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真之歌”到“经验之歌”
——《看不见的人》主题探析

林 岩,孙广宇

(1.天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387;2.天津工业大学学报编辑部,天津 300160)

美国黑人小说家艾里森 (1914—1994)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文学和音乐评论作品,但却只写了《看不见的人》一部小说。然而,正是这部小说确立了他在美国黑人文学和美国文学史中的地位。

1952年春,《看不见的人》首次在美国出版,即以其深刻独特的思想意蕴和娴熟精湛的艺术技巧迅速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被称为划时代的小说,现代美国黑人生活的史诗。

《看不见的人》自出版以来,迄今已 50余年。它的艺术技巧以及通过这种艺术技巧所表现的社会景象,今天仍具有惊人的力量。这部作品不仅一开始就赢得了声誉,而且至今这声誉也毫无衰减。现在,这部小说已被公认为当代美国文学的一部经典作品。

故事开始时,主人公引用了祖父留给父亲的临终遗言:

“儿啊,我死后,希望你继续战斗。我没有对你说过,我们的生活就是一场战争。我一辈子都是个叛徒。自从重建时期开始,我缴了枪以来,我就成了潜伏在敌国里的密探。你要在险境中周旋。希望你对他们唯唯诺诺,叫他们忘乎所以;对他们笑脸相迎;叫他们丧失警惕;对他们百依百顺,叫他们彻底完蛋。让他们吞食你吧,要撑得他们呕吐,要胀得他们爆裂。”[1]

虽然主人公对这遗言的含义并不十分理解,然而这番话对他的影响却很大,成了他从南到北求生存寻“自我”所遵循的原则,也是读者理解这部小说的关键所在。

一、小说情节分析

《看不见的人》的情节并不复杂,除序曲和尾声外,从内容上讲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主人公在南方黑人学院的生活、在纽约自由油漆工厂的遭遇和在哈莱姆区兄弟会组织中的经历。

《看不见的人》讲述的是一个现代的原型存在主义故事。所谓“看不见”,就是被人视而不见,是从白人的视角来看黑人,这三个字一针见血地点明了黑人在美国社会中不被人们所承认的现状。《看不见的人》这个名字一语道破美国黑人的生存境遇。

《看不见的人》描写一个无名无姓的温顺的黑人青年,他曲意奉迎白人,得到白人的青睐,获奖学金上了大学。不幸的是,有一次他无意中让一位前来参观的白人校长看到了当地黑人的贫困状况,并让他了解学校附近一户黑人家庭中的乱伦关系,因而得罪了白人校长,被赶出校门。他只身去北方谋生,几经波折,才在一家油漆厂找到工作,又因锅炉爆炸受伤而被送进医院。出院后他失业在街头。后来,在哈莱姆区为一对受迫害的老年黑人夫妇鸣不平时,他被“兄弟会”头领看中其演讲鼓动才能而拉入了“兄弟会”。但他很快发现,黑人的事业只不过是“兄弟会”的头领们推行他们的“路线”的一只棋子,因而与他们发生了冲突。当哈莱姆街头发生一场狂暴的种族骚乱后,他的幻想彻底破灭,钻进一个地下室,成了地地道道的看不见的人。

二、小说论题诠释

艾里森创作的目的是强调艺术自身的独立存在价值,主张把艺术和政治分离开来。《看不见的人》不应该被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黑人小说。

1.论题的含义

《看不见的人》是黑人作家描写黑人生活的一部作品,但其意义却远不限于“黑人问题”,既描写了种族关系、黑人的生活和历史,也揭示了人与社会、人与现代西方文明、人与人、人的内心与自我的深刻复杂的多层次冲突。艾里森的主人公是一个黑人,对于他的遭遇,白人视而不见,仿佛看不见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他是个无形人。正如美国评论家贝娄所指出的那样:

“无论和白人在一起,还是和黑人在一起,叙述者都没有被看见,当我阅读这部书的时候,我清晰地感觉到这一创作极富意味的独立个性。黑人小说家言及他们的问题有一种‘方式’,正如所谓犹太‘方式’或意大利‘方式’一样,而艾里森却没有持一种少数民族的立场,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也就不会营造出一种对每个人而言的真实的共同意识。哈莱姆黑人区既是原始的,也是世故的,它展现出了极少其他美国社区所能展现的本性与文明的极致。如果一个作家沉迷于这种特殊性,他最终所能表现的将仅仅是一种异域情调。艾里森并不想表现什么异域情调,对他而言,这种本性与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平衡决不是一个哈莱姆问题,这是一个极少被理解的存在于德、法、俄、美等世界各地的普遍性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中,‘人’在表面上是被当作偶像崇拜的,但是单一个体的人却必须隐身地下,在不可见性中保持自己的意愿、思想和灵魂,他必须返回自身,学会自我接受,甩掉一切剥夺他为人之权利的枷锁。”[2]

美国黑人的生存境遇问题可以说是艾里森在《看不见的人》中探索的起点,但不是终点,不是他的终极目标。艾里森对黑人作家的使命超越于单纯种族意识,具有理智而深刻的洞见:太多的黑人作家作品是讲给白人听众的,这样做的危险是过于关注白人听众关于什么是黑人或黑人应该怎样的先见,因为这样做很容易卷入到论争之中,为争取黑人人权而战。一些批评家过分强调了《看不见的人》种族政治方面的内容,宁愿把它看成是社会学个案研究、黑人抗议的文献,或者作者个人或政治回忆的变形记录,而不是把它看成是一部小说,这是最令艾里森恼火的事情。艾里森曾经作出过这样的郑重声明:

“甚至当我最受马克思主义感染的时候,我也没有过多地思考什么所谓无产阶级小说的问题……这个时期的绝大多数社会现实主义作家都更多关注不公正问题而不是悲剧,与之相反,我所关注的首先不是不公正问题,而是艺术。”[3]

如果说《看不见的人》表面看来甚至脱离了黑人在这个国家所遭受的意识形态和情感上的磨难,那是因为艾里森尽他所能把这些因素转化成艺术。他的目标不是逃避,也不是退缩,而是勇往直前,像黑人音乐布鲁斯超越它们所遭遇的痛苦境遇那样去超越。

“作为一个美国作家,我有一个跨越我们各式各样的社会划分而进行交流的问题,无论这种社会划分是关于种族、阶级、教育、地域,还是宗教方面的。”艾里森的这种观念在当时的黑人作家中是极为罕见的,黑人民族主义者批评他对黑人民权领袖拉斯的非正面描写以及他反对以暴力来反抗种族压迫的政治态度,一些黑人知识分子认为《看不见的人》中没有对种族歧视与压迫的激烈抗议,指责他缺乏黑人作家应有的种族使命感。

美国《自由报》在《看不见的人》出版的当年刊登的一段比较有代表性的评论:

“艾里森是如何描写黑人的呢?一个同时使他的妻子和女儿怀孕的佃农成了开发南方的成千上万农民的代表。这部书的主要角色是一个年轻的汤姆大叔,他只是通过奉迎白人大亨而一心一意地向上爬。黑人需要艾里森的《看不见的人》,就像我们需要脑袋上穿个洞或是后背挨上一刀。它是对黑人生活的恶意歪曲。

这种措辞尖锐的攻击性评论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理解艾里森创作思想的精髓,艾里森固然提出了艺术与政治分离的观点,但他并不是钻进艺术象牙塔中、对政治问题漠不关心的唯美主义者,他认为不能将视野局限在黑人、白人的种族冲突,也并不是要放弃黑人作家的种族立场,他在作品中对布莱索、拉斯等黑人形象进行了非正面的描写,更不是有任何恶意歪曲黑人生活的不良企图。艾里森的创作无疑是以黑人的历史和黑人的境遇为主题。美国评论家布莱克准确地揭示出了“看不见的人”生活的三个阶段与美国黑人历史的对应关系:

“这部小说历时地记录了主人公生活的三个阶段——教育、工作和政治活动……主人公个人历史的每个阶段都对应着美国黑人社会历史的一个时期。他所寄居的南方黑人学院对应的是美国内战之后的重建历史。他通过奖学金方式入学,这是对黑奴解放运动的对应描写。他被驱逐出学院,与一个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充满幻灭感的老兵为伴,这是以一种方式再现了一战后大迁移的历史。他在纽约最初几周的生活——找工作、在油漆厂做工、与工会冲突、遭受电击,包含了富有希望的 20年代的一些因素……他在兄弟会的经历反映了大萧条时期的情况……那场导致对他造成重大影响的骚乱是影射 1943年发生的哈莱姆黑人骚乱。[4]

在作品的开篇,主人公边吸大麻边听爵士乐,渐渐进入了梦幻状态。

在快速炽烈的表层下面“我”发现了较为缓慢的节奏,发现了一个洞穴。我走了进去,环顾四周,只听得一个老年妇女在唱黑人圣歌,跟吉普赛歌曲一样充满了忧戚的情绪。在这一层次下面还有较低的一层,那儿“我”见到了一群奴隶主正在为一个赤身裸体的姑娘叫价。这姑娘生得细皮嫩肉,十分标致,正站在他们面前苦苦哀求。她的声音和“我”母亲的十分相像。

这里所描写的梦境实际上是黑人历史经历的典型体现,艾里森曾经暗示音乐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孤弱无援的黑人用来反奴役白人的工具,可见黑人文化与白人文化对立冲突的观念在他的心灵深处一直没有泯灭,只不过是以一种含蓄深刻,更具哲理性和艺术性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

小说的主题在“莱因哈特”和“祖父”这两个人物角色的塑造中得以具体的体现。

2.“莱因哈特”的多重角色和身份

《看不见的人》中有这样一个戏剧性的插曲:主人公在黑人民族主义分子的追踪下躲进一家商店,买了一副墨镜和一顶宽边帽化装自己,结果被形形色色的人们误认为他是从未见过、甚至从未听说过的莱因哈特先生。在不同类型的人看来,莱因哈特具有不同的角色和身份,有人把他当作是无事生非的恶棍,有人把他看成是运气亨通的赌徒,有个姑娘把他视为不守信用而又难舍难分的情人,还有一些人是他的忠实信徒,全身心地等待倾听莱因哈特牧师的祈祷。迥然相异的人格居然荒谬地统一在这个人身上,谁也分不清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莱因哈特。当主人公以“莱因式”的装扮出现在大街上的时候,人们都把他当成是莱因哈特,每个人都根据自己对莱因哈特的先见来对待这个“表象”。当主人公经历了一番先后变成赌徒、牧师和情人的奇特感觉之后,他才知道这世界上居然存在着如此之多互不协调的可能性之间的结合,才相信了这种荒谬的结合的现实性。人们都没有真正地睁开眼睛去认识或了解一个人,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一个骗子与一个正统的牧师在身份上又有什么不同呢?主人公成为“看不见的人”,由于他的黑人种族身份在白人社会遭受蔑视,但更多的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难以达成真正的相互理解和心灵契合,人们总是根据自己在他人身上贴的标签或自己的先见来对待他人,从来不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看到的只是表皮,而不是心灵,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任何寻找自我身份的努力都会遇到重重阻碍。这一点从艾里森对“莱因哈特”这一形象的塑造中可见一斑。法国思想家韦尔南对古代西腊世界与笛卡尔以来的近代世界关于“看”与“思”的观念歧变有着非常深刻而精彩的阐述:

“没有什么比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离希腊文化更远的了,这种‘我思’后来被当作对世界、对自己、对精神的整个认识的条件和基础,同样远离希腊文化的还有莱布尼茨的观点,依他看来,每个个体都是一个孤立的单子,没有门,没有窗,在它的自身内部,就像在电影院紧闭的大厅中,包含着讲述其存在故事的电影的整个进展。”[5]

一般观点认为,作为一部写社会排斥的小说,《看不见的人》描写了一种将黑人和白人分离的文化,但这仅仅是《看不见的人》的主题的一个层面,在作品中,不但黑人与白人是分离的,而且黑人与黑人之间、白人与白人之间也是分离的。就像莱布尼茨哲学中那些没有门也没有窗的相互孤立的单子一样。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看不见的人绝不仅仅局限于黑人的范围,那个在开篇不久时出现的被用来诱惑黑人小伙子的裸体白人舞女就是一个这样的典型:

“她好似美丽的小鸟,系着一条条轻纱,在灰蒙蒙的惊涛骇浪的海面上向我呼叫……她被悬空托起,就像大学新生常常受到的那种恶作剧一样,让人在空中抛来抛去。我看见她红艳艳的双唇强作欢笑,眼睛里却流露出恐惧和厌恶的神情,和我感觉到的恐惧以及我在某些同伴身上发现的恐惧几乎完全一样。”[6]

“黑人问题”是艾里森创作主题的起点,他关注黑人的历史和黑人的境遇;现代人的普遍困境问题则是艾里森在《看不见的人》中所思考的终极目标。由于多层面的、富有深厚意蕴的主题和超凡脱俗的表现主题的艺术手法,这部作品已经“不仅仅是黑人文学的典范,它是一切战后文学的一座早期的里程碑”。

3.“祖父”形象的塑造

《看不见的人》中反复出现的祖父形象浓缩了黑人被白人奴役的百年沧桑历史,在饱经磨难的生存环境中,他学会了与敌人虚与周旋。祖父临终之前对“我”爸爸的嘱托是希望“我”爸爸继续与白人周旋、战斗,要潜伏在白人之中,作黑人的密探,以战胜白人。他们以为祖父神智不清,因为他本是个极为温顺软弱的人……然而,祖父的话对“我”的影响极大。“我”怎么也弄不清他临终遗言的含义……在诸事顺利的时候,“我”就想起了祖父,感到内心十分不安,仿佛“我”在不知不觉地按他的嘱咐办事。

主人公在中学毕业典礼以及白人显赫人物集会上上发表的题为“进步的秘密在于谦卑”的演讲是真诚的,也是天真的,而他的真诚与天真似乎也获得了“应有的回报”——一只雪亮的牛皮公事包,包里是一张州立黑人学院的奖学金。

“我”欣喜若狂……甚至“我”的情绪也没有受到祖父的影响,往常“我”得意的时候,他的临终遗言往往会煞风景。“我”站在他的遗像下手里拿着公事包,朝着他迟钝的、黑黝黝的农民面孔得意地微笑。他这张脸总是强烈地吸引着“我”。不论“我”走到哪里,他的一双眼睛似乎总是跟着“我”。那天夜里,“我”梦见他带“我”去看马戏,不管小丑做出什么滑稽动作,他都一点不笑。后来他叫“我”打开公事包,把里面的东西读给他听,“我”照办了……‘敬启者’,“我”高声朗读,“务使这小黑鬼继续奔波”。“我”醒了,耳朵里还响着老人的笑声。

“谦卑”的主人公疲于奔命,处处碰壁,每次行动的牺牲者都是自己而不是“他们”,他的天真之歌唱完了,逐渐明白了祖父“经验之歌”的真正内涵。在作品的尾声中,蛰伏在地下室里的、饱尝了世间炎凉的主人公的灵魂又飘回到了祖父身边:

“我的心灵转啊转,老是转到祖父那儿去。一场闹剧结束了我对兄弟会俯首帖耳地说‘是,是’的生活,可是我的脑海里还在萦绕着祖父的临终叮咛……”[1]18

从祖父的形象中鲜明真切地反映出了艾里森的种族意识和反抗种族压迫的斗争精神。有关艾里森缺乏黑人作家应有的种族使命感的批评和指责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值得注意的是,《看不见的人》中主人公成长过程中的“经验之歌”并不只是祖父“经验之歌”的简单重复。“他试过‘卑顺’的办法,做过‘老实的黑人’,他还尝试过在美国工业里面给自己寻找一席地位,使自己变成那个工艺机器齿轮上的一枚合用的齿轮尖;他还曾经依附于左派政治——他尝试过的事,每一件看来都似乎能起到使一个黑人在美国生活里达到被人看见的效果”,可是每一次他却都成为“看不见的人”,他的生活阅历和思想历程要比祖父复杂得多,与“他们”,即白人战斗到底已不是他所思考和关注的唯一问题了。不但白人看不见他,黑人也看不见他,不但敌人看不见他,甚至连亲人和朋友也看不见他:

“在黑暗中我醒了过来,……现在我开始明白,我可不能再去玛丽家了,也不能再过那旧时的生活了。我只能从外部接近那种生活,而对玛丽,跟对兄弟会一样,我也是个无形人。不,不管是玛丽家,还是学院,兄弟会,或在老家,我都不能去了。我要前进,要么留在这儿,留在地下。”[1]367

三、解读现代人的普遍命运

确切地讲,正是美国创造了“黑人”这一概念,在黑人离开非洲之前,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肤色有什么特别的象征意义。而在新大陆这片“自由乐土”的白种人获得自由和人格尊严的时候,黑色却成了一切凶残和丑恶的象征,在代表白人的近代美国文化观念中,黑人不具有与白人同等的人格。二战以后兴起的黑人抗议小说,所要抗议的正是美国黑人所遭受的这种不公正的历史待遇。赖特的长篇小说《土生子》是抗议小说的代表作,作品的主人公别格是一个通过暴力途径来使自己成为“看得见的人”的悲剧人物,他的呼号表现出黑人对非人格的、被人视而不见的生存状态的强烈不满,作家以此向白人提出黑人用暴力形式进行反抗的日子已经来到了。在以赖特为代表的黑人抗议小说家看来,只有黑人才是看不见的人,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是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看不见的人》尽管也以黑人生活为题材,但在这部作品中,失去自我、被人视而不见的生存状态不再仅仅作为黑人的民族命题,而是作为现代人的普遍命题表现出来,艾里森试图表现的是现代人所面临的共同困境。

在小说中,在种族接触与融合的过程中,由于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和歧视给人类的共同生存和互相理解所带来的重重障碍。黑人在白人主宰的世界里被剥夺了话语权和追求自由的权利,这是现代人所面临的共同困境之一。艾里森曾经深刻地指出:“我发现对于一个黑人作家而言最大的难题就是真正抒发出他们的所知所感,而不是屈从于别人凭空设想或诱使他们达到的所知所感。”个体强烈的自我意识与各种社会组织操纵所导致的自我意识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造成了现代人的孤独感和生存焦虑,正是卡夫卡在《城堡》中所要传达的现代人的精神状态:

“城堡的轮廓已渐次模糊,它仍一如既往、一动不动地静卧在远处……每当 K观看城堡时,他往往有一种感觉,似乎他在观察某人,这人安然静坐,两眼直视前方,但并非陷入沉思而不能对周围事物作出反应,而是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犹如一人独处、无人在观看他……他看城堡时间愈长,能辨认出的东西就越少,眼前一切就越加陷入一片朦胧混沌之中。”[7]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苏轼的这种浓重的人生空漠之感同样弥漫在卡夫卡、艾里森这样不同肤色的现代欧美作家的心头。

[1] 艾里森.无形人 [M].王家湘,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8.

[2] Bellow S.Man Underground[G]//Hersey J.Ralph Ellison: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New Jersey:Prentice-Hall,1974:27-29.

[3] Ellison R.Shadow and Act[M].New York:Random House,1964.

[4] Ellison R.and Hersey J.An Interview[G]//Benston K. I Speak for You.WashingtonD C:HowardUniversity Press, 1985:38.

[5] 韦尔南.神话与政治之间 [M].余中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

[6] 霍夫曼.美国当代文学:上[M].文美惠,王兴国,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411-413.

[7] 卡夫卡.卡夫卡全集:第 4卷[M].赵蓉恒,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