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哲学思想及其在语言学中的影响

崔晓飞

（河南大学国际汉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一、从乔姆斯基的语言学革命说起

1957年，乔姆斯基发表了著名的《句法结构》，提出了自己的转换生成语法思想，在美国语言学界引起了轰动，被人誉为语言界的“革命”，很快在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形成了转换生成语法研究的热潮。几十年来，转换生成语法研究先后经历了古典理论时期、标准理论时期、扩展的标准理论时期、支配与约束理论时期、最简方案时期等几个发展阶段。乔姆斯基的理论学说总能受到人们的关注，一直处在不断更新的发展活跃期，并对语言学研究产生着持续的影响。正如英国当代语言学家约翰·莱茵斯所评论的，“不论乔姆斯基的语法理论正确与否，它无疑是当前最有生命力、最有影响的语法理论。任何不想落后于语言学发展形势的语言学家都不敢忽视乔姆斯基的理论建树。目前，每个语言学‘流派’都要对照乔姆斯基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来阐述自己的立场”。［1］

另一方面，为了解决人们对自己的转换生成语法学说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和质疑，也为了使自己的语言学理论思想更加完善和系统，乔姆斯基在自己的语言研究实践中不断提出新的思考，进行新的方法路径和语法模式的研究尝试。尽管在语法分析的具体方法路径上存在演进变化，但是乔姆斯基对于语言研究所应追求的目标与梦想是没有变的：在研究人类语言的本质中探索隐藏在语言使用和习得后面的人类思维以及大脑对世界的认知过程。关于这一点，乔姆斯基在《对语言的思考》里写道：“通过对自然语言的特性、它们的结构、组织和使用的研究，我们可以希望获得对人类智力的特点一些认识。我们可以希望认识有关人的本质的一些事情。如果说对人类来说，认知能力是其最独特和最主要的性质，那么这样认识就是意义重大的。而且，对运用语言这个人类的独特成就的研究也可能向其他一些不能直接观察调查的人类能力和行为的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个研究范式。”［2］

一切严肃的科学研究工作，都离不开历史遗留下来的前人的经验成果，也离不开所处的时代所能提供的一切条件，语言研究也不例外。那么，乔姆斯基在进行语言研究时得到了哪些基础条件，又从哪些人的经验成果中获得灵感呢？其一，在当时语言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乔姆斯基就师承于美国描写语言学家鲍阿思（Boas）。其二，德国人洪堡特。乔姆斯基关于儿童语言习得的理论、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模式等思想有很多是从洪堡特关于语言的论述中衍生、发展而来，转换生成语法的一些基本概念如“语言形式”、“生成”等在洪堡特的著作里也早有论述，不过乔姆斯基对这些术语重新进行了阐释和发展。其三，法国人笛卡尔。笛卡尔对于乔姆斯基的影响属于更加宏观也更加深刻的哲学思想层面。1966年，乔姆斯基发表了《笛卡尔语言学》，不仅以“笛卡尔”作为自己理论学说的旗帜，而且公开宣称：转换生成语法只是从17世纪起到19世纪初期他所谓的“笛卡尔语言学”在当代的继续和发展。［3］因此，本文打算再来回顾一下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思想以及他关于语言问题的思考与论述，然后结合17世纪、18世纪的若干重要的语言学流派及语言学家来探讨笛卡尔在语言学发展中的影响。

二、笛卡尔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及其对语言的论述

提到笛卡尔这个名字，人们一般就会想到那句有名的“我思故我在”。的确，这是笛卡尔建立自己理性主义哲学体系的出发点。他指出，我可以怀疑这，可以怀疑那，但我不能怀疑我在怀疑。只要我一怀疑我在怀疑，就恰好证实了我在怀疑。我怀疑，即我思想。既然我在思想，那么这个在思想的“我”就不能没有，这样就强调了认识必有主体。在笛卡尔看来，“我”这个思维者是作为一种实体而存在的，他称其为“灵魂”或“心灵”。笛卡尔所说的思想不是独立的，而是“我”的属性，它不仅包括理解，也包括意愿、想像，甚至包括感觉，它是心外的客体投射于“我”这个思维者而产生的精神现象。由此笛卡尔认为，认识并不起源于感觉经验，而是来自理性本身；感觉是不可靠的，认识的正确与否取决于思想的清楚明白，这须用理性来加以判别。谈到感官对我们的欺骗，笛卡尔举例说：一座方塔，远看却是圆的；一根手杖插在水里，看来却像是折断的；而且人还常常做梦，但梦中的情景却非真实。因此，我们必须时刻谨防感官的欺骗，依靠理性获得清楚明白的认识，才是普遍的、必然的、真的。笛卡尔就是用这种普遍怀疑的认识方法，向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经院哲学的信仰主义发起挑战。他否定了迷信盲从，否定了毫无根据的猜测甚至幻觉，而追求经过理性思考与检验的真的实在。正如笛卡尔所比喻的“为了使自己得到确信的根据，把浮土和沙子挖掉，以便找出磐石和硬土”。［4］

每个人的一生是如此的有限，任何人的实际经验又都是非常零碎而有局限的，但人们总能够对其生活的世界获得并形成一个相当完整而深入的理性认识。而这些认识有许多是以往未曾体验也未曾学习的，那么，人何以拥有如此广泛的知识？对此，笛卡尔认为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是作为认识主体的“灵魂”所固有的。这种天赋观念的思想在西方哲学史上最早可以溯源至柏拉图的“回忆说”，柏拉图认为知识原本就隐藏在人的头脑里，人们是在生活过程中通过回忆而获得知识。在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上，笛卡尔认为普遍与特殊在性质上是不同的，特殊加上特殊还是特殊，不会成为普遍，必须用一种本身就是普遍的东西贯穿进去，才能去伪存真，把特殊的东西统率为一体，成为普遍。但是这个贯穿其中、统率各个特殊的“普遍”在什么地方，又是从哪儿来的，那个时代的笛卡尔却是找不到的，因此他只得说它们是天赋的、理性所固有的。这一点成为笛卡尔哲学的理论核心，它是当时理性主义在认识论上的一个必然归宿。笛卡尔还把这一思想贯彻到自己的物理学研究实践中，他发现科学认识不止是感性材料的机械堆积，必须有一个扎扎实实而又看不到的核心作为统帅，把形形色色的材料贯穿起来，才能统一为有机的整体。没有了这个核心，材料再多也只是一盘散沙。

在语言问题上，笛卡尔也进行过一些思考和阐释。例如在谈到人与动物的区别时，笛卡尔写道：“没有一个人，即使白痴也不例外，会机能衰退和愚蠢到如此程度，以至于他不能把不同的语词组合起来构成语句，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是，没有一种动物，不论是多么高超，所处的环境是多么幸运，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并不是由于缺乏器官才导致这种局面，因为很明显，喜鹊和鹦鹉能像我们一样说出一个个的词来，但是它们不能像我们这样说话，也就是不能证明它们说的就是它们想的。相反，生下来就是又聋又哑的人，没有别人用来说话的器官，这种处境跟兽类一样，甚至更糟，可是他们经常会自己创造某些符号来使旁人理解他们。”［5］因此，笛卡尔得出结论：语言是人类特有的。而语言运用的创造性更被他看做是人类具有一切机械装置和动物所没有的“心灵”的主要证据。笛卡尔认为，语言可以在任何新的环境中用来表达思想或做出恰当的反映，并且不受外界刺激或生理状态跟话语的固定联系所制约，就使用范围而言是无限的，而不只是仅仅用来进行报道、提出请求或下达命令的通讯装置。

总的来说，笛卡尔关于语言方面的论述是比较有限的，他主要是将语言现象视为例证来说明自己称作“心灵”的认识实体的存在。但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笛卡尔第一个建立了完整的理性主义哲学体系，因而一直被许多人奉为近代欧洲哲学的始祖、理性主义的先驱。他的思想不仅在哲学研究中提供了一个新的观点和理论，而且在数学、物理学等诸多学科领域中也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与方法。这自然也会对语言学的研究产生影响，下面我们就结合17世纪以来的一些重要的哲学家以及语言学家的论述来探讨一下笛卡尔在语言学发展中的影响。

三、笛卡尔哲学在语言学研究中的影响

在17世纪中后期，法国思想界相当活跃的保尔—罗瓦雅尔学派（Port Royal）就是以笛卡尔的思想学说作为他们的哲学基础的。保尔—罗瓦雅尔学派认为人的思维和理智是相同的，表达思想的语言也应该有相同之处，因为人类语言是建筑在全人类共有的思想结构的基础上的。思维的主要形式是判断，而语言表现形式则是命题。一个复杂概念“至少在我们的头脑中包含几个判断，而有几个判断我们就可以构成几个命题”。“从这些潜在的基本命题形成实际句子，我们要运用某些规则（用今天的术语来讲，即语法转换规则）。”为了说明这一抽象的过程，他们举出了这样一个例句：The invisible God has created the visible world.（看不见的上帝创造了看得见的世界）。这句话可以分解成三个命题：God is invisible，God has created the world，the world is visible.（上帝是看不见的，上帝创造了世界，世界是看得见的）。［6］后来，语言学家鲍泽（Beauz é e）发展了这一思想，他提出：语法有两种原则，一种是普遍原则，它来自人类思维的本质；另一种是特殊原则，它来自于不断变化的习惯，由此产生出世界上不同的语言。前者旨在探讨语言产生和存在的条件，它先于任何具体语言的研究。

我们可以用笛卡尔所谓的“理性”来探求知识、获得知识并运用知识，不过人们仍然要追问“知识”在哪儿？对于内在的、很难直接观察的人类大脑的认知与思维系统，语言考察与研究能否成为一个堪当重任的媒介？对此，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家莱布尼兹（G.W.Leibniz）认为人的知识既不是由人的感官所得到的，也不是生来就一清二楚的，而是作为“倾向、禀赋、习性或自然的潜在能力而天赋在我们的心中”。［7］借用语言现象，莱布尼兹做了一个有名的比喻，他说语言犹如大理石中的纹路，这些纹路原来虽然不大清楚，但是适宜于把它雕刻成什么样的东西，却早已由“天赋”的纹路决定了。后来，许多语言学者引用这一比喻来说明语言的本质。此外，关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莱布尼兹认为二者是并行的，也就是说语言与逻辑是并立的，逻辑的概念对应于语言的词，而逻辑的判断对应于语言的句子，从语言的构造可以看到思维的构造，而从思维的范畴出发可以建立语言的语法范畴。［8］

沿着这条理性主义的考察路径推衍下去，自然可以得出下面的观点：全世界应该有一个普遍的语法，这个语法应是世界各民族共同的、超语言的。后来，在18世纪乃至19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创立和推广世界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理性主义语言学思想的影响。说到这一点，人们一般都知道创立了世界语的波兰人柴门霍夫，可实际上试图创造一种最经济、最理想的语言以清楚、简洁地表达人类思想的努力却久远得多。英国的威尔金斯（JohnWilkins）就曾在笛卡尔理性主义的影响下，设想过一套普遍适用的语言原则，希望世界各民族都可以用它来交流思想，他称之为“哲学语言”。最终威尔金斯希望能够普遍适用的“哲学语言”设想没能实现，不过，他使用过的术语“universal grammar”（普遍语法）却被后人广泛引用传播开来。此外，英国语言学家哈利斯和伯尼特在语言起源上也支持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说”，不过他们最终都把人类语言的源头追溯到了上帝那里。所不同的是，哈利斯通过研究语法的普遍性，重在说明语言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概括共同思想的能力。而伯尼特在不否认语言是上帝的恩赐的同时，更看重语言的历史发展过程，强调语言与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语言的运用是人类“心灵”创造性的突出表现，这是其他一切机械装置和动物所没有的。笛卡尔的这一观点在德国思想家洪堡特（Wilhelmvon Humboldt）那里也获得了共鸣。洪堡特把语言看做是“心灵的作品”，但他认为语言并不是在使用的时候从记忆中提取就行的现成物，而是“根据某种起组织作用的生成原则，在具体情况下产生适用的语词”。因此，他指出语言唯一正确的定义是：“一种生成的、使得用可以分析的声音来表达思想成为可能的、永远不断反复进行的精神劳动。”为了说清楚这一点，洪堡特还对语言形式进行了全新的阐释，他认为尽管具体语言过程的范围和方法是不定的，但隐藏在背后的固定的生成法则是不变的、统一的，这就是语言形式。它不包含孤立的具体成分，而是一个系统结构（或机制），语言形式能够通过思维过程产生无限的情景语句，亦即有限的手段可以无限的使用。［9］其实，在这里洪堡特已经提出了一个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判断：正因为在人脑里天生有着创造语言的能力（或机制），讲话人才能运用有限的语言手段创造出无限的语言行为。作为一种生成性的原则而被洪堡特提出的“语言形式”概念，尽管对于语言生成的动因、机制、过程等细节还缺乏详细的阐释，但对语言学理论的发展贡献是巨大的，它对后来乔姆斯基普遍生成语法思想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正因为这样，乔姆斯基十分推崇洪堡特，他认为，笛卡尔所强调的语言使用的创造性特质在洪堡特语言学理论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表达。［10］

在17世纪、18世纪，理性主义的思想家们对于语言的本源以及相关的大脑机制进行了诸多的假想与推测，由于难以在外在形式上进行验证，其可靠性总会被人怀疑。进入19世纪以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起推动了语言学研究范式的转向，通过不同语言的比较来寻求发现语言的历史演变及相互关系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历史比较语言学家们通过比较各种语言不同时期在语音、词形、曲折变化、语法结构上的相同点，发现了大量的现象以证明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提出了语言是从同一始源语（parent language）演变而来的观点，并初步建立了涵盖世界众多语言的“谱系”。进入20世纪，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巨大影响带来了语言研究由历时向共时的转变，人们对语言的观察与研究更注重的是语言描写的深入和细化，理性主义者们的声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沉寂。因此，乔姆斯基说他所谓的“笛卡尔语言学”是从17世纪起到19世纪初期。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乔姆斯基提出转换生成语法思想，才逐步打破了结构主义在语言学研究中的统治局面，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的研究不只是历史的、描写的，还应该是解释的。而这正是笛卡尔所倡导的理性主义思想希望对人类语言的研究所应作出的贡献，即探求千差万别的语言表象下面所掩盖着的共同原则，进而透过语言聚焦人类自身，以揭开人类思维认知世界的奥秘。

四、余论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一种权威的语言学理论主导天下的局面彻底被打破，在语言界出现了众多的语法理论，逐渐形成了流派林立、百家争鸣的景象。人们不再把语言看做是一种自足的、封闭的框架系统，而是在关注到语言主体系统性的同时，更加重视人类语言中非纯一的、多层次的方面，注重各种变体的研究，强调从跨学科的角度联系到一切与语言有关的因素来考察，促成了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数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一大批新兴的交叉学科的建立。不同学术路径的相互借鉴、吸收以至融合，可以打开思路，拓宽视野，融会各种可能的方法进行研究。我们相信，这不仅会有助于人们对于人类语言的共同性和个别语言的特殊性的认识，也最终将透过语言之“桥”去揭开人类思维感知、认识世界的奥秘。

［1］［6］［7］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158.25.34.

［2］褚孝泉.语言哲学［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199.

［3］胡明扬.乔姆斯基《笛卡尔语言学》评介［J］.国外语言学，1981，（2）：55-62.

［4］［5］笛卡尔.谈谈方法［M］.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4.45.

［8］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11.

［9］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0］高明乐.从《笛卡尔语言学》看乔姆斯基的理论追求［J］.内蒙古社会科，2002，（2）：7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