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语用预设理论视阈下的跨文化翻译

袁建军 梁道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210016)

预设(presupposition)是语言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一般可分为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文化预设是语用预设的一种,是预设理论在文化视域中的延伸,对跨文化翻译活动的影响很大。翻译不仅是语际交流,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其目的是突破语言障碍,实现并促进文化信息传递;是译者用目的语文本(target text)重现原作(source text)的文化活动。语言不是翻译的操作形式,文化信息才是翻译操作的对象(杨仕章2000:4)。可见,涉及到两种语言(源语和目的语)的语际翻译必然也是跨文化翻译(郭建中2000:314),必然涉及到大量与文化相关的语用预设。了解文化语用预设有助于透彻了解和灵活处理原文的文化预设信息,有助于译者在宏观上把握翻译重构策略,在微观上选择具体的处理方法。

1. 预设及语用预设

预设亦可称为“前提、先设”。当我们说出一句话时,往往隐含有某种前提条件,它所指称对象的客观存在已被我们预先假定。这种自明的前提没有说出,而且无须说出,却已为谈话双方所知晓并且承认。自德国著名逻辑学家Frege于1892年提出预设这一概念以来,预设现象一直是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在逻辑语义学中,以Strawson(1950)等人为首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从真值条件出发,将预设看作是句子或命题之间的关系。但由于语义预设具有可取消性(defeasibility)和语境依赖性等特点,所以有许多语言学家意识到预设是一种语用现象,而非语义现象(朱永生、苗兴伟2000:25-31)。

1974年,Stalnaker发表了著名的《语用预设》(PragmaticPresuppositions)一文,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预设”的语用性质,认为作出预设的是人,而不是句子、命题或言语行为。

然而,究竟何为语用预设,语言学家却有不同的论述。Jackendoff(1972:230)认为,语用预设是交际双方共同理解的背景知识,即说话人认为他和听话人都能理解的关于语句的知识。Fillmore(1971:276)则认为,语用预设是实施一个言语行为所需的恰当条件或是使一句话语具有必要的社会合适性而必须满足的条件。还有学者(何兆熊2000:282)认为,语用预设是说话人对语言环境所做的设想。这些论述虽然角度不同,但都在试图揭示语句意义与语境的本质联系,表明语用意义是语句意义和语用预设的组合,语用预设是语用意义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我们在理解语用意义时首先要理解语用预设,否则就不能完整理解语用意义。

从语用的角度来观察预设,最重要的是考虑预设的合适性(appropriateness)和共知性(mutual knowledge)或共同性(common ground),这是语用预设的两个特征。所谓预设的合适性就是把语用预设看作在特定的语境里发话人和句子的适切性的一种关系,它有助于发话人发出正确言语行为,并使听话人正确理解它。语用预设必须是谈话双方共享的知识,这也就是所谓前提的共知性或共同性的问题。在跨文化翻译活动中,由于源语和目的语的差异,原文作者的预设信息,尤其是文化语用预设信息,不被目的语读者共享,就会给翻译带来种种难题(蔡平2007:114-117)。有鉴于此,对源语中文化语用预设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认识语言中文化预设的表现和功能,从而为跨文化背景下的翻译活动提供有益的启示。

2. 文化语用预设及其对跨文化翻译的解读

何自然(1997:68)认为,语用预设是指那些对于语境敏感的与说话人(有时包括说话对象)的信念、态度、意图有关的前提(即预设)关系。魏在江(2003:32-35)则将语用预设分为事实预设、信念预设、状态预设、行为预设、双关预设和文化预设等六类。那么,何谓文化预设？奈达(Nida 1981:14)认为,它是指一定社会中被人们接受,但以潜在假设形式而存在的信条和理念。身处同一社会的人群处于相同的文化氛围之下,拥有相同或相似的生活体验。在日常交际中,言者、听者以及所使用的语言都和谐地相置于一定的交际环境中。这样,即使交际双方遇到陌生信息,他们也可凭借文化预设对新信息加以接受,从而确保交流的顺畅进行。柯平(Ke Ping 1999:133-143)认为,文化预设是沉积于源语读者心中的文化因素,是指导源语读者世界观、生活方式及行为方式的基本准则。

基于上述学者的各种论述,我们认为,文化语用预设是指交际双方所共享的文化背景知识,可以包括诸如哲学思想、宗教信仰、神话传说、历史地理、文学作品、社会风俗习惯等诸方面。正是有了这些共享的文化语用预设,来自同一文化背景的人在交际时就可以省去一些对他们来说不言而喻或不言自明的东西,从而提高交际的效率。在创作中,作者根据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背景来为传达信息而创造特定的语言表达方式。原文读者与作者一般具有共同的文化预设,因此原文读者既能按作者所期望的那样,透过词汇的表面形式去理解交际信息的全部内容,同时又能领会到文章含蓄而深邃的风格。但是对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而言,语用预设则可能构成跨文化交际的障碍。且看下例:

例(1)原文:Mammy emerged from the hall, a huge old woman with the small, shrewd eyes of an elephant. (Mitchell 2004:15)

译文1:黑妈妈从堂屋里走出来,她是个老婆子,身材高大,那双眼睛像大象的一样细小而机敏。(何碧译)

译文2:嬷嬷从堂屋里出来了,她是一个大块头的老婆子,但眼睛细小而又精明,活像一头大象。(李野光、庄绛传等译)

何碧把“Mammy”译成带有些许贬义的“黑妈妈”,而事际上在美国作家Margaret Mitchell名著《飘》中“Mammy”一词的本义是“照顾小孩的黑人保姆”(Negro woman in charge of children),指女主人公郝思嘉的黑人保姆,刀子嘴、豆腐心,深受大家尊重。何译将“Mammy”与“黑妈妈”等同起来,是对二者分别在源语与目的语中文化预设的错误理解,把倍受尊敬的“Mammy”译成带有些许贬义的“黑妈妈”,也影响了全句的感情色彩。而李、庄译本把“Mammy”译为“嬷嬷”则较为恰当,因为从目的语汉语的文化价值来看,“嬷嬷”这一名称是褒义词,能够传达出源语作者对“Mammy”这一人物的尊敬与喜爱。

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目的语读者甚至译者往往按照自己的文化预设去理解源语文化信息,目的语文化给予目的语读者的经验可能使他不理解,甚至曲解源语文化传递的信息,因为他从自己母语习得的文化经验并不跟源语文化重合,而不重合的部分就有可能造成翻译的陷阱。

作为一名译者,要使翻译成功,不仅要熟悉所涉及的两种语言在结构和语篇上的异同点,更要熟悉这两种语言的使用特征和社会文化规范,即奈达(Nida 1993:110)所说的“双文化能力”。唯如此,译者才能正确理解源语的文化预设信息,并在符合目的语读者的文化与认知期待的条件下,采取适当的策略进行重构原文作者意欲传达给读者的预设信息。

当代翻译研究的一个本质性进展就是越来越注重从文化层面对翻译进行整体思考,翻译被看作是目的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则是译者在目的语社会中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在目的语社会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桥梁和纽带,在沟通文化交流,丰富人类文化,促进文化趋同和融合的过程中正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翻译同样离不开文化背景知识,因为“翻译实质上就是文化翻译”(赵元任1968/1996)。“翻译活动始于语言,又终于语言;它以语言为形式,以文化为内容,以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为目的。因此,语言翻译过程中文化因素的理解与处理便成为十分重要的课题”(包惠南、包昂2000)。

3. 跨文化翻译中文化预设信息之重构

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某种客观现实只存在于一种文化成员的意识中,它是一种特定的文化现实联系,他种文化成员则不易理解这种特定的联系。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差异导致理解障碍,进而造成跨文化翻译困难的基本原因。因此,翻译中的文化差异也可归结为两种不同的文化环境下的文化预设或语用前提的差异(吕世生2003:104-107)。翻译既是一种跨语际间的交流活动,也是一种文化融合,不仅涉及到语言转换,还涉及到文化的移植和传播。撇开源语中的文化预设信息,就不会有好的译文;同样,不考虑目的语的文化预设信息,一味追求洋气,译文也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因此,在实际的跨文化翻译过程中,不可能永远只遵循一种原则或采用一种策略。一般而言,跨文化翻译过程中,有两种翻译策略可供选择,即异化和归化。

异化和归化作为两种主要的翻译策略历来是翻译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按韦努蒂(Venuti 1995:20)的说法,归化法是“采取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外语文本符合目的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入目的语文化”,而异化法则是“对这些文化价值观的一种民族偏离主义的压力,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景”。概言之,异化即是要保存源语的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归化则是用目的语文化中惯用的表达方式来转换源语。异化成功的例子如“tower of ivory(象牙塔)”,“crocodile tears(鳄鱼的眼泪)”,“sour grapes”(酸葡萄)等等;归化成功的例子如“beating around the bush”(旁敲侧击),“like mushroom”(如雨后春笋),“Beauty lies in lover’s eyes.”(情人眼里出西施)等等,不胜枚举。异化还是归化,归根结底是一个翻译策略问题,而恰当的翻译策略就是要调和异化和归化的矛盾。一个优秀的译者是在二者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始终把握好“度”(彭仁忠2008:122-125)。

现在的翻译趋势是从归化走向异化,但必须承认的是无论采用归化还是异化的译法,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文化交流,脱离了这一目的,翻译也就失去了本身的意义。这两种策略的选择有时还要参照社会文化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规约,还应着眼于翻译目的、文本类型、作者意图和目的语读者等方面而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以此来指导具体翻译方法和技巧的选择与运用(刘艳丽、杨自俭2002:20-24)。故笔者认为,对于原文文本中文化预设信息的翻译处理,译者应在正确解读原文中的文化预设的基础上,在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指导下,选取恰当的翻译方法。我们提出具体可采用加注法、增词法(又称增益法)或替代法等三种可选策略,从而避免误译、错译,尽量缩短两种语言文化间的距离。这三种方法,一方面能体现对不同语言文化的尊重,充分发挥异化和归化这两种翻译策略的优势和作用;另一方面还能消除由于缺乏对原文文化预设的理解而造成的障碍,真正让译文成为传播文化的有效媒介,以达到最佳的翻译效果。下面我们将在考虑语用预设因素基础上,对它们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一一展开论述。

3.1 直译加注法

人类作为整体而言,有大体相同的感知能力、思维能力;面对自然环境,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尽管语言各异,但表达的思想总是同多于异。因此,在很多情况下直译的方法可以保留原文的预设信息和预设关系,可以保存原文的表达方法,达到与原文近似的语言效果。从预设角度看,如果原文的预设信息能够被目的语读者共享,则可以直译;但是,如果译者认为直译会造成译文读者理解困难,但又不想放弃直译方法,补救的办法则是增加注解(文内或文外)。直译加注法有助于保留原文的预设关系,“能较好地体现原作者的艺术动机和原著的美学价值,同时可以利用注释相对不受空间限制的特点,较详细地介绍有关的出发文化的知识”(王东风2000:248)。例如:

例(2)原文:“星河欲转千帆舞”(李清照《渔家傲·记梦》)。

译文:A thousand sails dance in the fading Milky Way.(转引自谢天振1999:187-189)

美国译者的这一译文把“星河”归化为“The Milky Way”,原词所赖以想象的根据发生了变化,再现的画面难以体现如词人以浪漫主义手笔绘就的一幅神奇瑰丽的梦境:一片辽阔迷茫的海天,云雾翻卷如波涛;银河流转,那一颗颗璀璨的明星就像无数张船帆徜徉在起伏的河水之中。许渊冲教授把该句诗译为:The Silver River fades, sails on sails dance on high。这样就把原文中“星河”的文化预设信息直接传递了过去,异化为“The Silver River(银河)”,原文中富有艺术想象的画面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艺术效果好了许多。为了使目的语读者在读到“The Silver River”时不至于感到陌生和困惑,许教授采用文外加注的方法,指出这是中国人对“The Milky Way”的称呼，以此说明文中缺省的文化语用预设信息。这样,既保留原文的民族文化色彩,又可将源语中具有独特文化意味的表达方式介绍给目的语读者,使目的语读者更多地了解并接受源语文化。再如:

例(3)原文:“他一开口说,把我吓一跳,原来开宗明义是讲男女的事儿,我说这是四旧。”(阿城《棋王》)

译文:“Once he started explaining, I had quite a shock. It started off with an opening statement that it was about sex. I said that it was one of the four olds*.” (by W.J.F.Jenner)

*“old ideas, old culture, old customs and old habits” —all target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此例原文中的“四旧”乃是中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有的现象,具有浓厚的地方政治色彩和时代色彩,Jenner把“四旧”直接异化译成了“four olds”,这样源语中的文化预设得到了保留,但是目的语读者对“four olds”的意思仍不甚明白,于是,Jenner在译文后又采取了加注的方法。

直译加注法的优点是,一方面可以利用注释向译文读者介绍原文中涉及的文化背景知识,如历史典故、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以帮助他们理解与此直接关联的原文意义;另一方面,还有利于向目的语读者传播源语文化,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但是,就预设的处理效果而言,读者可能会因为处理预设的时间差延长,思路被打断,令阅读不畅(蔡平2007:114-117),因此,在使用加注时应当谨慎,适度为宜。

3.2 增词法

“预设的一个特点是节省时间,因无须提供语言双方的共享信息”(Fawcett 2000:120)。原作者在组织语篇的过程中,可以进入语篇信息流的事实或事态是海量的,但事实上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所有的信息都以断言的方式编排到信息流中,否则,语篇就会变得繁冗不堪,甚至令人不可卒读。故此,原作者为了取得语篇简洁和表达经济的效果,可根据自己的假设将读者已了解或被认为是没有异议的信息处理为预设信息(朱永生、苗兴伟2000:25-31)。因此,在一个注释三五个词就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尤其是原文中包含许多带有文化色彩浓厚的语用预设信息而且不易为译文读者所理解的词语时,我们不妨用增词法来处理原文中的文化语用预设信息。请看下例:

例(4)原文:“有眼无珠腹内空,荷花出水喜相逢。梧桐叶落分离别,恩爱夫妻不到冬”。(《红楼梦》第二十二回)

译文:My eyes cannot see and I’m hollow inside

When the lotuses surface, I’ll be your side.

When the autumn leaves fall I shall bid you adieu

For our marriage must end when the summer is through.

Jia Zheng thought that the answer must be a bamboo wife, as they call those wick work cylinders which are put between the bedclothes in summertime to make them cooler.(霍克斯译)

原文是《红楼梦》描写猜灯谜的场景时宝钗给的耐人寻味的灯谜。谜底“竹夫人”是一种圆柱形篾织器物,四周有孔,过去人们夏天睡觉时常抱着取凉,戏称为“夫人”。贾府上下都熟悉“竹夫人”,此乃宝钗灯谜的预设前提。他种文化成员因没有关于这种器物的经验,就难以理解该器物所关联的文化含义,即缺乏相应的语用前提。因此,不能只按谜面意思直译,必须补上缺失的语用预设信息,让受话人明白“竹夫人”的实际意思。霍克斯的译文增补了原文没有的关于竹夫人形状的描述,增补了目的语文化中不存在的相应文化语用预设信息,从而保证源语和目的语之间语用预设的对称,使目的语读者也能认识到竹夫人是宝钗命运的不详之兆(吕世生2003:104-107)。再如:

例(5)原文:迁仓米巷,余颜其卧楼曰宾香阁,盖以芸名而取如宾意也。(沈复《浮生六记》)

译文:After we had moved to Tsangmi Alley, I called our bedroom the “Tower of My Guest’s Fragrance,” with a reference to Yun’s name, and to the story of Liang Hung and Meng Kuang who, as husband and wife, were always courteous to each other “like guests.”(林语堂译)

历史上梁鸿与孟光夫妻俩“相敬如宾”的故事在我国家喻户晓,因此,中国读者看到“如宾”二字时,自然而然地会联想到这个典故。但西方读者中很少有人了解这一独特的文化预设信息,译者在文中采取增词法加以简洁的解释,一则使原文隐含的文化预设信息更为明显,二则也向西方读者介绍了我国的传统文化。

增词法的优点在于能使读者迅速建立语篇连贯,阅读的兴奋惯性不会受到影响。缺点是文内可用于介绍文化背景知识的空间有限,如运用不当则可能造成译文膨胀;再者,原文的艺术表现方式在译文中有所变异,文化预设信息隐形的含蓄容易被译者肆意显化,可能对原文含蓄的审美效果造成破坏。因此,如果介绍相关文化信息所涉及的词句较多,则最好不要使用增词法,以免使原作者所期待的文章的含蓄美和经济性被译者破坏殆尽(王东风2000:248)。

3.3 替代法

不同民族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各异,语言作为文化和思维的反映,表达方式也因此千差万别。语用预设因民族语言文化不同而异,对一种语言文化的人来说某些信息是不言而喻的预设,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则可能并不存在,这就给翻译带来大量的难题(蔡平2007:114-117)。因此,在跨文化翻译过程中,“如果预设信息得不到共享,那就需要采取平衡措施”(Fawcett 2000:121)。也就是说,译者要根据自己的判断对原文中的预设信息进行处理,使之适合目的语读者的需要。在翻译实践中还有一种常用的处理文化语用预设的方法,即替代法。譬如:

例(6)原文:春光在眼前,奈玉人不见。(《西厢记》)

译文:With beauties of the spring in view,

It grieves me not to see her face of rosy hue.(许渊冲译)

原文中的“玉人不见”被许渊冲先生译为“It grieves me not to see her face of rosy hue.”,融合了中西方文化中不同的意象,堪称妙译。美人在中国文化中被比作玉人,形容其如美玉无暇,但是西方文化则将美人比作艳丽的玫瑰。用“玫瑰的艳丽”来代替“玉人”是一种归化的译法,利用两种文化中不同的比喻互相转换,通过丰富的联想,从而得到一种审美共识。再如:

例(7)原文:If you are expecting the stork to visit your home this year and he has to come by way of Royce city, he will have to bring a check-book to pay his bill before delivery.

译文:如尊夫人有喜,要来罗伊斯城留产,请备足款项交费,才能接生。特此通告。(王宗炎译《光荣与梦想》)(戈玲玲2002:42-44)

本例出自美国现代史“The Glory and The Dream”,对原文的理解关键在于如何理解“stork”的内涵。根据英国民间传说,婴孩是由鹳鹤“stork”带来的。王宗炎先生巧妙地采用归化策略在译文中用汉语文化中“有喜”这一对“怀孕”的委婉说法来代替译文“stork to visit your home”这一源语中的文化预设信息,使之更易为目的语读者所理解。

4. 结语

预设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思维和文化现象,涉及因素很多,是翻译实践中不可忽视的内容。从文化预设的角度对跨文化翻译活动进行分析,可以准确解读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信息。Hall(1976/1977:16)说过,“人类生活中还没有哪一方面是不受文化的影响、不被文化所改变的”,语言和翻译都是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也就必然受文化的影响、被文化所改变(王东风1998:6-9)。而“预设”是一种较复杂的语言现象,通常包含更多的文化内涵,受文化因素的制约更为明显,因此会极大地影响翻译这一特殊的言语活动。

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可归结为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文化预设的差异,因此处理起来难度更大。译者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要努力帮助交流双方消除文化差距,增进交流双方对对方文化的理解和尊重。“翻译的过程是正确理解原文和创造性地用一种语言再现原文的过程”(Gutt 1999:73),因此,在翻译中,应准确把握源语的文化预设信息,在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指导下,依据具体情况选择最合适的翻译方法,对源语文化预设信息进行处理。无论是采用加注法、增益法还是替代法,我们都应尽量为再现原作者意义和意图找到最佳的平衡点,从而忠实体现原文的预设信息,提高翻译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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