百斯笃死者合同之碑》考略[J].东北史研究,2008，（3）:57-61.

[2]曾一智.哈市发现"民国十年鼠疫死者合同之碑"[N].黑龙江日报,2009-6-1（11）.

[3]伍连德.中国之鼠疫病史[J].中华医学杂志,1936,22（11）:1040.[4]纪树立.鼠疫[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207.

[5]见伍连德著,郭佐国译.中国之瘟疫与陪斯忒 [J].公共卫生月刊,1936,1（10）:3.吴祥凤.百斯脱漫谈[J].新青年,1918,4（3）.

[6]碑文见附录.

[7]纪树立.中国鼠疫流行史[M].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微生物学研究所,1980:171-179.

[8]马学博.外贝加尔:肺鼠疫流行疫源地[J].中国减灾,2009，（5）:47.

[9]伍连德.鼠疫概论[M].上海:上海海港检疫所,1936:26.

[10]马学博.《黑龙江省都督府稿》中发现有关东三省防疫事物总处的原始资料[J].中国科技史杂志.2006,27（4）:365-368.

[11]Wu Lien-teh.Plague Fighter:The Autobiography ofa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M].Cambridge:W.Heffer&Sons Ltd,1959:109-130.

[12]两次流行之比较表[A].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报告大全书（第三册）,1922:5.

[13]陈永汉.此次哈埠肺疫纪要 [A].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报告大全书（第三册）,1922:110-115.

[14]十三经注疏（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9:1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