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颂歌》的体裁界定及其理论阐释

2010-04-06 00:45王永桦
大庆师范学院学报 2010年5期
关键词:颂歌大庆油田史诗

王永桦,李 枫

(大庆师范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712)

大庆师范学院师生于2007年创作了一部集音乐、诗歌、舞蹈和歌曲于一体的大型文艺作品《创业颂歌》。文本由五幕构成,主体为26首经典歌曲和大型舞蹈,辅之以多媒体大屏幕手段,幕间穿插完整的诗朗诵。三年来,这部原创作品每次演出都引起强烈反响,好评如潮。经过数次改编锤炼,文本日臻成熟。创作初期在对其体裁进行界定时,主创人员治学严谨求实,经过反复研究,暂定为“音乐舞蹈组歌”。对此,笔者用两年多的时间,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进行了研究考证,最终厘定其2009年版的定稿体裁为“音乐舞蹈史诗”。

组歌是一种音乐体裁,指题材相同、内容有联系的一组(几首)歌曲,著名的有《长征组歌》。史诗内涵则要丰富得多,“作为一种文体,史诗指的是诗歌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即反映某一民族重大事件、充满英雄激情的大型民间叙事作品”[1],同时,它又是一个美学概念,“作为美学概念,史诗所指的对象要广泛得多”[1]。某一民族特有的具有题材宏大、结构复杂、英雄叙事等主要特征的长篇叙事作品,可称为史诗或史诗性。本文将《创业颂歌》置于文学、谱系学和美学的文化语境中,对其史诗性进行解读和阐述。

一、现实主义视阈下的民族集体话语的历史表达

王先霈说:“史诗性作品是民族和时代的艺术纪念碑。”[1]黑格尔认为,只能有民族史诗,不能有世界史诗或全人类史诗[2]132。以上两位著名学者的论断说明,民族性是史诗性作品的独特话语修辞和美学品格。即考察一部作品的主题是否具有史诗性,首先应考察其是否对民族固定的话语意义即集体话语实现了表达和呈现。具体而言,史诗要求作品观照本民族重大的社会生活,再现本民族所经历的与其他民族不同的历史道路,诠释本民族独有的政治观、历史观、道德观和人生观,塑造民族英雄,描写本民族所在地域特有的自然景物和风俗习惯,对民族世代的居住地形成了完整稳定的情结。按照以上的品质规定考察《创业颂歌》,《创业颂歌》具备了这些基本元素。首先,作品表现的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大庆油田开发建设。这一事件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时,全国石油的自给率不足一半,1959年松嫩平原发现油田,接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开始了。1963年中国石油基本实现自给,由此,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得到根本提升。《创业颂歌》全景展示了这场重大社会实践活动,也充分诠释了这场活动的民族性。活动的文化积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和艰苦奋斗精神,按照当时的经济基础、科技水平和设备条件,理论上并不具备开发大油田的条件,但石油工人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发挥主观能动性,终于使这场重大社会实践活动获得成功。活动的政治理论支撑是“通过大学《实践论》和《矛盾论》,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研究、解决建设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3],进入新时期、开始二次创业以后,继续践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些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活动的精神内质和形成的文化理念是“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爱国、求实、创业、奉献精神。上述精神品质都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和特有的话语,也是文本叙事的主体话语甚至唯一话语,即使第三、第四幕展现多元文化语境中改革开放的大庆社会生活时,这一话语也没有弱化。

其次,《创业颂歌》塑造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岸形象。作为体裁意义的史诗,它的主人公规定为民族英雄,他们集中了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是民族的象征。《创业颂歌》集中塑造了两个个体形象——铁人王进喜和新时期铁人王启民,第二幕中的歌曲《王进喜》和第四幕中的歌曲《新老铁人对话》以典型化的方法对两个形象进行了集中刻画。这两个形象在我国的音乐舞蹈史诗创作史上具有创新意义,它突破了以往音乐舞蹈史诗英雄群像的基本人物模式,成为我国的音乐舞蹈史诗创作首批被观照的个体英雄形象。作为个体形象的拓展和补充,文本还塑造了石油工人的英雄群像。这些形象以爱国、自强、团结,乐观,胸怀全局,无私奉献为内涵,其精神风貌、性格特征及伦理行为体现了崇高的价值取向和美学特征,是传统文化话语和社会主义时代话语的统一,突出了工人阶级作为肯定历史发展趋势的先进社会力量的本质属性。他们所表征的政治、文化、伦理、道德倾向,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烙印,表现出和其他民族伦理道德观念的迥异性。

《创业颂歌》的民族性不仅体现在主题、人物形象层面,还体现在舞美、音乐等表现手段的选择上。文本选用了大量富于特征性的意象,这些意象在形式上对主体起到了基本的衬托和象征作用外,在内容上、意蕴上增强了地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文本中的“青天”、“荒原”和“风雪”是大庆油田的特征性景物,也是带来石油工人艰苦生活的自然因素,它们是石油会战活动的见证,进而成为石油工人艰苦奋斗精神和胸怀开阔的象征。“钻塔”、“钻机”是石油生产的专用设备,“干打垒”是大庆油田创业初期因地制宜建造的简陋住房,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这三个名词早已演化成石油工人和大庆油田的主体性命名。“星星”、“月光”、“红柳”,不是北方特有的景物,但它们是北方原始文化的核心——萨满教自然崇拜和生命崇拜的对象,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意蕴,它们象征生命的顽强、兴旺。大庆油田开发以后,这组原始意象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进入大庆文学艺术作品,成为石油工人战天斗地的顽强毅力与石油事业兴旺发达的标记。“篝火”则既是萨满教原始崇拜的对象,又是石油工人会战初期围着篝火取暖的生产设施,所以,它具有传统文化和时代文化的双重寓意。以上这些意象符号在一个共时性的文本空间里缔结成一种新型的语境关系,建立起一种新的意义和价值指向,与其他艺术符号互补,共同突出了《创业颂歌》的民族性。

大庆油田历史第一次以音乐舞蹈史诗的形式进行演绎,而且人物形象都以轮廓式呈现,但接受主体接受时并没有隔膜之感,这主要是因为作者的创作和接受主体的接受是在民族集体话语中进行的。由于民族集体话语在人们文化心理中积淀深厚,其内涵、表述手段以至风格早已在接受主体心目中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理解图式,《创业颂歌》与历史高度契合,实现了民族集体话语的表达,便形成了和接受主体交流的通道,在实现作品民族性的同时,也在建构的意义上强化了接受主体对民族集体话语固定意义的进一步理解和认同。

二、谱系学视阈下权力话语的合理性阐释

史诗的概念明确其内容为“反映某一民族重大事件”,但“反映”的功能是什么,终极目的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没有给予明确回答。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探究没有必要,而是需要借助另一理论——谱系学来深层次完成。按照谱系学理论,史诗的深层次社会功能就是建构族群的权威话语和证明其合理性。万建中说:史诗“在追溯人类社会或某一个族群历史起源的时候,也同时把世俗权威和世俗权力诞生的基础追溯到创世和初始时间”[4]。《创业颂歌》便是关于大庆油田起源的叙事。首先,它把大庆油田的家族世系追溯到初始,即20世纪50年代末。面对经济建设、军事形势和社会生活急需石油能源,而我国石油却主要依赖进口的严峻局面,国家权力机构决断在东北松嫩平原探测开发油田,于是,“十三路石油大军、三万多转业官兵和三十七个石油厂矿的将士”(《创业颂歌》串词)奔赴东北,开始了艰苦创业的伟大社会实践。同时,《创业颂歌》把历史的权力话语追溯到谱系的源头,即五十年来各个层面的历史话语对大庆油田评价概括而成的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在作品中呈现为主题。

其次,《创业颂歌》诠释证明了历史权力话语的合理性。《创业颂歌》通过历史过程的再现和作者的阐释,使接受主体重温了五十年的创业历程,重新审视了历史权力话语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当接受主体看到石油工人群像时,就会评价判断其与自己的价值认同、审美预期是否一致,当他们接受了舞台上石油工人演绎的历史权力话语即政治观、道德观和人生观等信息时,他们就会将50年的创业目标、过程、作用和创业主体的行为与现在的社会、生活、人生联系在一起,进行理解和审视。最终,得出一个整体判断。每场演出受到热烈欢迎,就体现了接受主体对铁人精神和大庆精神的理解和认同,体现了他们对赞誉大庆油田为共和国长子的权力话语合理性的理解。“著名史诗理论家劳里·航柯从文化功能的角度阐述了史诗的一般性质,认为史诗是表达认同的故事,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功能,它才作为文化群体自我辨识的寄托而成为超级叙事。”[5]《创业颂歌》作为史诗也承载着这样的历史使命,它自觉表达民族的集体话语,力求通过艺术形象,彰显自己的创作姿态和价值立场。因此,《创业颂歌》在追溯时,不是客观地叙述和冷静地分析,而是以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姿态,为接受主体展示了一幅幅辉煌的历史画面。这种带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的叙事表明,活动主体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这种胜利的过程与结果是和权力话语一致的,说明权力话语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合理合法的,由此实现了接受主体对权力话语的认可和精神诉求。接受主体对权力话语的文化判断和选择不仅表现在历史观上,还表现在表达方式的选择上。以大庆油田创业生活为题材的电影《创业》公映以后,由于它的史诗性表达,它理所当然地成为该领域该体裁的史诗;又由于它的史诗性地位和作用,相同题材的电影《铁人》上映后就受到诸多诟病,原因是《铁人》中介入了一定后现代元素,背离了史诗的审美原则。大庆作家王立纯的小说《月亮上的篝火》受到大庆油田批评家的责问,主要原因也是作者没有进行史诗性建构。“民族—国家的认同需要建构神圣的历史,史诗是满足此种建构最好的体裁文本,也就是说史诗是这一历史合适样式。”[4]一定的历史产生一定的文学,需要一定的文学样式,接受主体已认可史诗作为理解大庆石油人生存的世界的一种方式,他们力图通过史诗为族群的历史给出一种意义和一种神圣性的阐释。

再次,《创业颂歌》阐述了权威话语的当代意义。史诗与其他体裁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神圣性;神圣性,使史诗可以为当代社会所利用。《创业颂歌》讲述的历史和和讲述历史的方式中虽然包含了艺术虚构的成分,但它从历史本质和艺术本质上建立了大庆油田最初五十年的社会秩序,并且得到了接受主体的认可。因此,后世人将不断地演唱或倾听。史诗作者“神圣的责任和目的就是让传下来的意识母体再传下去”[4],随着《创业颂歌》以各种媒介传播,它所传递的精神、理念将进一步固化,人们在一次次认同族群共同祖先——创业者们的精神需求中,血亲意识一次次得到巩固。

史诗权威话语的当代意义还表现在体裁上。王先霈认为:“放眼世界文学史、艺术史,各个民族的文学艺术在其中的地位,主要是由它们各自所有的史诗性作品所奠定的。要迅速地对一个民族的发展历程有所了解而又不致有太大的偏误,最近便的途径莫过于阅读这个民族的史诗。”[1]这些论述说明史诗在一个民族文学艺术创作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中国的文学艺术史上也产生过辉煌的史诗篇章,但当代文学艺术进入新时期以后,一些作家处于反拨“文革”中浮夸作风裹挟下的庸俗浪漫主义等思考和需要,提出了“拒绝崇高”、“远离英雄”等口号,在创作实践中也开始了“向内转”。这种做法客观上造成了对史诗消解。黑格尔在分析西方史诗衰落的原因时指出,其社会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与艺术、诗歌之间的敌对性和它所造成的作家艺术思维的内向性和观察领域的狭隘性[2]134。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史诗创作提供了土壤,改革开放的时代也是孕育并催生史诗的时代,艺术家可以并应该立足民族文艺的广阔视野,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史诗。但近三十年的文艺创作实绩表明,史诗的创作并不乐观。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创业颂歌》做出了积极地可贵的探索。它的诞生既体现了大庆油田艰苦创业历史的内在呼唤,也适应了民族文艺发展的本体规律需要,更是扭转当代史诗创作下滑的现状所必需。

三、美学视阈下全景式呈现的结构构建

以上从史诗的质的规定性方面探讨了《创业颂歌》的史诗性,但仅作质的定性分析还不能确定其史诗性,因为史诗性还有量的规定,只有把质的规定和量的规定结合起来考察,才有可能准确地把握《创业颂歌》的美学价值,才能判断本文的论点即界定其“史诗”是否具有科学性。史诗性对量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鸿篇巨制,长篇叙事作品全景式反映社会生活;二是结构立体复杂,手段多样,整体性效果突出。

首先,《创业颂歌》全景展示了大庆油田开发建设五十年来大庆的发展历程。这部作品舞台演出时间是70分钟,在舞台表演艺术中,当之无愧为鸿篇巨制。通过70分钟的表演,作品广泛地描写了大庆油田五十年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风尚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全方位展示了大庆人生活和大庆文化。在时间跨度上整整延展了五十年,比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表现的时间还长出22年。在空间跨度上,既涉及国际形势、西方国家,又以大庆油田为焦点,观照了国内东南西北中广阔的社会生活;在内容上,展现了20世纪60年代帝国主义经济封锁、边境地区战局紧张、经济建设面临石油紧缺困境、中国石油基本自给、改革开放、创建百年油田、大庆开发国外市场、走向国际化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宏伟场面,成为大庆文学艺术史上空前的长篇史诗。

作品的第一幕《挺进荒原》和第二幕《艰苦创业》集中展现了以创业文化为核心的大庆油田企业文化和60年代前后的会战生活。主要塑造了铁人王进喜、石油工人和家属工人的形象。生活场景广阔丰富,既能看见一望无际的雪原,也能听到北风的呼啸;既能看见石油工人顶风冒雪地奔赴打井劳动现场,又能听见家属工人建造干打垒的夯声;既能看见工人们围坐在篝火旁学“两论”,又能通过多媒体大屏幕如临井喷和铁人们勇跳泥浆池的感人场面。在这些场景中突显了大庆石油工人创造的“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文化形成过程和独特内涵,使接受主体强烈感受到那场石油会战生活的广阔、复杂和艰苦。音乐曲调既有苍凉深沉又有乐观豪迈,准确地表现了挺进荒原艰苦创业的历史画卷。第三幕《油田风景》和第四幕《丰碑永驻》表现了改革开放以后以创业文化为基础的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大庆城市文化。第三幕《油田风景》是当今石油人幸福多彩生活的写照。《青年志愿者》“是雷锋的好伙伴”,“是时代的新楷模”,昭示了新一代石油工人继承铁人精神,与时俱进,践行科学发展观,将中国石油工业推向世界的雄心壮志。第四幕《丰碑永驻》表现了现代石油人对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前辈创业者的缅怀和敬仰。《送你一朵小花》叙述的是女教师带领一群少女,手捧鲜花敬献到铁人雕像前的情景,表达了弘扬铁人精神、大庆精神的时代要求。《新老铁人对话》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尤其是演员的表演,堪称完美和经典,深情的对话,连接了两代石油人,浓缩了大庆油田开发建设五十年的历史。《创业颂歌》采用宏大叙事,展现了在大庆油田开发建设的重大历史事件中,整个民族动员起来,全社会成员集体参与并在集体活动中获得了新鲜体验的过程,主人公和作品都澎湃着其他情境难以具备的激情。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大庆油田开发建设为《创业颂歌》提供了最适宜的史诗情境。

其次,《创业颂歌》注重整体效果的营造和凸显,采用了立体庞大复杂的结构。《创业颂歌》由五幕构成,包括24首歌曲,18个舞蹈,27段音乐,130行、1700字的诗歌,26个大屏幕片段,196名演员的演出阵容,演出时间。作者对宏伟结构的把握处理,不是庞杂地堆积各种材料,而是作先消化理解,然后塑造成艺术形象。他们采用多个艺术视角,调动多种艺术手段,将多个人物,多个场面,错综的情节交叉配合,互相支撑,形成了完整统一的结构。台上和台下、演员现场表演和大屏幕展示、现代舞美、灯光和音响,多条线索交错发展,大开大阖,大起大落,形成了宏大的气势。这一完整宏大的结构,不仅实现了完整地叙述历史、表现时代的功能,而且充分满足了接受主体丰富多样的审美要求,并且为后人提供了了解大庆油田历史的百科全书。结构以人物命运、油田命运、民族命运和国家命运为主线,将纵横交错的艺术语言贯穿起来,使接受主体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大庆油田的生活,既能透视不同生活的侧面,欣赏不同风格的作品,又能获得统一完整的审美经验。由于作品结构的立体宏大,《创业颂歌》和其他史诗性作品一样,也具有粗粝豪放的特征。它并没有让接受主体止于精巧形式美细微的感受上,而是凝聚接受主体从宏观上把握整体,从气势和精神上感受北方文化和大庆文化特有的力与美、激情和奔放。虽然《创业颂歌》是粗粝的,它的串词语言和演唱的情感表达个别细节刻画都有未臻圆熟之处,但整体气势却挟有摄人心魄的巨大力量,这是因为作者从整体上认识了时代和社会本质,抓住了社会整体,表现了社会整体,并把这种整体性认识投射到作品中,使作品获得了史诗性。“美学意义上的史诗或史诗性,同崇高、同豪放和阳刚之美,有着密切的联系。”[1]《创业颂歌》宏大开阔的结构和整体性表现,准确地把握了作品的美学基调和情感旋律,从深层文化结构反映了大庆油田的发展历史和石油人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的稳固的心理特征,充分展示了石油人身上蕴含的民族精神,使接受主体自始至终沉浸于崇高感和豪放阳刚的艺术冲击中。《创业颂歌》成为大庆油田开发建设五十年历史的艺术缩影,但对历史的认识尚需提升到哲学的高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明确指出了史诗的不可复制和不可超越性”[4],如果《创业颂歌》可以界定为史诗的话,那么,尽管它现在还有不尽完美之处,但它在中国石油文艺史上和中国史诗史上的历史功绩都不可磨灭,因此,值得继续研究。同时,希望它在一代代石油艺术家的精心培育下,成为中国21世纪初史诗创作的精品。

[参考文献]

[1]王先霈.论史诗性[J].甘肃社会科学,1984(6).

[2]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M]. 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康世恩.大庆油田浸透了周总理的心血[EB/OL].http://news.sina.com.cn/c/2006-01-05/10538780374.shtml.

[4]万建中.史诗:“起源”的叙事及其社会功能[J].江西社会科学,2006(5).

[5]孟慧英.史诗与认同表达[J].民族文学研究,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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